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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專任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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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宏倫照片
汪宏倫照片
汪宏倫 研究員, 副所長
(WANG Horng-luen)
電話: 2652-5113
郵件: hlwang@gate.sinica.edu.tw
專長: 文化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社會理論、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東亞社會與現代性、方法論

研究自述

我的研究興趣與基本關懷，受到古典社會理論的啟發與影響，旨在探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並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思考關於價值與意義體系的問題。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文化社會學、歷史社會學與社會理論，同時也注重跨學科領域的對話。過去迄今的研究軌跡與成果，大致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說明：

一、深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研究：提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並探討東亞不同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關聯

民族主義被稱為是「現代社會的宗教」，影響的範圍與層面十分廣泛。我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出發，檢討反省民族主義的文獻，思考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聯，指出當前有關民族主義理論的不足。我發展出「全球觀點的制度論」作為較為完整的新分析架構，區分出「族群—文化」與「公民—領土」兩大制度場域，並針對其中所涉及的語言與文化的政治、護照與公民身份等議題分別做了相對應的個案研究，突顯出這個分析架構在分析現實案例時所能提出的洞見。 關於國族與認同，學界主流皆採不同版本的建構論（constructivism），而建構論的理論根源，則來自現象學。因此，我的制度論觀點後來發展成現象學的取徑，分別從制度、認知框架與情感結構三個層次探討民族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倫理學（參見汪宏倫、張可2018）。從台灣的案例出發，我的研究觸角逐步延伸到鄰近的中國與日本，並從微觀層次探討不同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互動過程。傳統的比較-歷史社會學，多半還是受限於「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傾向於把每個國家當成一個獨立的單位或個案，而比較研究的目的，則是透過瞭解每個個案之間的異同來歸納出最終的因果規律或法則。我的研究一方面與這個研究傳統對話，一方面則企圖超越之。我對台灣、日本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研究，除了比較異同的興趣外，更在於超越「方法論的國族主義」限制，分析彼此之間的互動關聯，並從中提煉出新的理論架構與問題意識。「東亞重層的怨恨結構」與「東亞現代性」便是兩個我在研究過程中提出的概念，嘗試捕捉民族主義伴隨著現代性在東亞開展時所呈現出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二、「社會是戰爭的延續」：把戰爭帶入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中

在處理台、日、中三個民族主義的互動關連時，我開始領略到，戰爭對於形塑這三個地區的現代歷史與社會發展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然而，當代社會理論與研究中，對戰爭卻缺乏足夠的關注。因此，我在主編的《戰爭與社會》一書中，仿效Theda Skocpol等人所編的名著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呼籲學界應該「把戰爭帶回來」，也就是把戰爭帶回社會學的研究中，確立「戰爭與社會」作為一個值得更多關注的研究領域，系統性地探討戰爭與現代社會形構（或現代性）之間的關聯。我引用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與傅柯（Michel Foucault），說明戰爭和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其實遠超過一般的想像。傅柯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命題，指出政治是戰爭的延續，我則是進一步演繹傅柯的命題，論證「社會是戰爭的延續」。我區分出「戰爭本身」（war itself）與「戰爭遺緒」（war legacies）兩個概念，作為思考戰爭與社會關係的基礎，並結合Judith Butler與Erving Goffman的理論概念，發展出「戰爭框架」（Frames of War）的概念，分析戰爭與戰爭遺緒如何形塑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我在研究中指出，戰爭是一種足以改變既有社會結構的歷史事件，而它所影響的結構，除了物質結構（例如徵兵動員、資源分配、領土劃分等），同時也包括心理上的認知結構，而這種結構，可以「戰爭框架」稱之。戰爭框架在戰爭之中被創造出來，但是它的影響可以持續到戰後，成為戰爭遺緒的一部分。我以當代的中國、日本與台灣作為例子，說明戰爭框架在這些社會中如何形成，從而影響到民族主義與國族政治。

三、如何和解共生？——集體記憶、轉型正義與「歷史認識問題」

我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都帶有強烈的負面情感，這些情感多半肇因於近代以來的戰爭與戰爭遺緒所導致的苦難與創傷記憶，成為彼此怨恨的來源，形成了「東亞怨恨的重層結構」。尤其1990年代後期以來，東亞各國民族主義氣氛高漲，相互衝突的情感、互不相容的歷史敘事與戰爭記憶，是造成這個區域緊張情勢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也從民族主義的研究，轉而探討歷史對話與和解共生的可能性。台灣社會內部的集體記憶衝突及轉型正義問題、兩岸之間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東亞各國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是我近年所關注的研究主題。除了呼籲「把戰爭帶回來」外，我也希望把戰爭的對立面——和平與和解——帶入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中。和戰爭一樣，當前的主流社會學界對和平這個問題並不甚關注，「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多半由國際關係學者所主導，探討的議題多集中在外交折衝、限武談判、安全體系等問題。然而，正如戰爭對社會影響深遠，和平也需要社會基礎，不能光靠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來解決，而需要公民社會（或Jeffrey Alexander所稱的民間領域[civil sphere]）的努力。如何將社會學的觀點，尤其是民間領域的理論，貢獻於和平與和解，將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而透過這樣的探究，我也希望能開展對規範性議題的討論，深化跨地域與跨領域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