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所

本所同仁近五年（2019-2023）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包括：經濟、政治、家庭、宗教、醫療、基本社會過程、學科發展史七個面向。

一、經濟
謝斐宇以台灣自行車業個案指出，以中小企業網絡為主的台灣經濟，平權的安排讓製造的知識與技術很容易擴散到不同的產業，並進一步發展出更多的技術，從而促成產業的轉型與升級。與此有關的是政府設立的組織（如金屬研究中心）研議產業標準，創造產品輸出的有利環境，並且促成技術的升級。謝斐宇細緻地標明網絡式組織的特性、國家設立的機構的運作，以及兩者間特殊的互動，構成了所謂的「另類發展模式」。在民營大型企業方面，李宗榮指出親屬在大型企業的內部股權控制、外部結盟，以及在市場開放時期的擴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服務業方面，張晉芬指出在醫療組織中性別影響了勞動過程、薪資收入與權力運作。

「國家與經濟的關係」是本所同仁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李宗榮指出從戰前到戰後，國家都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如國家官僚主導各種經濟決策與活動（如形塑了市場），以及國有事業占了很高比例等。國家的關鍵角色，同時導致企業菁英核心圈由官僚或者具有政治聯繫的企業菁英所組成。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在1990年代之後有了重大變化：國家逐漸退位。再者，政府資助科技學習與發展，但與其他國家（如南韓）有別。最後，大型企業也會透過政治獻金來企圖影響政府，以及規模越大的企業、家族控制的集團企業、企業家族地位越高，越傾向於提供政治獻金。

經濟活動帶來了各種後果，其中一個是階層化。林宗弘指出1990年後因為產業升級、資本外移與兩岸自由貿易等，擴大了勞資間以及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間的所得差距，兩個階層的投票行為從而有別，一般來說，勞方投給民進黨，資方投給國民黨。對照之下，中國則是戶口、單位與幹部職位等因素形塑社會不平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擴張並未減緩階級的不平等，反而帶來新的階級篩選，公／私校與技術學院水平分化成為主軸。

工業災害是另一個經濟活動的後果。在曠日廢時的台灣RCA職業災害案中，彭保羅指出「公共衛生學論證」與「受害者身體經驗」不同的「證據力」，以及「法院的因果推論」與「統計上的相關因果關係」應如何連結等問題。彭保羅結合傳統的工業社會學和「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以工業災害的研究呈現公共爭議中的知識邏輯與倫理依據，並且進一步延伸到環境動員與人類世的地緣政治，探究台灣空氣污染的中國因素、越南的台塑河靜煉鋼廠、太魯閣亞洲水泥案與台灣天然災害關鍵區等案例。

兩岸資本主義發展史是本所經濟方面研究的另一個亮點。本所同仁進行了「奇蹟典範」vs 「衰退典範」的辯論。李宗榮、林宗弘主編的《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指出台灣經濟從1990年代以來逐漸衰退，由「奇蹟典範」轉變為「衰退典範」，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的角色超過中小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力。謝國雄則指出，應該探討的重點不僅是企業大小規模相對變化，而是背後的意義，如創造價值的所在、利潤發生的所在、利潤分享的機制、資本再生產與積累的模式、就業成長的模式、技術養成與傳遞的機制等。謝國雄借鏡調節學派對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研究成果發展出來的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與調節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觀點，以「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來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特徵與變遷。

至於戰後六十多年來，專業經理人的資本主義未能取代家族資本主義，原因何在？李宗榮發現台灣家族資本主義持續的原因之一是威權體制帶來的侍從主義（政商合作與獨厚大家族）。

台商西進中國，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重要一章。吳介民結合對台商與中國發展的長期研究，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Rival Partners: How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Guangdong Officials Forged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以全球價值鏈的空間再部署，重新解釋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台資與台商的角色。吳介民分析長達四十年的中國加工出口模式發展，有助於國際學術界重視台商與台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在分析架構上，從國際連結切入，藉由全球價值鏈理論，分析台商扮演的中間人角色，尤其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將資本、技術、組織和市場通路引入中國沿海，協助建構廣東模式（加工出口工業化），廣東模式又逐漸擴展到其他沿海地區（例如蘇州和昆山）和內陸地區（例如鄭州和重慶）。

在上述有關台灣資本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之上，比較與整合兩岸的資本主義發展，成為本所深化本土研究、進軍國際學界的立基。這也是切入「當代台灣資本主義的性質」的策略點，有助於我們回答「當代台灣資本主義與過去有何異同」。

二、政治

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粗略分為「國家的客觀面向」、「國家的主觀面向」與「世代政治」。

（一）國家的客觀面向

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上，吳介民發現「太陽花占領運動」呈現青年世代政治的興起與公民社會的轉化和角色，湯志傑則從較長時段的冷戰格局來考察。外部力量也影響了台灣公民社會，如吳介民指出中國因素的在地協力網絡。

陳志柔、吳介民、林宗弘的中國研究，都有助於彰顯「中國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學」。陳志柔透過集體抗爭來理解中國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聚焦於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眾多集體抗議事件。抗議活動給專制政府帶來了不確定性，中國政府因此建立、加強並協調多個解決爭端的機構和機制，企圖管理社會衝突和抗議活動。中國國家對集體抗爭的反應因人、事、地而異，地方政府面對集體抗爭，既要服膺中央權威又要達成有效治理，結果通常是快速弭平抗爭，卻犧牲弱勢團體，社會抗爭也無法制度化。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分析中國對台灣及世界各地影響力的施作機制；林宗弘描繪2000年後的台灣與中國的政治機會結構如何形塑資本流動，他們都針對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運作，進行個案研究及台灣民眾態度的調查分析。

在「國家與族群的關係」上，柯志明指出十八世紀中葉，清廷發展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來處理原漢關係，並給予平埔族地權，以酬庸其貢獻。番通事的設立，結合清廷的協力菁英與社內的地方頭人，由合而分，形成敵對派系，最終導致岸里社的瓦解。經過長時間的耕耘，柯志明進一步探討三層制下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指出「經」（三層制）與「權」（利用漳泉客分類矛盾來分化漢人社會）的辯證關係：從「兼用經權」到「以權害經」（民間武力坐大危及三層制）。

面對當代，王甫昌追溯了台灣社會由「省籍意識」轉變成「四大族群」的過程。原來相當鞏固的「省籍區分」，1970年代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而出現挑戰，1980年代出現黨外的挑戰團體，質疑「中國中心」的國家想像與制度安排，1980年代以來則浮現了「四大族群平等」概念。王甫昌從社會運動的角度釐清「族群」這個類別形成的社會過程與後果，細究各個人群邁向「族群」的過程，如外省人是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客家人由「文化」、「地域」到「族群」，而福佬人由「台灣人」到「福佬人」。

從長時段來考察「族群」在台灣社會的發展，是本所的獨特貢獻。

在「國家與教育的關係」上，黃庭康探討華校改革、考試制度、僑生政策、「學術取向」等各種教育議題，從比較的觀點（如香港、新加坡、台灣）檢視西方教育社會學的各種論點（如未考慮族群因素的霸權理論、以主權國家為預設、國家與教育的單向關係等）。

最後，在「國家與災難的關係」上，林宗弘的研究發現：民主與強大的國家交互作用有助於防災。

（二）國家的主觀面向

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發展與變遷是本所的核心議題，更寬廣地說，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是在探討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與集體心態。

蕭阿勤探討釣魚台主權問題，發現知識分子在「領土民族主義」的行動有其特徵，如擅長召喚過去與架構集體記憶，成為領土爭端中不易妥協的民間力量，而這受到知識分子生命史進入老年期，以及台灣政治本土化與中國崛起的觸發。汪宏倫透過比較的觀點來考察台灣、中國與日本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指出戰爭在東亞民族主義中的角色，另一方面發展出「制度─認識框架─情感結構」的架構來解讀東亞的民族主義。汪宏倫強調情感、意義與價值對社會行動的影響，研究聚焦於東亞各國交錯的民族主義當中最複雜難解的「歷史認識問題」，也就是各國的歷史記憶與歷史教科書敘事相互衝突，造成彼此刺激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此外，從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教材編寫計畫，闡明這個共同歷史教材的可能貢獻與局限。

汪宏倫從歷史社會學與記憶研究的角度，探討了所謂「轉型正義」的概念及社會基礎，並對其在台灣的適用性提出批判性分析，指出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政治轉化（political transformation）之「關鍵時刻」尚未到來，但當前的轉型正義論述卻企圖以新的國族後設敘事來取代舊的，恐將造成新的扭曲與不正義，累積新的怨恨。尤有甚者，台灣正面臨深刻的「存在危機」，現行的轉型正義是否有助於台灣社會面對這個存在危機，需要納入考慮。

（三）世代、敘事與記憶

蕭阿勤聚焦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初期發展，分析戰後世代在1970年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角色，以及對後來歷史變遷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1970年代的青年世代，包括文化界人士、鄉土文學作家與支持者、黨外新生代，對後來的政治與文化本土化、民族主義發展，深具影響。他們的政治投入、文學創作與歷史探索，對於激發本土意識、重塑國族認同有關鍵作用，開啟了歷史敘事與認同的變遷，為1980年代後的民族主義發展與民主化奠定基礎。蕭阿勤釐清世代概念與研究方法、世代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關係，以及敘事、認同、行動之間的關連，指出世代認同是屬於相同或相近年齡層的人們，以特定方式加以歷史敘事化的世代論述，是他們渴望有所行動時所建構且企圖給予本身力量的一種「賦能論述」（empowering discourse）。

三、家庭與青少年

鄭雁馨關注急速家庭變遷所帶來的現象，包括：低生育率、人口老化、晚婚晚育與多元家庭興起等議題，主要研究關懷是人口變遷過程中社會階層與性別的不平等；貢獻在於持續記錄後工業化台灣社會中家庭行為的社經與性別差異，以及多元家庭價值在過去數十年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演變。除了台灣本土家庭研究，國際比較研究也頗有成果。鄭雁馨的研究發現，隨著台灣社會發展與人口變遷，女性的社經地位不斷上升，年輕一代男女的家庭行為產生許多變化與多元化發展。傳統婚姻與家庭價值，在過去二三十年日趨開放，但在生育觀念方面轉變較少，年輕一代進入婚姻將面對更多調適，也可能為婚姻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不穩定。少子化問題必須探究文化因素，例如強調長幼階序的東亞儒家父權文化面對女性地位提升時顯得缺乏彈性，進一步導致婚育停滯與政策失靈。

在青少年研究方面，吳齊殷從家庭與學校來探討青少年發展歷程，發現同儕網絡是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與學業成就的關鍵因素。藉由貫時性（panel study）多時間點的長期追蹤資料，結合演化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描繪及詮釋青少年成長的歷程軌跡。從「靜態」到「動態」、從「個人」到「家庭」到「學校系統內外」，討論社會環境中的結構因素對青少年成長所帶來的影響效果與層次。其中，關於青少年間「霸凌」現象的理論觀點檢證，以「地位競爭」的理論概念，重新解釋發生在中等學校校園內、班級間的「霸凌」現象。

趙思怡的研究聚焦於家庭如何製造並複製不平等，以及這些不平等在不同社會階層與脈絡下的差異，研究議題包括家務勞動的性別不平等，工作、家庭、福祉與社會政策，以及跨世代的不平等。趙思怡的研究發現，婚姻制度裡根深蒂固的性別腳本會導致性別分工不平等。首先，在美國與英國的脈絡下，婚姻並沒有去制度化，同居也沒有與婚姻趨同。其次，經濟危機沒有使關係變糟，這與傳統家庭理論預測相反，但經濟的主觀指標——擔憂未來的經濟狀況——則會使關係變糟；這個研究結果拓展了家庭理論對長期、短期的經濟危機，以及主觀、客觀指標的反思與討論。此外，美國跨世代的不平等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顯示生命歷程轉換的機會與時機會影響個人政經地位與成就的取得，需要政策介入緩解不平等加劇的狀況。

四、宗教

楊弘任探究一貫道的核心教義與全球擴散，發現「五教同源」與「道不是教」的教義，可以被不同的信仰者進行「向心性邊界組裝」，例如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馬來西亞等實例。一反西方基督教東來的傳播過程，一貫道源自中國，在台灣先被禁止，合法化後積極向世界各地傳散。一貫道的例子可以深化對「皈依」與「不同文化間的連屬」機制和過程的理解。

齊偉先探究台灣民間宗教，發現隱藏在民間信仰實踐的「宗教品味」和「品味動員」可以發揮類似儀式實踐的作用。宗教治理上，民間信仰的發展鑲嵌在政治、軍事、經濟之中，而地方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民間公共性往往鑲嵌於民間信仰實踐中，包括地方利益的競合及地方社會關係網絡的運作，不同於現代國家治理所推動的現代市民公共性，以及民間宗教的「地方公眾觀」不同於現代公民社會中的慈善觀。這些研究都指向台灣民間信仰相較於西方宗教的特殊性。齊偉先的進香網絡研究也指出，北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只有在下半年才是進香的中心，反駁了一般的常識。

湯志傑研究華人宗教「世俗化」的發展，除了檢討並具體建議如何重新概念化世俗化，同時依照世俗化涉及功能分化的社會情境下，宗教與社會互相觀察的觀點，探討在唐宋變革後的華人社會裡，宗教所經歷的世俗化發展，繼而與西方比較，點出華人民間宗教發展出在俗世過宗教生活，是世界史上首見的突破。湯志傑以交互比較的方法將西方個案化，不但有助於概念與理論的精進，也可更準確且貼切地了解華人社會的過往。

五、醫療與社會

關於2020-22年期間COVID-19疫情的醫療與社會過程，多位同仁及研究小組參與不同的相關研究計畫並有顯著貢獻。蔡友月參與主編專書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lobal Pandemic。曾凡慈研究政府的疫情治理與民眾的主觀經驗。傅仰止、李宣緯、江彥生使用線上調查和接觸日記，呈現基於接觸的社交網絡研究方法如何幫助找出疫情期間社交互動的精確變化。林宗弘結合 疫情的傳播，討論國家因應資訊戰的韌性以及防疫的關係。謝斐宇研究疫情期間台灣中小企業的口罩生產鏈如何因應緊急需求。陳志柔利用社會意向調查，呈現疫情對收入變化、心理健康的社會影響。

蔡友月專書呈現了COVID-19疫情帶來的衝擊，影響涵蓋了全球的科學、醫療、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各面向，凸顯跨國治理機構的無能，加劇地緣政治張力，並且強化民族國家的統治原則與權力。研究帶入「生物民族主義」的概念，藉由歷史文獻、政府機構檔案、媒體論述、訪談與大型量化調查等二手資料，探討台灣如何利用防疫優異的表現，打造生物民族主義的國家治理模式。另外，蔡友月以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為例，指出「基因科技與論述」和「人群分類與認同政治」兼具內滲（四大族群分類對於基因科技與論述的影響）與外溢（基因科技與論述影響行動者）的特質，如原住民族會在特定脈絡下運用基因論述來捍衛自身利益。    

曾凡慈主要研究兒童時期的正常性治理，例如學齡人口中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盛行的現象（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以及嬰幼兒發展的母職實作。研究聚焦在兒童的「發展遲緩」與「過動症」的發展歷史，透過兒童精神醫學專業、藥廠、藥物、老師、家長團體、其他醫療專業（如復健、中醫）等不同行動者彼此的互動，來理解兒童的「正常/異常」如何被建構出來，以及被判定為「異常」的兒童如何被處理。在醫療社會學中的關鍵課題「醫療化」（medicalization）上，曾凡慈以台灣為個案，做出可以和國際學界對話的研究成果。

齊偉先與其他領域學者合作，以建制民族誌的取徑，呈現現代醫療的價值基礎與變遷，研究聚焦於醫院中醫療績效主義、此體制運作內部所產生的矛盾及階級再製等問題。齊偉先也發現建制民族誌的限制，其實來自在理論概念及方法立場帶有西方社會脈絡的特殊預設。

六、社會過程與社會網絡

在微觀的基本社會過程上，社會網絡是本所同仁關注的焦點。傅仰止聚焦於「接觸導向」的社會網絡分析，發現隨著社會互動大量藉助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當代社會連結的瞬間、動態特徵愈趨明顯。新興的社會互動及連結型態複雜而多變，原有「關係導向」的社會網絡分析難以全面、精確且即時地掌握其中細緻變異。相對而言，「接觸導向」的取向有助於掌握這種變化。傅仰止的研究方法包括搜集和分析線上社會互動的結構，如「臉書」互動紀錄，也根據接觸日記資料出版研究成果，這些工作能夠更全面地探索線上線下的個人網絡結構和動態。傅仰止的研究貢獻一方面將社會行動的元素從個人或網絡往下細分到聯繫、接觸，細緻地探討每一筆人際接觸如何隨著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因素而產生細微變異，另一方面則藉由國家社會體制、歷史背景特色等鉅視觀點，詮釋微觀層次的個人變異。

江彥生的研究拓寬並深化Georg Simmel「三角互動」的概念，這是一種重新詮釋人類社會性的方法，呈現個體如何根據對另外兩者關係的理解來調整自己的態度、行為或關係。江彥生運用實驗和計算方法研究微觀的基本社會過程，如利他、公平感對不平等的認知等，檢視三個可能的機制：互動規則、聲譽與關係，以及社會網絡（利群行為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來傳播的，或是因為「物以類聚」）。此外，運用三角視角架構，研究認知社會網絡、群體間關係、社會等級和犯罪行為等主題，檢視從個人到組織、再到國家的實體如何相互連接，社會行動在這個複雜的偶然性網絡上如何展開。

李宣緯透過數理模型來模擬與掌握網絡的動態發展和利他行為，包括：社會網絡理論與分析、演化賽局中的社會困境與合作、社會流行病學、計算社會科學等領域。透過形式化的模型假設、數學與統計分析、電腦模擬，呈現網絡節點狀態以及網絡拓樸結構改變的主要機制，將各種模式轉化成可計算的數據，並試圖預測網絡演化的未來。李宣緯聚焦於社群媒體上三角形閉合的實際發生過程，在社會網絡理論中扮演「橋樑」節點的特性，以及建立連結的人口統計與線上行為等原因，提供了實證上的貢獻。李宣緯和傅仰止等人，研究Facebook的間接聯繫人如何從用戶的角度轉變為直接聯繫人的機制，例如多層次事件歷史分析確定了中心人、一度聯繫人和二度聯繫人的幾種在線行為和網絡特徵，作為從間接聯繫轉變為直接聯繫的關鍵因素。

在宏觀的基本社會過程上，湯志傑認為「文明化」的過程，除了必須反思「文明化」的語意發展之外，更需要同時含括國家與社會分化形式，才能準確理解「暴力」在文明化中的角色。湯志傑透過系統論，以長期歷史為焦點，來探究文明化的過程。

七、學科發展

本所同仁在社會學的學科發展上，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上，柯志明指出戰後台灣社會學門的社會變遷研究的歷史轉向經歷了兩個斷裂，一是與本土社會變遷研究社群的斷裂，造成人類學漢人社會的歷史研究主導台灣社會變遷研究多年，二是與國際社會變遷研究社群斷裂，造成台灣社會變遷研究與國際學界的歷史轉向「脫鈎」。針對台灣社會變遷「歷史化不足」與「整體化過度」，柯志明呼籲要讓「結構與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相互借鏡，進行「在地化」的社會變遷研究，以及運用「霸權體制」的概念。

湯志傑倡議從交互比較的觀點將現代性的概念問題化，並且從相互連結的史觀具體考察現代世界社會的形成，如此可以彰顯台灣社會學家的努力目標：從本土經驗中提煉出可與國際社會學界銜接的概念，進而發展出有別於西方理論預設的本土社會理論。這是體現謝國雄「西方個案化、在地普遍化」的紮實作法。

蕭阿勤指出戰後由大陸來台的社會學家的流亡經驗，承載了中國現代國族認同、民族主義及歷史敘事，他們所宣稱的客觀中立與實證的社會科學研究，其實蘊含了特定的敘事與時間架構及認同政治。

在研究方法與方法論上，本所同仁除了傳統的計量、田野與歷史方法之外，也倡議並實踐了「相互比較與交互連結的史觀」、敘事分析、實驗方法與數學模擬等取徑，展現了本所的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