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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專任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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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昌照片
王甫昌照片
王甫昌 兼任研究員
(WANG Fu-chang)
電話: 2652-5087
郵件: fuchang@gate.sinica.edu.tw
專長: 族群關係、社會運動、民族主義、族群政治

研究自述

過去五年來,本人主要研究,集中在台灣現代族群觀念發展的概念史考察,以找尋台灣社會中「族群」問題的特殊性。透過對於戰後台灣社會中三個漢人「族群」(福佬、外省、客家)群體意識,或是弱勢族群意識發展歷程的歷史性分析,本人的研究不僅對三個群體的族群意識發展軌跡,分別提出描述與解釋,也對不同群體意識之間的互動與關聯進行整體性的考察,而對於當代台灣族群觀念的發展,提出整體性的看法。這個看法不但有助於解釋其崛起,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族群」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似乎逐漸失去原有的重要性。以下分別描述主要成果:
1. 外省人: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的轉變
過去一般往往認為台灣的「外省人」在民主化轉型之後才開始主張自己是弱勢者,本人近年的研究發現,早在 1970 年代初期,蔣經國推動啟用台籍青年的政策後,這種說法就已出現。不過,真正讓外省籍第二代政治菁英提出「弱勢族群」論述的背景,是擔心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無法產生適當的政治代表,因此在 1980 年代開始以運動論述形式,提出這樣的主張。而外省人的弱勢族群論述,主要是針對第一代外省移民過去因為省份意識,無法跨越省份凝聚起來,因此在台灣高層次選舉(立委、省議員)中表現不佳的困境,而產生的新論述。這個論述的動員讓外省籍菁英在 1989 年最後一次增額立委選舉中取得了超越人口比例的席次。這個論述也引發了台灣省籍與族群問題的第一次公開辯論,而讓試圖解決族群不對等關係的族群概念成為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公共論述。
2. 客家人:由「文化」、「地域」到「族群」的轉變
在台灣的「四大族群」論述下所界定的族群分類中,客家人往往被認為是由共同的文化(語言)所界定。在 1980 年代末期客家文化運動崛起後,更有不少客家研究者透過歷史研究與整理,指類似「客家」群體的概念早在清代就已出現。本人的研究發現,因為科舉、分類械鬥及義民相關制度而形成的整體分類意識,在 1860 年代以後,特別是在日治時期,逐漸被「地域社會」的發展取代,而失去原先的團體認同與社會功能。 1960 年代以後,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發展,導致客家人由客家原鄉大量移居進入都會地區,使得客語及客家文化流失的問題逐漸浮現。這使得憂心族群文化語言流失的菁英在 1980 年代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建構客家人弱勢族群意識,一方面凝聚被地域意識割裂的客家認同,另一方面也喚起其他族群的注意,而在政府體制中建置了客家事務專責機構。
3. 福佬人:由「台灣人」到「福佬人」的認同轉變
相對於其他兩個群體以「弱勢者」自居,人數與比例居於絕對優勢的福佬人並未發展出以福佬人為名的弱勢族群意識。戰後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為了維繫繼續代表中國的宣稱,而在台灣建置了一個由大陸各省人士主導的中央政府機構。因此本地人以「本省人」(或「台灣人」)相對於「外省人」(或「大陸人」)的政治權力不對等關係為訴求,希望透過民主化的改革,能夠建立一個充分反應台灣民意與政治代表性的機構。同時也希望台灣本地人的文化語言不再受到打壓。然而「本省人」弱勢者意識在 1970 年代以後所掀起的本土化民主運動風潮,卻也使外省菁英倍感壓力,而以外省人弱勢族群論述加以反制。 1980 年代以後,反對運動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去對抗過去國民黨政府用於合理化讓外省人掌握中央政府機構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以追求民主化的改革。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部分人士所顯露的「福佬中心主義」引發客家菁英的不滿,而強調閩客的區分,以及要求「福佬人」不得獨佔「台灣人」、「台語」之稱。其他弱勢族群亦同樣表達不滿。這迫使民進黨的福佬菁英在反省後,在 1990 年代以後改以「福佬」(閩南、河洛、Holo、鶴佬,目前仍無定論)之名自稱,以示對客家族群的尊重。「福佬人」的認同因此是個妥協、自我限縮的認同。
4. 當代台灣族群概念的內涵與發展
除了上述個別族群運動的研究外,本人亦嘗試將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初期所出現的族群概念,在上述互動關係的刺激下,所形塑的「台灣四大族群」論述主要內涵作整體性的分析。研究發現,除了族群團體比起過去以血緣、地緣為主的群體在規模上明顯擴大之外,現代台灣「族群團體」所預設的群體互動之社會範疇,也由台灣作為「中國一省」轉變為以台灣為主體。更重要的是,群體之間理想的關係型態,也由過去高下等級排列的上下層級關係,轉變為強調差異但平等的關係型態。過去由「族群同化主義」的思想(不論是立基於「種族主義思想」還是「民族主義」思想)所合理化的不對等族群關係,也被強調平等化的「族群多元主義」思想所取代。這些概念上的重大轉變,使得當代台灣的族群觀念,不僅有別於過去的各類「地域意識」,也挑戰了隱藏在民族主義思想背後的種族主義意識型態。而且,這種論述下對族群定義的方式,雖然仍會依附在某些傳統的語言或文化特徵,但是,他們事實上是以「不對等的社會位置」或關係界定出來的。因此當台灣的民主化轉型,逐漸消除了過去對不同族群的制度壓迫,也就同時化解了各種弱勢族群意識的社會或政治作用。這或許可以說明「四大族群論述」的有效性在近年來逐漸被質疑惑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