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社會所主資訊區域 回社會所主資訊頁

研究人員

專任研究人員
:::
鄭雁馨照片
鄭雁馨照片
鄭雁馨 研究員
(CHENG Yen-hsin Alice)
電話: 2652-5154
郵件: aliceyh@gate.sinica.edu.tw
專長: 家庭人口學 (結婚、離婚、同居、生育和多元家庭議題)、家庭變遷與社會不平等、人口老化

研究自述

做為一個身處低生育率國家的家庭人口學者,我在過去五年中的學術出版關注急速家庭變遷所帶來的現象:低生育率、人口老化、晚婚晚育與多元家庭興起等議題。主要核心關懷是人口變遷過程中社會階層與性別的不平等。研究貢獻則在於持續紀錄後工業化台灣社會中家庭行為的社經與性別差異,以及多元家庭價值在過去數十年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演變。除了專注深耕台灣本土家庭研究,也持續與歐美學界同仁進行國際比較研究。

(一)婚姻與家庭變遷   
首先,男女結婚年齡與夫妻年齡差的總體趨勢,在過去一個多世紀有了可觀的演變,除了婚齡大幅延後之外,差距很大的老夫少妻婚姻逐漸減少,而生命經驗相似的同齡婚益發普遍。原先看似專屬東方家庭系統的全民結婚與早婚特色 (universal and early marriage),變得不再那麼「東方」;也和過去兩百年瑞典的典型西方婚姻模式相比時,從具有相當鮮明的對比性,轉為高度相似性,深值玩味 (Cheng & Kolk, 2021)。   

此外,台灣的總體數據顯示低社經(高中學歷以下)的女性與男性,其初婚平均年齡在過去十年的攀升速度遠高於高學歷女性。此外,低社經的女性的結婚意願遠低於高學歷女性(50% vs. 90%)。在分析2010年全國婚姻登記資料後發現,大學學歷的女性整體的結婚傾向比高中以下學歷者高出許多,如此的正向教育斜率翻轉了2000年時同樣數據所呈現的負向斜率 (Cheng, 2014)。儘管2010全國適婚年齡人口中,低教育程度女性已婚率仍較大學學歷女性為高,若類似的教育正斜率持續多年,整體適婚人口已婚率的教育分布勢將改變。至於婚姻的中止,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約在1980年代初由正轉負,而男性則在1990年代方才出現反轉。進入廿一世紀後,世代離婚型態分析中顯示兩性各自的離婚率負向教育差異益趨擴大,尤以男性為甚。換言之,晚近台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實由中低教育程度者大量離婚所撐起 (Cheng, 2016)。   

至於台灣的傳統婚姻與家庭價值,在過去廿、卅年已朝更開放的方向轉變,但在生育觀念方面轉變較少 (Cheng and Yang, 2021),某種程度使得年輕一代進入婚姻將面對更多調適,也可能為婚姻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不穩定。婚育觀念的變與不變也展現在婚前親密關係: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經驗了婚前性行為與婚前懷孕,而同居行為也更普遍,但在進入同居時有結婚計畫者卻日益減少。除了這些跨時的改變,同居與婚前懷孕有日漸傾向集中於低社經族群的傾向 (Cheng, forthcoming)。

(二)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   
這一連串的家庭變動中,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是每年媒體和輿論不斷熱議的少子女化問題。然而在諸多討論低生育率生成原因的現有文獻中,較少觸及文化因素,而我認為強調長幼階序的東亞儒家父權文化特別值得被關注:尤其是它面對女性地位迅速提升時顯得缺乏彈性,使得生命歷程更多元卻也面對更多挑戰的年輕一代在婚育規劃上顯得左支右絀,而進一步導致婚育停滯、政策失靈的現狀 (Cheng 2020)。種種因素中,家戶內的性別分工更是經常被檢視,且被認為與低生育率高度相關的個體層次因素。根據實證分析2016婦女婚育就業調查的資料後發現:(一)丈夫較積極的育兒分工,遠比家務分工對提升妻子生育第二胎的意願有更正向的效果;(二)加入常被忽略的「教育程度」,更凸顯丈夫的育兒分工僅對具高等教育學歷女性有提升二胎意願的效果 (Cheng and Hsu, 2020)。   

承上,晚婚以至於終身未婚比例的大幅上升,是近數十年來最值得關注的人口轉變之一,除了將驅動生育率繼續探底,也將進一步使台灣未來的勞力短缺問題更趨嚴重。而我參與的一項國際合作研究更顯示,台灣的終身未婚比例在2050年將可能是東亞諸國最高 (Esteve, Kashyap, García-Román, Cheng, Fukuda, Nie, and Lee, 2020),值得相關政府與政策研擬單位正視。然而烏雲的銀邊是:雖然短期內迅速拉高生育率非易事,但台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有長足增長空間,在生育率很難迅速回轉的情況下,足以消弭一部分勞動缺口。簡言之,多年來高等教育不斷擴張之下,有越來越多女性具備投入職場的人力資本。未來若能更充分利用高品質女性勞動力,協助更多女性進入職場,並降低女性續留職場的障礙,因為低生育率引發的勞動缺口將可能沒有預期中巨大 (Cheng and Loichinger, 2017)。類似的女性勞動力低度運用狀態同樣存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其他東亞社會,因此各國政府應正視加入了教育面向的人口與勞動推計,具有對評估未來勞動力規劃與人口危機的重要性。加入了教育面向的三維度人口與勞動推計,其政策意涵將遠超過一般常年使用的兩維度(即年齡與性別)推計結果 (Loichinger and Cheng, 2018)。

(三)公眾意見在同性戀議題上的態度變遷   
有關公眾對同性戀者的態度轉變,研究發現自1995至2012年間,台灣整體社會對同志的接受度是越來越高的,此包容度提升幅度在東亞國家中是最迅速的。公眾對同志逐年友善與包容的態度,最主要是受世代交替的影響,其次是來自於世代內態度變遷的影響(Cheng, Wu & Adamczyk, 2016)。隨著台灣經濟發展、教育擴張、解嚴並進一步民主深化後,整體社會對性少數者的公民權益也日趨重視,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時間推移,對同志的接受度與友善程度將可望持續提高。另一研究則發現,在世界諸國中,在控制經濟發展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普遍對同性戀者包容度較歐美國家為低,其中儒家信仰捍衛家庭整體性與強調延續家庭血脈等價值,可視為其包容度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乃因同性戀者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被視為脫離儒家家庭規範且無法延續香火(Adamczyk & Cheng,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