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自述
個人的學術志業主要在探究臺灣社會的存在及其意義。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引進具疆界範圍的集中式權力（centralized territorial power）──國家權力──以前，臺灣是個「無國家」（stateless）或也可以說是「無歷史」（without history）的社會。自從國家權力將互不統屬的原住民村社和移墾的漢人納入統治以來，臺灣在地社會的形成和轉變，特別是人群關係與社會生產關係，即與歷代外來國家權力的性質和治理部署息息相關。國家權力的治理部署及所引致的抗爭政治構成理解臺灣社會不可或缺的關鍵面向。筆者的研究旨趣因此在，透過治理實作體制（regime of practice）的分析，建構一個以外來國家權力與在地臺灣社會間之互動作為主軸的歷史解釋架構，為臺灣社會變遷提供一主體性史觀。過去的研究領域包括歷史社會學、發展社會學、工業與勞動關係研究、農民研究，在時間軸上採取逆溯的方式，始於當代農民分類和分化研究以及都市小型製造業勞動體制研究，繼而戰後土地改革體制研究，日治米糖相剋體制研究，終至晚近清治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研究。
就晚近二十年的研究，筆者原初是以平埔族岸裡社群地域作為研究案例，試圖闡明清代臺灣的國家／社會關係，一不小心卻寫成《番頭家》（2001）。《番頭家》可說是九〇年代初期臺灣史研究「帶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趨勢的一個副產品。當時，以邵式柏（John R. Shepherd）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一書以及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等一系列相關國家治理的著作作為代表，開啟了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取向。然而，同樣重視國家權力的邵、施兩人，對清廷的治理部署以及在臺灣多元族群社會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後果，見解卻堪稱是南轅北轍。就雙方重大分歧，《番頭家》提出生番／熟番／漢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以及熟番地權的「重新配置」，試圖為國家權力治理部署的分析，另闢一條出路。或許由於對前述議題的過份執著與投入，急切之間，筆者的《番頭家》竟來不及對岸裡地域案例及漳泉客分類議題深入、窮盡。二十年之後，在熟諳岸裡社群古文書及從事諸多相關前置作業研究後，筆者終於準備周全，完成《熟番與奸民》（2022）。
《熟番與奸民》除了篇幅（1,203頁）比《番頭家》大上三倍之外，還多出什麼呢？首先，國家權力部署的分析得以降到地方治理實作的層次，主要以岸裡地域作為案例，下到番社、墾庄、家族。不只處理大歷史如何落實於小歷史，也細究小歷史如何改變大歷史。其次，國家權力治理部署的性質本身也進一步做出層次區分，就常與非常、經與權之間，分別探究常態體制與權變部署。除了以生番／熟番／漢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闡明十八世紀中形成的常態體制外，並帶入漢人社群的漳／泉／客分類，釐清十九世紀初肇始的權變部署，用以說明十九世紀清廷所謂的「兼用經權」的治理實作。最後，帶入作為治理部署對反面的抗爭政治面向，探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是由下而上的行動與反抗，說明林爽文、戴潮春二大動亂的起因與性質，以及與之相應的常態部署「適得其反」的後果、權變部署「以權害經」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