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學者，像我，居然做起清代臺灣研究，對自己對別人都不免帶來複雜的感受。我長年的社會學同儕在一次公開演講的場合中質問我：「這在什麼意義上叫做社會學?」在不同的場合裡，我被迫澄清相近的疑惑，也曾經跟不少人聊起自己與歷史學接觸的體驗。藉著本書的序言，我把得到的一些領悟與感受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歷史學的「租界」
我並不是說自己從前只做當代社會的研究，沒有碰過歷史。過去我花了不少時間在日治臺灣殖民統治的政治經濟研究上（ka 1995）。日治時代的資料相當系統、完整，而且與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等學門）關心的研究議題（農業發展、工業化、資本主義轉型等）息息相關。我特別注意到臺灣社會科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最近吹起的一陣臺灣史熱。這陣熱潮雖然多少起於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想要從過去抓取某些線索來自我定位，但不可否認的，日治時代資料的性質是吸引社會科學家進入參與「歷史研究」的重要誘因。當我們看到經濟學家們運用日治時代的數量資料，在他們熟稔的數學模型裡面悠游，測試自己心儀的一般模型（general model）時，自不難了解這個道理。
經濟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家並非不請自來。在過去威權統治的時代，日治臺灣研究近乎淪為民族精神敎育的反面敎材。我們注意到，歷史學家自己多少也厭惡於這種把日本人的一切作為庸俗化為殖民支配的政治化分析。在社會情勢與學術界對臺灣史研究求新丶求變的壓力不斷逼迫的情況下，歷史學家不吝的讓社會科學家參與日治臺灣的研究。或許部分出於對掌握數量工具的自謙以及對社會科學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的不熟悉，歷史學家對於（相當接近現代社會的）日治臺灣研究甚至自限於特定的範圍，而割出了「相當大」（如果不是任人予取予求的話）的地界給社會科學家。以至於，當我以政治經濟學之名進入日治臺灣研究時，自覺理所當然，一點也不覺得有任何修改過去社會學之「壞」習慣的必要。
我的日治臺灣研究並不避諱使用統計與數量的工具。當然，在前面提及的經濟學「玩家」們的眼中，這不過是些雕蟲小技。我自己覺得，我那些作品如果眞有吸引歷史學家們注意（或者說「側目」）的地方，大槪是引入了理論的一般模型從事歷史研究。我在這裡必須先聲明，如果這種作法「有罪」的話，我不見得比經濟學家或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們更罪孽深重。至少，我並沒有把一般模型直接套用在資料上， 而是儘量小心翼翼的把旣存的兩種一般模型——矢內原忠雄（1929）的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模型與川野重任（1941）的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均衡模型——放到資料上去檢證與批判。兩位學者處理的是他們當時的重要社會經濟課題。當我依社會學家使用一般模型研究當代社會的習慣，與他們對話時，覺得相當自然，並沒有在做「歷史」研究的感覺。
雖然充分敬佩兩位先進理論結構的完整性，但雞蛋裡挑骨頭的我還是找出了經驗資料與他們所提供的一般模型有所牴觸的地方，從而開始建構我自己的模型。事實上，我的作法相當簡單。當兩位成名的學者，依東方傳統禮儀相敬如賓互相稱許時，我刻意強迫他們兩位在經驗資料與理論上做針鋒相對的對話。具體的說，我意識到兩個一般模型基本上是對立的（試想一個馬克斯主義學者與一個新古典經濟學者碰在一起的情形），遂強迫矢內原忠雄跨出他壟斷資本主義模型下的糖業部門，川野重任跨出他市場均衡模型下的米作部門，把理論應用到對方研究的部門試試看。結果非常有趣。個別的理論在自己挑選的部門裡相當自得圓滿，但到對方的部門裡卻顯得捉襟見肘而且自以為是。直覺上，米糖這兩種臺灣主要的作物間當然會有重要關連（最少在生態上都明顯可以看得到），雙方的一般模型卻僅將這個關連當成殘餘的現象處理。這個空隙，正是我可以得心應手進入的地方。您可曾注意到，西方戰後這幾十年來發展理論（development study）領域裡最大的爭辯就是發生在「新」馬克斯主義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間，而我接受的研究所訓練剛好承接了這個傳統。
不過，坦白說，我的日治時代研究並不是純然在抽象層次大理論上操作。當我把臺灣拿來與世界其他熱帶殖民地的蔗作農業作比較時，第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為什麼臺灣不像其他的殖民地採雇工式的大規模栽植，而是由日資糖廠向土著個別的小家庭農場收購甘蔗原料呢?顯然一般模型層次的資本邏輯並不能解答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非常歷史的：先存的土著社會經濟體系與資本的互動造成這個結果。這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常識」：現在發生的事情必然會受到過去發生的事情影響。
我的社會學同儕們卻不見得會喜歡受到這個歷史學「常識」的約束。從事歷史研究的社會學家習於拿先存的理論到歷史裡測試。社會學家往往不經意間選擇性的取用歷史材料來檢證運作化了的理論假設，以呈顯一般法則的力量，並增益及豐富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內涵。前面提及矢內原忠雄的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模型在糖業部門裡充分展現它掌握現象的理論力量與邏輯的完美。川野重任的市場均衡模型在米作部門裡亦然。雖然如此，這種作法卻不免受限於所選擇的研究對象。不過， 為求深化他們所服膺的大理論，這似乎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同樣的，社會學家們一向習於從當前的經驗去槪括化歷史現象，再壓縮到普同性的一般模型裡。在從事歷史研究時，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作用往往缺乏足夠的敏感度。我們討論社會變遷的「模式」卻拙於處理變遷的「過程」（或者，以極端的案例來說，僅以統計相關呈現社會變遷過程，而剝盡其敍事[narrative]——說故事[story-telling——的一面）。我們認定社會變遷是結構性的，但卻似乎沒有同等的在意結構也會變遷。
臺灣史研究者的自謙與劃地自限或許說明了我與其他使用一般模型的社會科學家們進入日治時代歷史研究的合法性。但這當然並不表示歷史學家對這種異類的、「非歷史的」（ahistorical）歷史研究的欣然接受。歷史學割讓出來讓社會科學家進入的領域，我戲稱之為「租界」。眼看外人在「租界」上囂張的自行其是，顯然不是一件令歷史學家們愉快的事情。不過，我還是自以為可以跟歷史學家們相安無事，直到不小心跨入淸代臺灣史研究。這時候的我才眞正經歷到所謂的「文化衝擊」，認識到歷史學是一個不一樣的傳統，在方法、研究取向、乃至心態上都截然不同於我過去所習慣的社會科學。
雞同鴨講
走出「租界」之外，進入沒有治外法權保護的歷史學本土，第一個衝擊來自歷史學家對待「理論」的態度。進入清代臺灣史「眞正」與歷史學初步接觸時的我，是天眞的。讓我在這裡不知羞恥的把當初的妄想說出來娛樂大家。我當初眞的以為，就歷史學家提供的、等待處理的「生料」，我只要像廚師一樣，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工具予以煎煮炒炸，就成了。我當初的設想是，使用歷史學家收集的二手資料，再從社會學的理論倉庫裡拿出一些可以隨手取用的槪念與法則，大膽使用理念型（ideal-type）的方法套用其上。請不要馬上責備我的狂妄。您一樣可以在不少社會學知名學者的方法學裡找出相同的看法。1 雖然與強行將歷史材料轉變為電腦可以處理的數量資料這種作法比較起來，自覺還算溫和，但就套用理論的作風而言，我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不可諱言，我的歷史研究肇始於將歷史理論化（theorizing history）的意圖。從這種立場出發研究歷史的社會學家，不可避免的會碰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似乎已經分了家的事實。我們社會學的創始者們顯然沒有這個問題。他們不只做歷史研究， 很多時候，你還眞的很難分辨出他到底是歷史學家還是社會學家（Burke 1992: 4-11）。他們顯然無法想像，今日社會學與歷史學彼此間竟然分得一淸二楚，乃至不能溝通，以致Fernand Braudel一度悲切的以「聾子間的交談」（the dialogue of the deaf）形容之（Burke 1992: 3; Braudel 1980: 64-82），用臺灣的俗語來說，就是：「雞同鴨講」。我理論化歷史的意圖所受到的第一個衝擊來自於此。
對社會學家而言，歷史學家似乎以還原先人的活動為理想，排斥因果結構式的思考，乃至槪念的使用。有些歷史學的作品表面上有因果的陳述，但就社會學的標準深究，其實不過是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而已。反之，社會科學家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往往被歷史學家責備為不夠細膩，乃至削足適履的使用史料。其理論架構被歷史學家視為僵硬的、不自然的，若不是有違當時的具體社會事實，也是不當的簡化。
理論眞的是與歷史截然對立的嗎?首先必須辨明，歷史學家在實作上並不見得排斥理論。不管理論的使用者是否自覺到，材料旣然不再以其原始、混亂的面貌呈現，槪念可能早已進駐了。我們事實上也不難發現，這裡的歷史學家常常不經意的以「實用主義」的方式使用社會科學理論（例如「現代化」槪念）。歷史與理論對立的說法似嫌太過極端。精確一些，我們頂多可以說，歷史學與社會學對理論的「態度」有所不同。相對於社會學「普同化」的理論取向，歷史學家在性向上比較傾向於以「特殊化」的方式處理史料。特殊化傾向的極端形式可以用地方特殊主義（parochialism）作為例子。地方特殊主義強調研究對象的特異性，相信自己研究的對象是「眞的」不一樣，而不是，像我們社會學家傾向於相信的，與其他的現象間其實共享著一些基本要素，只不過在組合上有所不同而已。地方特殊主義的作品對社會學家而言是生的、沒有處理過的，無法比較或適用到其他案例的，易言之，是失敗的社會學研究。我的第一個衝擊是來自特殊化與普同化這兩種態度彼此間的角力。
聚寶盆的夢魘
博物館最大的夢魘來自古物的收藏有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失控，以至於不知如何處理堆積日多又無法報廢的收藏品，不斷為找尋更大的館藏空間而疲於奔命。用聚寶盆的童話做譬喩，聚寶盆可以變出所要的東西，但不幸的，有一天忽然就忘了怎麼叫它停下來的咒語，於是……。我的歷史研究碰到的第二個衝擊來自於此。
歷史研究得重建歷史。但重建歷史就是要還原「所有」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這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現實的考量而言， 你必定得停在某處。且讓我們誠實些，即使在歷史學裡面，我相信，這個邊界線絕對不是用時間與精力的極限來界定的（雖然我並不否認還是有人可能以悲劇英雄的姿態做如是的宣稱）。理論的重要性就在這個點上進來了。歷史學家確實必須依賴理論的導引，即便是「廣義的」理論，否則將陷入漫無邊際的收集歷史材料而疲於奔命。（或許有人會比較喜歡用「旨趣」來替代「理論」這個廣義的字眼。即便如是， 寫結論時除了旨趣以外，總不免要多交代點什麼吧！）這或許是需要理論的第一個重要理由，一個知所欲為與不為的實用理由。
理論存在的理由當然不僅只於節省我們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歷史研究的目標若是鉅細靡遺的還原過去，研究者面臨的不僅是永無止境的史料收集工作，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假設你可以完全恢復歷史事實，這是不是就達成了求知解惑的心願呢? 相較於歷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多是當代社會，研究者關心的自然不只是還原社會事實而已，更在解釋之。我們必須假設，我們研究的對象——當代的人——並不一定自動就會充分的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否則社會科學家們老早就失業了。當時的人或許因為當局者迷，或許因為僅只擁有局部的經驗，對自己社會的了解並不見得比現在的研究者深入完整。讓死者復生（把古代變成當代）不會解決這個問題。儘可能的還原歷史事實也不見得能幫助研究者解決這個問題。僅只強調資料的數量，而不圖透過理論去提供適切的切入視角，並不見得有助於我們更深刻的了解過去。我的困擾來自，歷史學家們對資料考證的要求通常遠超過於邏輯的說服。如果說，歷史學家常有的焦慮來自於是否掌握到新出現的或別人沒有的資料，社會學家的焦慮則來自於如何找出適切的理論以避免迷失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材料裡不克自拔。後者是我永無止息的焦慮，也構成我與歷史學接觸的第二個衝擊。
歷史研究旣然不只是還原歷史事實而是要重建歷史事實，這裡面一定會牽涉到材料的策略性選擇。歷史的材料無窮無盡，歷史的研究者只能帶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來。他帶出來研究的那一部分與他的問題和理論假定直接關連。當然，他沒有帶出來的那一部分也與他的理論關連，裡面可能有他的盲點，也可能有他錯失掉的機會， 一些發展新理論的契機。
研究者受理論興趣的啟發與理論命題的導引而收集歷史材料，並非單純的累積材料。在理論導引下，研究者首先對歷史材料作初步的篩選與進一步的消化。這不只是對材料本身作系統化的整理（清理資料的工作），而且事實上是在準備理論命題操演的情境（我跟隨Robert K. Merton〔1987: 2-6」稱此步為「確立現象」[establishing the phenomenon]）。這並不是說研究者可以選擇性的取材，或任意的剪裁，以迎合以偏槪全的目的。在「確立現象」的過程裡，研究者要以批判性的精神來面對資料，特別是注意到與理論命題相牴觸的材料，因為，這些材料有可能帶來理論的調整與細緻化，甚至可能挑戰到理論的基本命題，帶出替代性的（alternative）理論。
收集資料確立現象與單純的累積資料是有所區別的，不是以量取勝，而是以完成論證所需的資料是否收集得完整周延來衡量的。這絕不代表所需資料的量會比較少，或者下的功夫會比較少。因為，要的是去蕪存菁的資料。往好的方面想，歷史學研究提供社會科學很多的原始材料以供利用。往壞的方面想，他們提供的多是些不相干或不好用的材料，最後我們還是得親自下海收集一手資料。
說了這麼多，您還是可以質疑我以上講的不過是一些推託之詞，充其量不過是從起先幼稚的將歷史學當成生料提供者的看法，轉變到抱怨他們提供的是多麼不適當的生料。如此一來，我才可以自我解嘲說，沒有好的材料廚師怎麼做得出好菜來?我想，我的問題其實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還要嚴重得多。
找不到工具的工具箱
我並沒有宣稱說社會學的歷史研究就是把理論拿到歷史裡去用，但我確實甚為體諒Charles Tilly拿先存的理論應用到歷史研究的堅持。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的工具箱，他這麼說：
在歷史研究工作上，社會科學有相當重要的灒在地位。再怎麼說，社會科學像個巨大的倉庫，提供了因果理論與包含因果類比的概念，就等著我們想辦法檢取堪用之物組合成銷得出去的商品。（Tilly 1981: 12）
如果您相信「歷史的敎訓就是人類永遠無法記取歷史的敎訓」這句雅俗共賞又充滿智慧的諺語，這表示等待被解釋的歷史問題應該會在歷史裡不斷的重現。用簡單一點的話來說，您是否相信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呢?如果是的話，在試圖就不斷重現的歷史問題找出其常則（regularity）的過程中，即使是一個不好的理論，也會有它正面的作用。它必須界定出問題、說明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困難、乃至確立解決問題的判準，最後提供答案；還有，如果不幸弄錯了的話，留下處理以及犯錯的紀錄。如果有人幫你先界定了問題，不管它是對的還是錯的，還提供了處理過程的使用手冊，我相信，您也會跟我一樣，願意先拿來試試看。即使它是個不好的理論，最少它提供了進一步改善的跳板。「一件不好用的工具在手總比沒有工具好」，Tilly這麼說（1981: 12）。
從理論槪念到歷史材料，再從歷史材料回到理論槪念，是個不斷循環修正的過程。純粹的槪念落到具體的歷史例證裡常常碰上窒礙難行的情況，而就發生的偏離一再被迫修正。調整雖是理論架構面對歷史情境時常會發生的狀況，如果一再的調整最終導致理論結構上的一致性無法再維持下去，理論就吿瓦解。但就一個眞正好的理論架構，我們應該不難見證到，抽象層次的槪念在歷史的情境裡不斷的活化與充實它自己的內容。
理想如是，但是，我還是必須坦承，除了可能使用壞工具，或是在扣接抽象槪念與具體歷史事實時處理不當以外，我所面臨的問題還不僅於此。在一次以平埔族岸裡社為案例的演講中，我被問到：「這在什麼意義上叫做社會學」。當時我竟然只能用，「我研究的議題——國家、族群與社會生產關係等——應該是社會學理論一向感興趣的」，這樣的說法來正當化自己，可是卻回答不出一個「社會學理論」來。我這才眞正認知到，社會學理論的工具箱裡儲放的原來多是處理「當代」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要從社會學理論的工具箱裡找出與我研究的清代臺灣有所關連的理論，竟然相當困難。雖然有工具箱，裡面有Tilly所保證的大量倉儲，不幸的我，在工具箱裡卻找不到研究清代臺灣的工具。於是，「這是不是還叫做社會學」，我腹背受敵，身受第三大衝擊。
這還叫做社會學嗎?
這還叫做社會學嗎？從「社會學的工具箱裡有沒有」、「是不是從社會學的工具箱裡拿出來的」這樣的立場，而不是像Tilly用的，其實也可以稱作「實用主義」的「壞工具總比沒有工具好」的立場，來作判定的話，這顯然不像是社會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決裂，就這個標準而言，不僅只於理論與歷史的分家，更不幸的，是「所謂的社會學理論」與歷史的分家：如果您在找理論工具，請務必使用蓋上社會學正字標記的理論工具。
幸好我並沒有那麼孤獨。Arthur L. Stinchcombe在他影響深遠的方法學大作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裡，開宗明義說：「若不是因為我覺得如何運用社會學理論到史料上這個慣常被提出的問題是如此的荒謬，我就不會去寫這本書或其他與歷史方法相關的著作」（1978: 1）。他要我們「使用歷史去發展出理論」， 不要像一般社會學家那般倒過來做（1978: 1）。他的意思是說，要自己發明工具，不要到社會科學的工具箱裡去找。他也寫了這一本書敎你怎麼用比較歷史現象同異的方法，找出因果顯著的類比（causally significant analogies），建構歷史的理論：自己發明工具。2
社會事實間如果有接近的原因與接近的結果，它們彼此間是可以找到類比的。Stinchcombe說，他要理出的類比是通貫於「那些是人們想要的，以及他們認為該怎麼做才拿得到」的共通性（1978: 120）。且讓我用一個比較通俗的例子來說明他的類比法。勞資之間的關係與衝突有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但你還是可以理出他們雙方被鎖在特定的互動關係裡，或者用我比較喜歡的，座落在衝突的特定策略位置上， 彼此依照與自己所處的策略位置切身相關的利益，選擇行動，例如爭議收入（工資vs利潤）、工時與勞動過程的安排。清代臺灣在淸廷、漢人移民、原住民間應該也可以透過類比法找出其特定的安排。Stinchcombe所心儀的歷史分析並不是停留在單 、特定的歷史事實本身的分析，而是對已經透過類比法理出的多件歷史事實，做進一步處理，就這些歷史事實間的時序，建構出因果的過程。請特別注意，他的興趣不在於讓你相信這個時序在很多的情境下不斷的重複出現。他眞正在意的是， 建構出「一個歷史事實構成為下一個歷史事實成立的條件」的因果過程。
我們不要以為Stinchcombe對歷史學的批評會比較溫和些。就他上面的標準而言，沒有經過「深度的」類比法（deep analogies）重建歷史事實，而直接就歷史事件說明因果時序的作法，僅只能抓取皮毛而已。對Stinchcombe而言，很多敍事歷史（narrative history）的分析，追根究底，不過是在呈現事件間發生先後的時序而已；而且，細究之下，不是過度詮釋重要政治人物的意圖與影響力，就是偷渡進來一種帶有命定論意味的大理論，視歷史事件的時序為某種主導性力量或法則的自我開展。
Stinchcombe特別討厭的還是社會學拿大模型強套在歷史的作法。他對社會學自豪的社會變遷理論指名道姓、毫不留情的說：「就因為社會變遷理論是由如此空洞的一般觀念（general notion）所構成，所以它比單純的社會變遷研究無趣太多了」， 他說：「這些空洞的觀念只在寫前言和結論時有用」（1978: 116-117 ）。
Stinchcombe理論建構法的特色，與社會學套用大模型的作法比較起來，用他自己舉的「木匠與建築師」的類比，最為貼切：「建構理論一如木匠做工，邊做邊調尺規墨斗，而不是如建築師，先設計好再按圖施工」（1978: 122）。
蓋上「正字標記」的社會學才叫社會學?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老實說，我眞的不會在意被稱作社會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如果社會學者還被允許——或有資格（一如開山祖師馬克斯、韋伯等）——研究「歷史」的話，要我去區辨歷史學與社會學兩個學門到底有什麼實質的差異，實在有困難。如果硬要區別的話，或許只能委諸個別學術社群積漸成習的心態吧！
勸和不勸分
Alexis de Tocqueville以最直截了當的方式修理社會學所自豪的大理論：
對我而言，那種絕對的理論體系令人憎惡，它讓歷史事件只能依附於命運鎖疎所連結起來的偉大首要原因，而成功的將人從人類的歷史裡逐出。……不要理那些發明燦爛輝煌的理論來掩飾自己的空泛與取巧的作者，我相信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只能用意外的情況來說明，還有很多根本就無從解釋。（Tocqueville 1987: 62）
不過，隨後他還是承認：
如果沒有事先準備好的話，機會不可能產生任何作用。先前發生的事件、制度的性質、心態的轉向以及道德情境提供了材料，讓機會施展其驚奇又震撼的即興演出。（Tocqueville 1987: 62）
機會仍要在整個情境都充分準備好的時候，才會以它「驚奇又震撼」的方式「即興」演出。如果說歷史研究裡有什麼空隙可以讓社會學擠進來的話，大槪就在這裡了： 我們透過理論搭建那個偉大演出的舞台。這麼做，或許減低了機會上演時的意外「驚奇」，但是卻絲毫不減其「震撼」的部分。在深刻的歷史制度內涵了然於心的情況下， 人的意志、道德的勇氣、乃至絕望的掙扎，以它更震懾人心的方式展現出來，特別在這場有我們祖先、親人參與的歷史劇裡。
當社會學與歷史學分家，逐漸分殊化成為使用一般理論研究當代社會的學科時， 不少當代的社會學家卻因為對時間、空間面向的重視，重新燃起對歷史研究的興趣。當有人認知到事情要怎麼變化與它到底在那一個時間點上發生，有莫大關連時，歷史對我們社會學家而言，就不再是那麼無關緊要。與我一樣無意間陷入歷史研究裡不克自拔或不欲自拔的社會學者，雖然經歷了不少文化衝擊、焦慮與挫折，但心裡總還抱持著一份樂觀的期待，才得以繼續堅持下去。我不相信，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在單方劃界割地卻依然自行其是的狀況下，會有所改善。但我願意相信， 兩者間的關係眞的會有建設性的發展。這個改變可能不在於奇蹟式的把社會學與歷史學兩者水乳交融合成一體，而在於能不能把過去那陣子彼此漸行漸遠的趨勢扭轉過來。
無心挿柳柳成蔭
我進入淸代臺灣研究純屬偶然，主要是因為當時正修改自己準備要出版的一本書，在與出版社編輯耗日費時的書信稿件往返中，工作時間被切割破碎，所以想想只好就近利用圖書館做點便利又可以速成的研究。於是我放縱自己的興趣，瀏覽於圖書館內的淸代臺灣史文獻，最後逐漸聚焦於有關國家、族群與地權的議題，特別是就平埔族與漢人間的地權制度，這個作為當時土地利用安排核心的議題，去探究清廷、漢人移民、平埔族與高山族間的互動。沒想到竟然身陷其中不克自拔。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幸運的接觸到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與臺灣博物館內的岸裡社古文書。藉助於岸裡社古文書豐富的資料（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至嘉慶初期的契字以及番社與官府間往來文書的抄本），我得以比較細緻的掌握乾隆朝後期熟番社的日常生活與社會政治過程。藉由岸裡社古文書所提供的歷史脈絡，我從政策的具體執行以及官民互動的過程裡，活生生的體會淸廷和社會集體行動者間的利益糾結與矛盾。從岸裡社案例研究所得到的領會迫使我重新反省自己過去對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許多旣定的看法。我最後發現，自己對淸代臺灣族群政策與熟番地權諸多的重新詮釋已經遠超乎一個案例研究所能涵蓋的範圍，而欲求深入研究一個像岸裡社這樣的案例，也有必要對過去旣存的槪念工具從事更為全面性的反省，乃至於整理出一個較具整體性的槪念架構。結果，本來為了要交代岸裡社的歷史制度背景而做的準備工作，不經意間竟然發展成這本書的規模。蒙同好們一再督促出版，自己再三佇思，這個工作似也自成一格，卒予付梓，聊供參考。
飲水思源
寫完本書後反省了自己建構理論的方法。我必須承認，自己以下的作法，就Stinchcombe與正字標記社會學兩方的立場來看，都不免有點投機。我的工具只有一部分是自己發明的，另一部分則是，讓您失望的，從其他學科——如人類學與地理學——的工具箱裡借。不過，補充說明，我借用的並不是該些學科的一般理論， 而是研究旨趣相投——淸代臺灣的國家、族群與地權——又同樣使用類比法的學者們所建構的理論。最值得感謝的兩個人是歷史人類學的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與歷史地理學的施添福。雖然我不見得同意他們的理論，尤其是邵式柏的， 但我是踩在他們的肩膀上過來的，易言之，他們的理論是我過去「不順手的工具」。
邵式柏有關清代臺灣平埔族、漢人與淸廷的作品（1993）在理論架構的規模與完整性上，不僅英文相關議題的著作絕無僅有，國內的作品也瞠乎其後。其資料的豐富與整理工夫的細緻嚴謹，連要批評他的我，也往往得力於先參考經過他整理的原始材料，而不禁汗顏。他對我前後兩份草稿詳盡而徹底的批評，逼使我更深刻的思考一些問題，並下定決心整飭先前一些寬鬆的論證，實在獲益良多。施添福以驚人的專注與熱心投入區域地理研究，對人文地理與歷史沿革從事鉅細靡遺的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更就他的學科專長進行徹底的地形地物勘查。如果沒有他所提供的「人文地理圖像」，本書「族群政治」的立論恐怕無從而生。施添福田野工作的投入與細膩使他成為我的臺灣史地活字典，不斷遭受我打擾，還要不時忍受我所引發的激烈又冗長的爭辯。感銘在心。王泰升從法律學的角度指正我在地權槪念使用上的不少疏漏。張彬村與杜正勝先生仔細閱讀書稿並給予寶貴的指敎。陳弱水就淸朝經世之學與族群政治的議題給了不少有用的提示。林國明提供不少有關歷史制度論的文獻並和我討論。張隆志批評並期許我更淸晰的發展對「演化史觀」與「理性選擇說」的批判。希望沒有辜負以上諸位的厚愛。張茂桂、王甫昌、詹素娟、洪麗完、翁佳音、蔣斌等分別對書稿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與鼓勵，謹此一併致謝。我的研究助理兼學生們李文良、黃于玲、陳兆勇一再被迫閱讀粗糙不堪的初稿，還被規定要提供「批判性」的意見，難為他們連我那中英合璧的古怪文法也挑出來，謝謝。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史課程的學生們熱烈討論不同階段的稿本，也帶給我很大的鼓舞與啟發。
感謝曹永和先生提供他珍藏多年的岸裡社古文書影本與手抄本，託他的福，我方得以補足幾份關鍵性的岸裡社資料。多謝王世慶先生隨時耐心答覆我的詢問，並提供資料。多年前跟隨他上古契字導讀的課，獲益良多。拜他上課堅持學員使用方言唸契字之賜，我解讀契字時不少疑惑得以豁然開朗。感謝程士毅引介我接觸臺灣大學所藏的岸裡社古文書，並與我分享他的岸裡社研究心得，以及他對當地原住民部族感性的一面。感謝臺灣博物館與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慷慨的讓我使用岸裡社古文書資料，並謝謝陳迪華、曾婧媛的熱心協助。
本書地形資料主要取自聯勤測量署繪製、內政部數值化建檔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數值資料檔（1991迄今）。謝謝中央研究院GIS小組協助以及提供日治時期《臺灣堡圖》（比例尺兩萬分之一，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繪製，1904）、《臺灣地圖》（比例尺十萬分之一，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繪製，1905）與《臺灣地形圖》（比例尺兩萬五千分之一，陸地測量部繪製，1921-1928）的掃瞄圖檔。感謝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李建成慷慨提供了數值地形模型（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電腦圖檔。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電腦助理林孟欣也提供不少有用的地圖資訊與幫忙。李文良丶黃于玲、陳兆勇先後協助繪製數值地圖。陳兆勇參照內政部五萬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定位前述日治時代地圖的掃瞄圖檔，使得現代地圖與日治時代所繪製的地圖得以結合（以不同圖層套疊），更增本書地圖的精確度。本書豐富的地理圖表實歸功於他們（清代地名與地形地物的判定仍由本人負全責）。感謝黃于玲不厭其煩的幫忙整理土地申吿書資料。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編輯謝麗玲細心的校對與潤飾文字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深深感謝我的家人文美、彥如和彥宇以及母親和弟弟志哲。在這本書幾乎永無終結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付出了無數的時間與精力。由於他們的擔待，本書才有可能完成。
本書第十章內容取自<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分類與演變〉，《臺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三期（2000）；導論、第十一章以及結論部分內容取自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臺灣史研究》第六卷第二期（2000）。承蒙兩刊惠予同意。
1 詳細討論請參考Philip Abrams（1972）與Charles Tilly（1981）。
2 就比較同異以建構理論的方法，簡要的說明請參照Theoda Skocpol（1984: 378-379）對Stuart Mill的「求同的方法」（method of agreement）與「求同的方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解說。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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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野重任（1969[1941]）臺灣米穀經濟論。林英彦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Abrams, Philip (1972) 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55: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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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cpol, Theo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da Skocpol ed., pp. 356-3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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