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自述
我個人研究專長為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種族／族群研究，長期的學術關懷主要從醫療領域的經驗出發，回應社會學的重要議題。可分三部分：
第一，病人敘事、精神醫療與現代性
在宏觀層次，我認為西方「現代性」一部分而發展的實證醫學知識、論述、制度與組織，代表啟蒙以來一種以「理性化」掌握世界的企圖，充分彰顯了現代性發展形塑人類生命存在所帶來矛盾的兩面性。特別是精神醫學做為現代知識、論述、制度與組織的一環，有關正常vs.不正常劃定，往往鑲嵌在知識權力、社會文化與在地現代性的脈絡中。我長期的研究關懷之一，主要是帶入敘事、社會受苦、文化療癒等理論分析角度，思考全球化下台灣本土精神醫學面對醫療化、生物醫療化與現代性的各種挑戰與定位。我在《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一書，主要從「社會受苦」的分析角度回應精神醫學基因化的發展，透過分析達悟族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呈現不同世代達悟族人面對社會變遷與世界觀的轉換，是如何形塑其迥異的病人敘事，凸顯出疾病受苦所具的社會性，藉此反省台灣九Ｏ年代後以基因取徑探究原住民健康的限制。專書出版後，我仍固定每年探訪達悟精神失序者與他們的家人，2020年我加入一個國科會原住民族健康的跨領域整合計畫，我重新帶入文化療癒（cultural healing）的概念，透過長達數十年的田野，深掘達悟精神失序者的復原敘事，探討精神醫學、照顧系統與達悟部落社區文化的關係，藉此反思精神醫學界定下復原（recovery）概念的不足。
第二，全球生物學重返下的基因科技與認同政治
延續我在《達悟族的精神失序》一書，對「基因vs.社會」古老科學爭論的興趣。現階段我最主要的研究，是帶入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 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新的理論視野，以「生物社會共構」的取徑，分析基因科技（科學）發展與台灣社會認同政治交纏共構的經驗現象，希望能掌握台灣獨特經驗在全球「生物學重返」（the return of biology）與「生物政治典範」（biopolitical paradigm）擴張中的理論意涵。現階段的出版成果與持續的研究，包括三方面：
（一）走出實驗室的台灣原住民：基因、認同形構與生物政治公民權
這是目前與台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初步簽約的專書計畫，匯集我這些年陸續發表的中英文研究成果。全書以台灣原住民基因論述為分析核心，從國家、族群與基因研究的角度，分析台灣九Ｏ年代以來基因論述與原住民健康、族群認證、國族想像爭論之間的關係。事實上，21世紀基因科學研究如何介入世界原住民健康、部落歸屬與認證、原民性（indigeneity）與認可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等，是晚近學界關注的重要尖端議題。我的專書計畫主要是探討形構與再現台灣「原住民基因」知識發展的歷史源頭、科學爭議與社會後果。具體的說，這本專書希望達成的目標：第一，描述並解釋促成「生物學重返」在台灣原住民族出現的歷史社會過程;第二，評估這些轉變如何影響到認同與差異政治（以族群健康差異、族群認同與國族想像為重點）的想像與理解;第三，分析「生物學重返」對原住民族帶來的科學倫理爭議與社會後果；第四，探討人群分類的基因知識在方法論與認識論上的問題；第五，針對台灣原住民族走向差異性生物公民權與治理策略法制化的發展，反身性的思考科學與部落的關係。
（二）Taiwan Biobank國家型基因資料庫的建置、科學爭議與民主治理
這部分主要從國族建構、種族／族群的標準化、以及公眾與民主治理的角度，兼顧國際比較的視野，剖析這十多年來台灣國家型基因資料庫發展的科學知識邏輯、科學與公眾的爭議，社會政治意涵與國族認同。我這些年陸續與中山大學社會系李宛儒老師合作出版數篇中英文期刊，近期我們也透過與Taiwan Biobank科學家合作，2020年10月至2023年2月在全台灣北中南東的收案駐站點發放問卷，共收集了586份問卷，以及深入訪談約50位參與的民眾。我們希望透過Taiwan Biobank的案例，深化「想像」這個概念在科技、公眾、社會、國族等理論化的發展，透過建構「想像的未來共同體」、「科學的公眾想像」與「公眾的科學想像」等概念，有系統的從國族認同、科學爭議與公眾參與的角度，回應國家型基因資料庫民主治理的問題。
（三）台灣溯源基因檢測受試者的認同形構與行動
立基於本人執行的「幾滴口水鑑古知今？溯源基因檢測的使用者、認同形構與系譜科學」國科會計畫，主要透過問卷與質化訪談，探討台灣溯源基因檢測使用者的經驗，分析科學證據、系譜起源、個人及集體認同形構。目前問卷調查與質性訪談初步結果顯示，溯源基因檢測使用者尋根動機、對科學檢驗的看法與台灣政治文化的變遷相互共構。大部分受試者無論溯源基因檢測是否滿足原先期待，都強調認同應立基台灣土地而非血緣，強調祖先的血緣與國族認同無太大關連。
第三，Covid-19的風險、健康治理與生物民族主義
2019年底COVID-19疫情開始爆發帶來全球性的衝擊，影響涵蓋了科學、醫療、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各面向，一些研究與觀察都已指出，COVID-19凸顯了跨國治理機構的無能，加劇了地緣政治張力，強化了民族國家的統治原則與權力。立基於本人執行的「全球健康一體？新冠病毒與臺灣生物民族主義的國家治理」中研院個人型主題計畫，我關注疫情下全球化健康治理與民族國家的辯論，以及臺灣生物民族主義的國家治理型態在全球與本地脈絡的經驗獨特性。1971年「中華民國在臺灣」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之後，長期被排擠於許WHO之外，目前我的研究帶入「生物」（bio）面向與STS的理論視野，以「生物民族主義」的概念，藉由台灣爭議性的國家地位（contested state），反省WHO全球健康治理的問題。
針對上述三個我長期耕耘的研究面向，我也與學界友人主編了三本中英專書，呈現台灣學界的集體成果，分別為，一、《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聯經，2018）；二、《台灣的後基因體時代：新科技的典範轉移與挑戰》（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三、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lobal Pandemic（Routledge，2024）。觀照世界其他地區的相關經驗與理論發展，深入台灣本土的經驗現象，釐清自己社會的歷史文化特殊性，掌握其獨特的現代醫療知識與論述的在地實踐，並放在全球層次的相關議題、研究取向、與理論發展中思考，這一直是我過去至今與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