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 （pdf檔）
▍ 蕭阿勤
一、全球化中的現代性，從台灣到世界
2015 年夏秋之際，亦即本書準備出版的後半過程中，台灣的政治仍然一如往常，關於族群、民族與國家未來的爭議不斷出現，對立的態勢依舊，經常讓許多人情緒高亢。
2015 年7 月底，高齡92 歲的前總統李登輝訪問日本。23 日，他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對「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發表演說。在演說中，李登輝提到：「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他接著闡述道：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2,300 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1
演講結束後，記者問及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問題，李登輝答道：「我講過好幾次了，尖閣諸島主權是屬於日本的，2 不是台灣的。」李登輝關於釣魚台的談話，隨即引發台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人士的強烈抨擊。例如，總統馬英九相當罕見地親自投書報紙，指責「此話違反史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違反國際法，嚴重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與台灣主體性，是重大失言。李前總統應收回此話並向國人道歉。」3《聯合報》的社論批評：「李登輝的自我見證，示範了許多台獨人物的共同性格。一、台獨思維雖有變貌，但深入骨髓。二、以權謀變詐為操作，無政治誠信可言。三、借殼上市，自欺欺人。」4 新黨主席郁慕明則前往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高檢署）遞狀告發李登輝涉嫌觸犯刑法第104 條外患罪。5 中國方面，則有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抨擊李登輝對釣魚台的言論「歪曲歷史」、「美化殖民統治」、「出賣民族利益、出賣祖業」。6
上述對李登輝的釣魚台歸屬言論所進行的抨擊尚未平息，他在日本雜誌《Voice》9 月號發表的〈日台新連幕開〉（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一文，又從8 月底開始，引發新一波的批判聲浪。在這篇文章開頭，李登輝回憶他在70 年前大戰末期的激戰中，身為日本帝國陸軍士兵且負傷未死的經歷。於先前7 月初台灣國防部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 週年」活動，他認為「那是由馬英九總統所推動的活動。話說原本一般的台灣人對此幾乎毫無關心」，批評馬總統「藉由與中國一同高唱『抗日』來討中國的歡心吧」。李登輝談到：
該活動是「抗日」，但本來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我們兄弟倆在當時有著若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話，死亦不足惜的覺悟。兄長和我所抱持的那般年輕的理想，在現實的巨牆前脆弱地崩壞了。日本輸了戰爭，而兄長作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於馬尼拉陣亡了。沒有比血親的死更讓人悲傷的了。直到現在，只要一想起兄長的事，便會使我悲從中來，潸然淚下。然而我們兄弟倆曾作為日本人去作戰，在馬尼拉陣亡的兄長被供奉祭祀於靖國神社，這是歷史事實。扭曲歷史事實是不為眾人所容的。7
在台灣與中國兩邊官方各自以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主導而大力紀念抗戰勝利70 周年的氣氛中，李登輝這篇文章，比之前他關於釣魚台歸屬的言論，激起更強烈的批判。例如，馬英九公開抨擊李登輝所言是「出賣台灣、羞辱人民跟作賤自己的媚日言論」；8《中國時報》社論以〈譴責李登輝叛國言論，出賣台灣〉為題，指摘他「背叛歷史、背叛中國、背叛台灣、背叛人民、也背叛他自己」。9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則抨擊李登輝的文章是「嚴重歪曲史實」的「荒謬言論」，「充分暴露了李登輝錯亂的歷史觀、可恥的殖民奴化心態及其頑固堅持『台獨』主張、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離間兩岸同胞感情的險惡用心，引起兩岸同胞的強烈憤慨」。10
對李登輝的譴責尚未落幕，曾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擔任其副總統的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由於決定出席參加9 月3 日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周年大會」的閱兵式，引起台灣各方的激烈批評。即使國民黨本身的領導人對此也不以為然。總統馬英九公開表示連戰「不宜參加」，11 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則強調「大陸不尊重當年國民黨率領中華民國對日抗爭的史實，因此，國民黨中常委與現任幹部都不會參加，如果前大老與黨員參加，一定要堅持對等、堅持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史觀」。12 退伍將領、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則否認受中國邀請，並在退伍將領圈中呼籲，強調中華民國軍人去北京觀看閱兵，等於替中共自稱「抗戰中流砥柱」的宣傳背書，「乾脆就不要再領終身俸了！」；13 民進黨籍的前副總統呂秀蓮則前往高檢署遞狀告發連戰觸犯刑法第103、104 條之外患罪，14 並抨擊他違逆民意，附和中共以中國為主體而扭曲抗日史實，又與香港特首同區觀賞恫嚇台灣的武器與人民解放軍，非但傷害中華民國，尤其糟蹋台灣主權與尊嚴，背叛國家和人民，應受國法制裁。呂秀蓮批判連戰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告』之」。15「台灣團結聯盟」的立法委員周倪安也率領「台聯青年軍」到高檢署前高舉標語，高呼「連戰紅鬼，叛國通匪」、「叛國紅鬼，滾回國」、「逮捕叛國犯，取消月退俸」口號，並告發連戰涉嫌觸犯刑法外患罪的通敵罪及國家安全法的傳遞消息罪，強烈批判他「賣台求榮」。16
上述2015 年夏秋之際的政治紛擾，具體呈現了台灣自19 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尤其是自1945 年戰後以來，長久歷史所積累的省籍、族群、民族（或國族）、國家統治及整合的難題與困境。17 這些問題，觸及了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面向。而這些都是自18 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這些台灣或牽涉中國的具體經驗現象，以及它們涉及的普遍性議題，正是本書所集結7 篇論文的研究重點所在。
20 世紀末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顯著發展時，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的統治模式即將消頹的論調盛行一時。但邁入21 世紀以來的世界局勢，顯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深植人心、民族國家統治模式難以撼動，以及所牽連的族群等相關問題複雜糾結，其程度遠遠超出上述論調的樂觀估量。與其單純地說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的統治模式即將式微，不如說它們往往在新的歷史情勢中有所變化，其中新舊力量相互激盪，新舊現象雜糅並立，可能此消彼長或彼消此長，原有的意識形態與統治模式可能伺機而動，不僅未曾消歇，甚至更加強大。
上述台灣涉及中國的族群、民族與國家統治的難題，顯然歷史淵源長遠，根深蒂固。除了台灣之外，世界各地無不充滿這些方面的問題，並未隨全球化而消失。僅僅近年來，舉其犖犖大者，例如即使在追求一體化的歐洲，2011 年5 月蘇格蘭國家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 在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後，再度引發數百年之久的蘇格蘭獨立爭議。2014 年9 月蘇格蘭舉行英國首相簽約允許而合法的獨立公投，但投票結果是多數支持蘇格蘭留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又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Catalonia) 自治區於2012 年9 月舉行要求脫離西班牙以獨立建國的大遊行，並於2014 年11 月舉辦憲法所不允許的獨立公投，結果獲得80%以上民意的支持。同樣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Country)、比利時北部法蘭德斯(Flanders) 地區，也都有強烈的獨立訴求。正如Anthony Giddens 在1990 年代伊始就以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興起為例所說的，全球化的社會關係或許削弱了與民族國家相連的民族主義情感，但也許在因果上也強化了本土化的民族主義情感；在快速全球化中，同時也可以看到追求地方自主與區域文化認同的壓力漸增，而這事實上是同一過程的一部分(Giddens 1990: 65)。18
世界各地牽涉族群、民族與國家統治的難題，就像台灣以及上述西歐與南歐的現象所顯示的，都各有長久以來的語言、文化、政治、經濟等原因，各有獨特的歷史緣由與脈絡。不過，即使有種種差異，這些現象卻可以說都是「現代性」(modernity) 仍然綿延不斷的重要展現。做為特殊的社會生活或社會組織的模式，現代性大約從17 世紀開始出現在歐洲，其影響力接著擴及全世界(Giddens 1990: 1)。如同Rogers Brubaker在近作中所指出的，世界各地對現代性的實踐未必都變成單一的、源自西方的那種制度模式與文化理解，因此我們可以承認有所謂「多樣的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 ；但從「單一的現代性」(single modernity) 角度來看，亦即強調全球在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過程相互關連，有助於我們理解民族主義、族群、種族及其他相關範疇，例如具有明確領土疆界且透過法理權威與官僚行政體制，以施行直接統治的現代國家，為何會成為當代的文化理解、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以及為何這種現象持續不衰。單一的現代性觀點提醒我們，至少大約兩個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等一整套相關的修辭語言、組織形式、政治方案在全世界傳播，給各種民族主義及政治化的族群現象提供了文化的與制度上的材料(Brubaker 2015: 145-154)。就此而言，2015 年夏秋之際，台灣如同以往所出現關於族群、民族與國家未來的爭議，那些讓媒體爭相報導，使我們身邊許多人或甚至我們本身歡欣讚賞、或慷慨激昂、或悲痛哀傷的現象，都是源起於歐洲，進而全球擴張的現代性結果。我們與族群、民族及國家有關的信念、記憶、盼望、情感等，都是這個現代性的產物。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各章正在於展現源遠流長的現代性中，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面向在台灣的獨特展現，同時也擴及中國的經驗。19
二、全書安排與各章內容
1990年代以來，關於台灣族群、民族現象及國家關係的研究蓬勃發展，累積深厚。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許多同仁在這方面的研究，投入尤多。2010年1月，社會所成立「族群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後更名爲「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繼續共同探究族群、民族、現代國家在台灣的展現、變化及其相互關係。這個小組共有9位成員，其中6人是社會所同仁，包括王甫昌（創組召集人）、蕭阿勤（第二任召集人）、汪宏倫（第三任召集人）、湯志傑、黃庭康、蔡友月；另外 3 位爲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社會學系范雲，以及台大人類學系林開世。2013 年10月25日，硏究小組舉辦「台灣：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研討會，成員們都在會議中發表研究論文。本書集結當時研討會發表的部分論文（王甫昌、汪宏倫、黃庭康、蔡友月、吳叡人、林開世），以及另外撰寫的論文（蕭阿勤）。其中汪宏倫、蔡友月的論文，並曾先在期刊發表後，再行收入本書。
吳叡人的論文〈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國家認同的競爭，1945-1950) ，從歷史的、結構的角度，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8月15日）到韓戰爆發(1950年6月25日）期間，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狀態。論文指出，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舊國家權威瓦解，但在國民黨統治下，新的國家權威尙未鞏固，因此這是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高度不穩定的過渡期。這期間台灣出現三波本土菁英主導的國家認同動員，致力於形塑民眾的認同趨向。第一波是原來殖民時期下「右翼民族運動者」的本土菁英所主導的一系列宣導活動，目的在於向國民黨政府表達歡迎之意，並向民眾灌輸中國認同。之後的第二波，由二二八事件中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本土菁英主導，藉著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在中華民國架構內的分權自治，以便控制民間可能轉向分離主義的中國認同危機。但國民黨政府隨後的軍事鎮壓，則導致第三波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宣傳左翼的中國認同，以及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追求台灣獨立而倡導的台灣國家認同。軫是這兩者與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正統，形成「三個祖國」的競爭。
在理論上，吳叡人認爲，所謂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不是原生的(primordial) 的存在。他反對「本質論」(essentialism), 主張「建構論」(constructivism) 觀點，並加以清楚闡述，指出人們「從缺乏團體意識，只能由客觀的（而且經常是有爭議的）文化特徵加以辨識的、鬆散的「族群類屬』（ethnic category），發展到有主觀共同意識與清楚邊界的『族群團體」，乃至產生政治自主意願的『民族』，建構或追求屬於自己的「國家」，不是自然的演化，而是在特定結構條件下，一種經由有意識的人類行動中介、誘導的政治過程」。吳叡人又特別強調菁英對族群與國族認同建構的關鍵重要性，指出集體政治認同的形成，基本上是菁英爲了追求團體利益而主導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這並且有賴政治菁英與文化菁英的合作，前者擅長溝通、談判、組織、動員與說服，而後者長於詮釋、創造共同的象徵。
吳叡人的論文精於歷史的、結構的分析，細密謹慎的理論思辨結合詳實的經驗史料，闡明戰後台灣省籍、族群、民族以及國家統治問題的源起與癥結，爲戰後初期的政治混亂描繪一幅清晰的圖像。做爲第一章，它爲本書後續各章鋪陳了理論與經驗的討論基礎。20 吳叡人的結論指出，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逃來台與 1950 年韓戰爆發，大致終結了戰後約五年左右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確立了美國霸權所保護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並深刻形塑了此後數十年台灣人的政治認同。黃庭康的論文〈反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50年代爲例〉，正是針對這樣的歷史脈絡所進行的研究。
黃庭康運用政府行政部門與大專院校的檔案史料，指出敗退來台的國民黨聲稱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招收僑生固然有利軫海外華人認同中華民國，提高其政權的合法性，但 1950 年代中期之前，由於海外華人對於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流亡政權還缺乏信心，政府許多行政部門與大專院校也因爲資源有限，或如國立台灣大學堅持招生自主等因素，而不願配合，因此來台僑生人數相當有限。黃庭康的研究發現，中共大力吸收僑生、東南亞國家「去華化」的政治不安等，都使國民黨政府必須招收僑生的壓力漸增。但真正的轉捩點，在於 1954 年初之後美國在政策與資源上的支持：美援撥款成爲大專院校收容僑生的重大誘因，使敎育部轉而積極執行僑生計畫，外交部也積極協助爭取僑生。此後僑生來台人數激增，美援帶來的利益使大專院校在僑生問題上妥協，接受龐大的美援也成爲國立台灣大學自主權削弱的原因之一，而敎育部則逐漸掌握僑生分配的決定權。我們可以說，50 年代中期台灣僑生政策的形成，大致是國民黨流亡政權在美國支持下逐漸在台灣立穩腳跟的寫照，反映了原本瀕臨敗亡的國家逐漸有能力控制本地社會。
黃庭康批評既有相關的研究文獻通常將僑生政策簡單歸因於國民黨爲了爭取華僑向心力等因素，並且認爲黨、政、敎育部門、海外華人致支持，彷彿黨的意志可以貫徹到底，即使近年來批判僑生政策的研究者也大致重複這種論述。這樣的批評，旨在指出學者研究中常見的歷史敘事模式可能簡化、忽略、扭曲歷史現實，並且加以糾正。
敘事傳遞現實，製造意義，也建構認同， 向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不僅各種個人的或集體的社會行動者在社會生活的實際過程中 不斷對自我與世界進行「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建構敘事，社會科學家分析社會、創造關於社會的知識，也通常無法脫離敘事。蕭阿勤的論文〈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 ，從世界史上逃難對知識文化傳播變化的影響談起，既分析國民黨統治下中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導致社會科學研究中特定歷史敘事模式的盛行，也以外省籍第一代學者龍冠海爲例，探討「流亡者」的自我與知識，以及其中呈現的敘事與時間議題。蕭阿勤指出，流亡是難民中的特殊類型，流亡者的心態徘徊在故鄉與新家之間，在空間與時間上都處於生命斷裂的危機中，陷軫「活在中間」的狀態，難以安穩自在。「中國現代化」硏究中帶有強烈中國國族認同的敘事，統合了外省籍來台第 代社會科學家對過去的記憶、對現在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期望，建構了歷史的連續感，有助於他們從時間的主觀感受上抒解流亡者處於中間狀態的生命斷裂、維持一貫的認同，也爲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存在與知識工作找到意義。
蕭阿勤的論文強調，人們在認知上所進行的「敘事的理解」，是「社會時間」(social time) 建構的重要活動，具有文化結構的作用而形塑人們的意識與行動。特定的公共敘事與相關的集體認同，既能鼓舞人們的熱情與創造力，也同時可能協助社會複製既有的權力關係，持續對他者的扭曲與壓抑。世界史上多數身爲難民的知識分子難以擺脫客卿從屬的地位，但龍冠海等外省籍社會科學家所賴以定位自我與知識的歷史敘事，則在戰後台灣成爲文化霸權。蕭阿勤指出，對本省人而言，那足以深入個人生命深處而形塑其生命存在的時間感與意義感的歷史敘事，可以說是戰後台灣「中國化」最爲深沈的所在。他的這些論點，無疑指向前面提到的民族主義、現代國家等範疇做爲現代性產物，藉著形塑人們的敘事的理解，對人們界定自我、看待世界 與決定行動，有無比重大的作用。
王甫昌的論文〈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論台灣外省人族群意識之內涵與緣起，1970-1989) ，與黃庭康的研究類似，也根據各種文獻史料，挑戰既有研究文獻中的歷史認識 。他指出，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外省人身分認同研究，大致都假設這些來台移民在戰後早已具有超越各省籍背景的「外省人」集體認同，但在1980年代之前，整體外省人的身分認同即使存在，恐怕也是他人賦予的文化身分成分居多，至於對自我認定 的身分認同、社會生活組織原則、政治行動 的基礎而言，基於籍貫省分、甚至縣分的「地域意識」更有實質的關鍵作用。再者，王甫昌指出，許多研究認爲在1990年代台灣政治本土化、民主化轉變中，外省人認爲本身是「弱勢」的政治化「族群意識」才浮現。但事實上1970年代初期以後，由於蔣經國掌權後拔擢本省籍青年、開放中央民意 代表增補選，外省籍的年輕菁英已公開提出本省人 是「優秀籍貫」的說法，抱怨參政機會被剝奪。他們並以中國大陸省分 籍貫的地域意識爲基礎，訴求用人 的地域均衡。到了1980年代初期以後，由於外省籍第二代已少參與同鄉會、眷村改建使選舉「鐵票」流失，以及認爲政治民主化、本土化不利於外省人參政等，許多「外省第二代」菁英開始提倡以所有外省人爲主體 的弱勢族群意識，而此種論述在80年代末更大量出現。
王甫昌對外省人地域意識、族群意識各自的內涵、社會表現、政治作用與限制的論點，相當奠基於他對於 戰後台灣國民黨中央政府機構的權力分配制度、各級選舉的制度安排與結果的細緻分析。這樣的研究給讀者的重要啓示之一是：理解 戰後台灣 的省籍問題或族群政治， 顯然需要更多類似 的關於制度安排的實證研究。另一個涵義是：外省人從懷抱源自中國大陸的地域意識，轉變到具有清晰的、以台灣全體外省人爲主的族群意識，這種「族群化」過程，既代表他們身分認同基礎從屬於「前現代性」或「傳統性」變化到現代性，也顯示他們做爲移民，在一個現代國家統治制度下逐漸調適而在地化或本土化。21
1990年代以來的台灣，不只政治明顯地族群化，各種的文化活動與學術研究，也出現明顯的族群化現象一亦即族群，以及與它有關的民族、現代國家統治的面向，逐漸成爲文化理解與學術知識探討的關注焦點，相關的概念成爲參考架構，一般民眾與文化學術菁英逐漸以這種參考架構（重新）認識台灣社會有關人群分類等相關現象，形塑討論的方式、語言，以及潛在的行動方案。
林開世的論文〈從頭人家系到斯卡羅族：重新出土的族群？＞ ，即在針對上述學術研究的族群化現象。他詳細討論清代、日本殖民者、西洋人留下的各種史料，鉤沉解密，考察一百多年前台灣南端「斯卡羅人」的身世。現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的村民在戶口登記上爲漢人，不過鄰村居民通常認爲他們是「番」，而他們也被認爲是一百多年前曾經統治這一帶整個區域的強大部落「斯卡羅」的後代。林開世的研究發現，斯卡羅事實上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這個排灣族地區占領導地位，但原本來自知本的卑南族人的頭人家系所自稱的一種社會範疇。它指的是能夠在番人與漢人等外來者之間扮演中介者角色，主導一個包括婚姻法則在內的複雜交換體系，以維持頭人地位與權威的人。林開世強調，斯卡羅是一種對強勢者的尊稱，而且只限於一群具有家系關係的家族自稱或被尊稱時所用，但它不是親屬團體，也不是族群團體。這個人群概念指涉的成員不固定、界線不明確，可以彈性地包容不同範疇的人們。
林開世指出，斯卡羅是在近二、三十年台灣的族群政治發展、族群意識抬頭後，才受到學者、恆春半島的社區營造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重視，許多人並且努力要尋找「斯卡羅人」做爲一個族群的歷史，復興其族群主體性。他提到在台灣，這類的現象不只斯卡羅的例子，因此讓人不禁懷疑當代眾多的尋根與重建族群史的工作，「是真的反映了過去，還是以我們當下的族群政治論述來扭曲過去？」事實上，林開世所感嘆的現象，在世界各地關軫集體認同的文化政治中，極其常見，並非台灣所獨有。在涉及族群與民族議題時，這更是普遍。政治動態、文化活動、學術研究的族群化，甚至「民族化」或「國族化」，影響人們的歷史認識，更與當代人的認同建構密切相關。記憶與認同，或者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的問題，或者說人們的過去、現在、未來，從來無法分割，相互形塑。蔡友月的論文〈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DNA、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也觀照這種現象，但針對的是被認爲客觀、中立的尖端「科學」硏究，亦即20世紀末以來在全球興盛發展、備受矚目的基因科技涉入祖先起源、種族或族群劃分、認同建構的過程。
蔡友月的論文採取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的新取向，強調我們必須擺脫科學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二元對立，科學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不能各說各話。她指出，當代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已經涉入認同政治議題，呈現科學與社會兩方面相互影響的「共構」現象。當它們連結到族群與國族認同時，在台灣尤其有特殊的表現。她的論文以林媽利團隊的研究爲主要例子，顯示許多探討台灣人起源與基因組成的科學研究，是在解除戒嚴後的1990年代才開始出現。這些科學硏究結果所形成的論述，強調台灣人血緣中的原住民DNA成分、台灣人的多元起源與混種組成，以對抗中圉民族主義的「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的國族論述。許多政治或文化菁英接受新穎的、商業的基因檢測，公開宣示自己帶有原住民的血緣來源、具有多元的血緣系譜，並以此爲榮。蔡友月強調，在「生物政治典範」的全球擴張下，台灣的生物醫學及基因科技與族群、國族認同連結，於是出現獨特的「生物多元文化主義」 現象，但這並非單純的科學的本質主義，或傳統的種族主義。她的分析指出，有關台灣人血緣組成與系譜起源的實驗室內科學知識生產，以及在實驗室外被消費及造成的社會後果，都鑲嵌在1990年代以來台灣與四大族群概念、多元文化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等有關的認同政治中，深受其中人群分類建構的影響。社會政治變化「內滲」到科學知識生產，而科學知識生產也「外溢」到社會而產生影響，造成「生物醫學的族群化」與「族群的生物醫學化」。
Rogers Brubaker在他2015年剛出版的新書中，放眼近年來美國及世界其他各地的社會，認爲對當代人群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而言，越來越顯著相關的重大脈絡變化之一，就是他所謂的「生物學的重返」(the return of biology)。Brubaker 所指的這種變化，亦即歷經科學的種族主義在20世紀中期式微、社會科學或社會學從建構論角度強調文化對社會人群分類建構的重要性，以及學術界長久以來對種族主義的撻伐之後，在最近十五年左右，也就是在「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於2001年發表人類基因體定序圖譜初稿以來，生物科學卻再度展現勢力與權威，越來越影響社會人群相同或差異的分類建構。這在涉及種族、族群、民族的議題上，更是如此，使得向來認爲社會人群的差異有生物性基礎的看法，彷彿獲得新的有力支持，也似乎有效地挑戰了建構論 (Brubaker 2015: 2-4)。蔡友月的論文面對國際上新興而相當重要的議題，正在於剖析全球「生物學的重返」在台灣的特殊展現。她基於台灣經驗的研究論點，與Brubaker在"The Return of Biology"一文中主要基於美國經驗的看法，有不少相近之處。因此兩人的文章，很適合相互參照。22 蔡友月的研究，毋寧在探討全球化趨勢下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在國族建構中的角色，並點出其中台灣的獨特所在。這顯示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在新的歷史情勢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未曾式微，甚至可能更加鮮明。
汪宏倫的論文〈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同樣涉及全球化中，國族認同並未衰歇、反而變化茁壯的在地特殊表現。但他跨出台灣，所針對的經驗現象，則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中國及其民族主義。本文在前面也討論到，幾世紀以來現代性擴張的結果，民族主義、族群、種族、現代國家等相關範疇，形塑了當代的文化理解、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深刻左右了人們的信念、記憶、盼望、情感等。汪宏倫的論文則強調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另有獨特的情感與情緒的來源，而這可以說是現代性對戰爭與暴力的執迷在中共統治下的特殊展現。他指出，1949 年之後，中國民族主義轉成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透過「日常國族主義」 (banal nationalism) 的方式運作而存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實以微妙關係相聯繫。在毛澤東時期的「戰爭共產主義」下，新中國的政治體制建構了 種新主體，亦即由統 戰線的「戰爭／鬥爭之框」構造而出的「人民」。這種新主體的情感結構與鍶識框架，不斷藉著官方愛國主義敎育等日常實踐再生產，至今仍形塑許多人對世界的看法。
汪宏倫指出，上述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說明了爲何在全球化時代的 19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大眾民族主義的情感特別高漲、戰爭訴求與修辭仍然經常出現。他強調，情感結構形塑了民族主義者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情感與情緒是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關鍵。汪宏倫的論點，將我們帶回本文開頭所提到李登輝的表白 亦即他深愛台灣、爲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而來的憤慨、爲兄長曾經做爲日本人去作戰犧牲而來的深刻悲慟 以及因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差異，而毫不留情地抨擊李登輝的那些批評者的強烈鄙視與憤恨。同樣的，這也讓我們回到那些指摘連戰參加中國閱兵式、涉嫌通匪叛國的人們的激昂憤怒。族群、民族與國家做爲思考與感受的框架，深達人們心靈的底層，因而對立也往往堅不可拔，這或許是這方面的難題難解的根本所在。
三、從分殊的經驗現象到共同的理論傾向
本書各章的研究對象不同，牽涉的具體歷史經驗有相當的差別，所帶入的概念與特定理論資源也未必相同。但總括來看，在這些差異之中，對於族群、民族、現代國家統治的現象，卻有如下列貫穿各章而彼此相通共享的理論傾向：
第一，建構論的立場：當代的族群或民族認同，都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尤其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模式下，或者涉及以建立現代國家統治爲目標的民族運動時，人們與他者及環境互動而反思的認知產物。這種認知產物可能化爲制度安排而沈澱於文化理解與社會生活中，但都不是具有本質的實體。當代社會的族群性與國族性，是人們不斷與自我協商或與他人協商而實踐的結果，並非先於社會、政治、文化的分類建構過程而存在。吳叡人的論文對這種理論立場，已有清楚扼要的闡述。本書另外對「中國現代化」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歷史敘事、以外省人整體爲範圍的弱勢族群意識、中圉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的分析，明顯出於建構論的立場。其他各章，大致也都傾向這種觀點。23 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在所謂「後基因體時代」(Post-Genomic Era), 雖然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中的建構論仍然閃耀著真知灼見，雖然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涉入種族、族群等人群分類的研究在方法論上仍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24 但已有社會學者呼籲建構論者不應再迴避這些新科學發展的挑戰，不應停留在外部的批判而與重視生物本質的「科學決定論」各行其是（蔡友月2012) ，或者認爲應發展兼顧兩者的「生物社會的建構論」(biosocial constructivism)(Brubaker 2015: 84), 方能使建構論更上一層樓，維持其生機。這恐怕是值得眾多的建構論者關注的新課題。
第二，重視歷史性：建構論的立場反對本質論，意味著研究者必然關注客觀人群分類與主觀認同的歷史性。這種關注，亦即對於這些分類與認同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與政治權力結構下被生產出來，如何成爲歷史機遇與特定條件輻湊匯聚下的產物，以及如何可能隨時空而變化等，保持高度的敏感與分析的警覺。本書各章深入各種史料文獻，詳考一百多年前的恆春半島，以至戰後迄今當代台灣或中國的各階段，其中對歷史性的關注，清晰可見。
第三，菁英的關鍵地位：促使族群、民族主義及相關範疇成爲文化理解、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將這些範疇賦予特定的社會文化內容與象徵的內涵，以建構集體認同、動員人們、激發行動等，在這些事情上，菁英通常都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屬於國家統治階層的菁英，或是居於反對特定國家的位置的菁英，他們往往都是族群或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建構或變遷的啓動者。Brubaker在討論種族、族群現象時所謂的「族群政治的企業家」(ethnopolitical entrepreneurs)，即屬於這些菁英(Brubaker 2004: 10)。「三個祖國」認同的形成、高等敎育場域的變化與僑生 政策的形成、園族歷史敘事的建構維持、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發展、斯卡羅族的「發現」、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倡、當代中園民族主義的勃興等，菁英在其中無不扮演啓動者的核心角色。25 這種研究焦點所在，如吳叡人的論文所言，「乃是出於特定問題意識」，而「與知識、道德乃至政治上的菁英主義無關」。事實上，這不僅是基於研究的問題意識，而且經常是指出歷史的現實。
第四，語言論述的重要性：對於語言在族群、民族等人群分類與認同，以及相關的國家統治意識形態上的重要作用，林開世一文的結論一 語道破：「面對在過去存在的人群區別與動員現象，包括漳／泉、閩／粤、高山／平埔、外省／本省等社會範疇時，許多學者與文化工作者再地將分類的範疇當成具體的族群實體，用血緣、地緣、語言、文化的連結與分散來實體化它們的存在，並重建族群存在的系譜。而忽略了群體認同與社會界線， 直都是論述的現象，打造政治權力工程的裝置。」這個洞察，將建構論對族群、民族等人群分類的認識推向更深刻的層次，亦即 Brubaker 所強調的，種族、族群、民族等是人群分類的「範疇」(categories)，不應被視爲實質的「團體」(groups)；它們不是「存在於世界中的物體」(things in the world)，而是人們「對世界的觀點」(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他們只存在於人們的感受、詮釋、再現、分類與認同中，而且藉著這些過程才存在(Brubaker 2004: 17)。本書各章作者在一些討論脈絡中，雖然仍可能使用「族群團體」之類的概念，但戰後初期不同的圉族認同、僑生政策的歷史敘事式、「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敘事與認同、外省人的族群意識、斯卡羅如何成爲個族群、台灣人的多元血緣系譜、中國的新民族主義等，在在憑藉語言論述的發揮建構。
上述幾點共通的理論傾向，對於夾雜嚴重對立、糾結著深重情感的族群、國族難題的解決，也有著實際的啓示。政治與文化菁英們體認到和解共生的重要，並尋找相互妥協的可行途徑，付諸實踐，給予一般民眾示範與啓示，將是一個良好的起點。透過種種媒介的傳播，他們的言語論述，在啓發新的感受與思維上，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同樣地，這不是知識、道德、政治上的菁英主義主張，而是眾多的可能與起點之。在本文開頭談到的李登輝＜日台新連携の幕開け〉一文引起的尖刻批判聲浪中，例如曾擔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前立法委員姚立明的發言，值得聆聽。外省籍的姚立明為他人參選市議員站台時，公開談到：
你們大概不能想像，我從來沒去過日本，是因為我的母親她十幾歲的時候，她最喜愛的一個表姊，就在抗日的時候被炸死了，就在她邊上，她一生她不想用日本貨。
我們過去完全不一樣，李登輝要尊重我爸爸媽螞，我爸爸媽媽會尊重他的感情，因為李登輝的哥哥，是站在日本人打外國人打死了，我們要尊重他，台北市政府的柯辦的秘書叫蔡壁如，她三個叔叔都代表日本人被打死了，每個人都有個人的不同經歷，可以我們現在台灣真正需要的，叫做群體國家的共同記憶。 26
寬容與接納，永遠是族群與民族的認同政治中罕見的美德。類似姚立明所發的言論，因而彌足珍貴。而且也唯有如此，深陷對立與恨意的個人與社會才得以救贖。＊
＊ 補記：本書幾位作者對淤一些外文名詞，偶有不同的中文譯法。例如nation-building，被譯為「民族塑造」、「建國工程」或「國族建構」。為尊重作者的翻譯方式與使用習慣，本書保留這些差異，不加以統一。其次， 「台」、「臺」二字，除了少數如姓名的情形之外，則统整為「台」字。再者，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文獻實料等相關訊息，在一些地方，為求存真，以簡體字顯示。
1 〈李登輝訪日演說：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見想想論壇，2015 年7 月28 日（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364， 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17 日）。
2 〈台灣朝野反駁李登輝釣魚台屬日言論〉，見BBC中文網，2015 年7 月26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26_taiwan_lee_east_china_sea，取用日期：2015年9 月17 日）。
3 中國時報，2015 年8 月3 日A12 版，〈馬總統投書：釣魚台當然是中華民國領土李登輝應道歉〉（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03000427-260109，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
4 聯合報，2015 年7 月29 日，〈李登輝的「東京康乃爾之旅」〉（http://udn.com/news/story/7338/1085595，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
5 聯合新聞網，2015 年7 月27 日，〈釣魚台是日本的？新黨告李登輝涉外患罪〉（http://udn.com/news/story/6656/1081768，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 日）。刑法第二章「外患罪」第104 條：「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或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6 中央日報網路報，2015 年8 月7 日，〈釣魚台／張志軍：李登輝媚日遭兩岸共同譴責〉（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 coluid=141&docid=103327736，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
7 李登輝該文的中譯，見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423429（取用日期：2015年9 月8 日）。
8 自由時報，2015 年8 月20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418 976，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電視報導，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7ppta2F2cL4（取用日期：2016 年1 月3 日）。
9 中國時報，2015 年8 月22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22000413-260109，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
10 香港文匯網，2015 年8 月21 日，〈國台辦斥李登輝賣國者從無好下場〉（http://news.wenweipo.com/2015/08/21/IN1508210084.htm，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 日）。
11 中時電子報，2015 年8 月29 日，〈連戰出席陸93 閱兵馬英九喊話「不宜參加」〉（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829002345-260407，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8日）。
12 中時電子報，2015 年8 月28 日，〈朱立倫：大陸不尊重史實黨內幹部不參加閱兵〉（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828003281-260407，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日）。
13 聯合新聞網，2015 年08 月28 日，〈郝柏村：退將去大陸閱兵終身俸就不要領〉（http://udn.com/news/story/8533/1150844，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 日）。
14 刑法第二章「外患罪」第103 條：「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04 條見本文腳註5。
15 自由時報，2015 年9 月5 日，〈副總統告副總統呂秀蓮告連戰通敵〉（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12846，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 日）；聯合新聞網，2015 年9 月5日，〈呂秀蓮告連戰觸外患罪法界：難構成〉（http://udn.com/news/story/8533/ 1167715，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 日）。
16 自由時報，2015 年9 月4 日，〈「賣台求榮應取消禮遇」台聯告發連戰叛國通敵〉（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434049，取用日期：2015 年9 月9 日）。
17 在現代民族主義中，民族與國家關係密切，難以相互孤立來討論，因此在本文中「民族」或「國族」常交替使用，也使用民族主義、國族認同等字眼。
18 以台灣為例並有類似結論的研究，見Wang (2000)。
19 關於台灣的現代性發展的歷史經驗，見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不過該書正缺乏族群、民族／國族角度的探討。關於台灣的現代國家的興起，見該書第 4 章（王振寰2010）。
20 吳叡人的論文，也可以對本文開頭提到的 2015 年夏秋之際，台灣圍繞李登辉、連戰等的政治爭議源起，提供歷史的解釋。
21 關於外省人的 「 台灣化」， 一個較早的重要研究是高格孚(2004)。
22 Brubaker 此文論點，與蔡友月先前的研究（蔡友月 2012；Tsai 2012) 更不謀而合，值得－併參考。
23 對於認同政治，台灣學者較早立基於建構論所做的清楚闈述，可見張茂桂（1997) 。
24 社會學者在這方面的批評，例如蔡友月(2012) 、Brubaker (2015: 81-84) 。
25 筆者在先前的和關研究中，對於菁英的重要角色，也有類似的論點（蕭阿勤2010: 58-60; 2012: 32-33, 48-59)。
26 民視新聞，2015年8月22日，〈李登輝日本祖國論惹議柯媽：講得對〉(http://m.ftv.com.tw/newscontent.aspx?sno=2015822P05Ml，取用日期：2015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