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張苙雲 *
社會變遷這個課題長久以來一直最為社會科學界所關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台灣的社會已經歷經了四十年以上的急速蛻變，主要生產方式由農業轉變為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市場也隨之出現結構性的轉型。大多數的人們都容身於各種不同的政府、工商企業組織之中，從事各式各樣的生產活動，以換取生活資源，滿足家庭成員的需要。伴隨著都市化的發展，無可避免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從而有些變化。密集緊盯著台灣社會結構的發展軌跡，正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首要目的。這個計畫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首度於1984年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和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規劃進行，於1989年再度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進行第二期計畫。目前由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這個計畫於1994年起改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1994年6月召開了「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參與籌備的研究人員先後有瞿海源、章英華、呂玉瑕、王甫昌、柯志明等教授，由張苙雲擔任召集人，呂玉瑕和王甫昌兩位教授擔任執行秘書。這個四天的會議，第一天安排的是「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第二至第四天則為論文宣讀，後三天會議期間共宣讀了二十一篇論文。調查工作坊的論文交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所出版的《調查研究》期刊刊出，其餘論文則經過三位評審匿名審查後結集成專書。
由於部份作者工作忙碌，無暇如期修改論文，故而收錄在本書中的只有十六篇。含蓋的主題包括階層與社會流動、日常生活方式、家庭價值與行為、家庭與工作、以及社會參與和制度信任等五大類。這十六篇論文雖然處理的是不同的議題，不同的社會變遷面貌，細續這些研究的發現，可以看見一些當前社會脈動下的底層機制，敎育的影響是一個貫穿諸個研究的底層變項，教育的效應及於地位的取得、婦女勞動參與、音樂欣賞、消費型態、作息時間、異識性政治意識的形成、以及對個人、組織、和制度的信任程度等。在某些情況下，性別的作用似乎因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社會階層者之間的差異，在某些意義上，多少也反映著教育程度的作用。除此之外，都市化程度也收錄於本書的研究中，是個獨立於階層效應的社會力。接下來分別說明這些論文所突顯出來的議題和它們之間的關連性。
階層與階級流動
急速的工業化之下，台灣社會的階層結構從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嗎？出身和成就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蔡瑞明的研究指出工業化過程中的階級結構，可能不似許嘉猷（1989）的研究所稱那麼動態。以快速變動的台灣為例，和許的研究發現一致的是，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轉型，的確從而使台灣社會表現出快速的社會流動，這種結構性的轉型特別歸因於農村子弟的流動。勞動市場的結構轉型，給農村子弟提供許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蔡瑞明的分析結果卻指出，的確台灣的社會流動主要是發生在農村人口這部份，大量的農村子弟離鄉進入到各行各業，促使農業人口急速的消失，工人及服務業階級的興起。但是，即或是經歷了四十餘年變遷的台灣社會，出身與成就的關連並未大幅的降低。從交換性的流動上來看，父子兩代間的傳承，在這四十年來，並沒有劇烈的變動。整體社會層級看來，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有明顯的區隔，而農人階級的位置顯得孤立而獨特。這樣的研究發現和陳紹馨先生的觀察是有所不同的。陳紹馨指出：「台灣所具有的邊緣性格，均使台灣無法形成固定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階層」（1979: 522）。
孫清山和黃毅志呼應蔡瑞明的基本結論，即由農工大規模的職業流動，以及出身與成就的關聯，特別是控制了結構變遷之後，農林漁牧人員與勞動工人的向上社會流動仍清楚的顯示出相對弱勢。他們以職業流動以及個人的交友和婚姻網絡的階層性質，來探討台灣的階層結構。將台灣的就業者分成四大類，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士）、買賣服務人員（商）、勞動工人（工）與農林漁牧人員（農），根據相互流動、交往和通婚等的流動表分析，同樣指出藍領（後二者）白領（前二者之間，有著明顯的界線，特別是選定了初職之後，低階層的農工要往上跨越，相當困難。
另就這四類職業個別的分析，他們推論說：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擴充吸引不少背景歧異者流入，不利於階級之形成，但一進入這種工作生涯，交友、婚姻與生活方式以同階層者為對象，這樣的封閉性與穩定性有助於士階級的形成。買賣服務人員代內和代間流動均高，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流動的可能性高，網絡的異質性亦高，是最開放的階層，不利於「商」階級的形成。勞動工人，許多都出身於農家，又可能流向專技佐理、服務或買賣工作人員，背景的異質和向上流動的可能，使得勞動工人階級形成不易。農民則大都出身農家，世代為農，在工作生涯中又缺乏流動的機會，有利於階級的形成。
以上有關台灣社會流動與其階級意涵的探討，都明白指出，在職業結構上的巨大變遷，是大量社會上升流動現象的主要原因，當控制了結構因素之後，職業的傳承以及藍白領的分界依然明顯。從這樣的結論，我們會推論說，當台灣的職業結構不再有相當的變化之後，社會流動的規模將逐漸減少，而職業的傳承會更加封閉，特別是農工階層，要流動到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將益形困難。在我們逐步擴充與提升教育，期望機會更開放的社會之時，如上的推論是否形成，是值得關注的。
林南在「制度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消長：台灣社會階層化和社會流動的分析」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社會流動的底層機制，除了個人的人力資本外，需同時考慮制度性機制的影響。他認為，哪些人能取得關鍵的文化資源和制度資源，從而將這些文化和制度資源轉換成個人的資本，配合人力資本，這個機制的釐清，應更有助於理解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取得和報酬的方式。他指出，台灣社會四十年來主導的制度是國民黨黨國體制和省籍。他發現，雖然國民黨員身份和省籍對取得職權和報酬的影響，已經逐漸淡化消逝，從商和自雇取得管理權威，轉 而成為致富的途徑之一，並有取而代之的跡象。
林文在檢視黨員身份和省籍對地位取得的影響後，指出雖然近年來台灣經濟、社會、政治的巨變，進而導致女性在教育取得的劣勢消失，然而，女性教育機會的改善並沒有增加女性取得制度資本的機會，也沒有改善兩性在報酬上的不平等。他建議用強有力的社會行動，以改善女性在地位取得過程中所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樣的研究發現其實是相當呼應文獻中檢討工業化和婦女地位之間關係的研究結果。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首先，伊慶春和呂玉瑕（1994）回顧了相關文獻，就指出工業化的發展，以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對提昇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對居住在都市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婦女而言，婦女教育程度及就業機會的提高，的確使婦女重新認定其傳統的女性角色，也提昇了她們的地位。然而，對工廠女工的研究則發現女工的家庭地位並未隨著自身資源的增加而提高。在社會階層較低的家庭中，家庭內的性別不平等十分明顯，女性的社會經濟資源和個人自主地位均較男性成員為低。
其次，雖然在勞動市場上，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教育程度都是取得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然而，兩性地位取得的過程的確還是有明顯差別。張苙雲（1988）對公務人員升遷模式的研究就直接指出，升遷的過程中，雖然教育程度在進入政府機構工作後，持續影響著公務人員的升遷，但是男性比女性更受益於附屬在組織機關（對應於林文的制度資本）的優勢，而女性則是單依靠個人的人力資本：敎育訓練，以取得現在的職位。
雖然從經驗資料的分析中，我們的確發現到結構性變遷對社會流動的重要性，以及制度性力量對個人地位取得的助力和阻力，然而，一般民眾的主觀認知和實際的地位取得的機制是有距離的。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認為能夠事業有成，個人因素具關鍵性的地位，例如「有心努力」、「本人才智」、和「努力」等。除此以外，敎育亦有直接作用，而且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自身，父母的教育亦是關鍵。雖然民眾並不特別強調出身的重要性（如出身在有錢人家不是那麼重要），但又肯定父母教育的份量，如果要談「出身」的話，可能意指教育的成份多些。相對而言，在結構因素部份，民眾似乎只肯定貴人相助」（社會網絡資源）一項的重要性。簡言之，個人努力、教育、和貴人相助等三個事業有成的因素在民眾的心目中最具共識。從這些發現來看，關秉寅和黃毅志指出，大部份民眾並不瞭解結構性因素的力量，不瞭解在不利的結構性因素下，個人的教育取得、職業流動與財富的獲得都有其限制，一個人的努力，不一定和事業有成劃上等號。雖然許多人都抱著黑手變頭家的願望，但從集體資料分析來看，黑手變頭家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孫清山 1994: 119），向上流動有著跨越不過的鴻溝。
生活型態
九○年代台灣民眾的生活型態，無論是日常作息、外出用餐、逛地攤、聽音樂等，都看出分屬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之間的差異。除此之外，其他如年齡、性別、都市化程度等社會因素也都與之出現不等程度的關連。本書收錄與生活型態有關的四篇研究論文中，瞿海源和章英華的分析比較著重在社會背景因素對生活型態的影響，郭貞則加了消費動機與資訊收集的環節，而傅仰止更界定一類特殊生活型態者：夜間活動人口，並討論他們特有的態度和價值。
以音樂喜好為例，瞿海源分析喜歡閩南流行歌曲、台灣民謠、日本歌曲、國語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古典音樂等不同的音樂類別與社會階層、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發現一些社會階層和文化認同的變項，顯著地影響民眾對不同音樂的喜好程度。敎育程度越高，就越不喜歡閩南歌曲。綜合而言，除了日本歌曲外，教育都是最有力的解釋變項，而且，除了閩南歌曲外，教育對其他音樂的喜好都呈正向的關係。認同本土文化者比較喜歡閩南流行歌曲和台灣民謠，認同中國文化者則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古典音樂。
然而，章英華在「都市化、階層化與生活形態」一文除了肯定社會階層的作用外，他特別強調都市程度對生活型態的影響。章分析民眾外出用餐場所、購衣場所以及喜好音樂的類別後，指出無論是低層級或是高層級的消費行為，都發現了都市效果。在所有與社會階層有關的變項中，只有教育年數一項具有穩定的影響效果。教育程度與在地攤購衣、路邊攤小吃、愛好地方戲曲等均成反向關係；相對而言，教育與在其他地方購衣，在餐廳用餐，和音樂喜好等有正向關係。教育和消費行為的關連，在控制社會階層變項後，部份都市化程度的效應雖然被取代，但仍有獨立的影響力。饒富玩味的是，一般都市的效果比較容易被教育取代，但核心都市的效應則維持著。不僅如此，都市地區資源接觸的可能性，左右了民眾的生活型態，因此，就出現了核心都市的居民既去地攤，也去精品店；既吃路邊攤，也去大飯店用餐的現象。
這些消費行為的傾向，在郭貞的研究中，有了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在研究購買行為、商品資訊收集、與消費動機之間的關係後，郭指出人們在搜尋商品資訊時，未必只是為了比價和省錢。搜尋的目的也可以是學習各種商品和品牌的社會意義，企圖積極善用各種商品的符號，來幫助表達自我的特色，以便成功地扮演各種社會角色。她發現衝動性的購買和商品資訊的搜尋之間出現正相關，其背後的原因是成人多掌理家人財政大權，是購買的主要決定者。因此也可能比較常搜集商品資訊，與他人交換購物心得，以便充份利用手中的資源。然而因為手握經濟大權，也比較容易出現衝動性的購買行為。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的富足，一般人在搜尋商品資訊時，可能就同時會兼顧功利實用性和符號表現性，逐漸出現符號式消費和商品的社會性表達的特質。她的研究發現相當呼應了前述章英華的研究結果。
傅仰止在「夜間活動人口的型態與特質」一文中歸納夜間活動人口的特點：他們非慣俗、反叛、沮喪。晚睡者和晚歸者，年輕、都市人、教育程度高。他們反對善惡報應的宿命觀、反對傳統家庭婚姻觀念。但是，夜貓族並不是同質性很高的一群人，晚睡者比晚歸者的非慣俗和反叛，更偏重形式。晚睡者是不論內容如何，幾乎一味的反叛。晚歸者又比晚睡者更重視善於交友的原則。然而，晚歸者和晚睡者又不同於夜間工作者，後者比前者重視尊敬長輩。
工作與家庭；現代社會的婦女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就業的趨勢上升，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但婦女仍負擔著最重的家庭照顧責任。到底婦女的家庭角色對她們進入工作世界有何限制？而涉入工作世界對她們的家庭生活有何衝擊？都是令人相當關注的課題。本書中的三篇論文，就婦女就業、親屬互動、家庭照顧、幼兒養育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討論，突顯了台灣社會中婦女 所面對的一些困境。
台灣地區歷年來婦女的勞動率自1954年的29%、1988年的 45.6%，到1994年大致維持在45.4%的水準。其中固然未婚的婦女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增長的趨勢更為顯著。呂玉瑕過去的研究即指出這十多年婦女勞動力的增加，主要在於已婚婦女的大量湧進（且留在）勞動市場有關。婦女的勞動參與固然涉及勞動供給量的變動，相關的研究指出個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區都市化的程度、工作經驗、和家庭相關的因素，如家庭收入、子女數、家庭生 命發展的週期等都是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主要因素。同時，由於台灣地區勞動力普遍短缺，婦女退出勞動力市場後，有著再參與的現象（簡稱之為婦女勞動力再參與），而已婚婦女在小型家庭企業等非正式部門 工作的現象也頗為普遍，這些課題都已有研究在進行中。
呂玉瑕的「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一文即試圖澄清家庭結構型態和婦女就業之間的關係。她指出家人互動關係對婦女的就業行為是一個助力，也是一個阻力，視與哪一方的家 互動而定。妻方親屬互動關係顯著地有利於妻子的就業，相對而言，夫方親屬往來則對妻子的就業沒有影響。而家中有老小需要照護時，通常會對妻方的就業有不利的影響。然而，照護需求對婦女就業影響的方向或強度，還是依家庭收入多寡而定。收入較高的家庭，妻方在家庭的時間價值比在市場高，較可能離職，或者是改變就業型態，以便照顧家庭；而收入低的家庭，妻方的就業型態則不太受到是否家中有照護需求的影響。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為：妻方的收入對家庭 而言頗為重要，縱使家中有照護的需求，也只好調整。其二為：收入低的家庭，敎育程度可能不高。而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所可能從事的工作也比較可以兼顧經濟需要和照顧角色的非正式就業市場，因此並未比敎育程度高者更可能離職，或者是改變就業型態，以兼顧及家庭照顧的需求。
事實上，對「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性別角色分工的研究看來，在急速社會變遷之下，台灣民眾的性別角色行為和態度，呈現的是相當衝突和矛盾，尤其是職業婦女，對家庭角色傾向傳統的態度，而對工作角色又表現出現代的態度。值得推敲的是，男性的性別角色態度要較女性更為傳統和保守。
從比較結構的觀點來看，性別角色的規範是依附整體社會經濟結構而存在。台灣經濟發展需要的是能夠服從，並且能夠接受低工資的勞動力，成長於傳統父權社會規範的個人，所帶有的社會價值，的確有助於產生這樣的勞動力，尤其是女性，即能服從又能接受較低的工資。在以家庭、國家、甚且國際市場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這樣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方式，不僅維繫了傳統的社會規範，也加強了婦女的從屬地位。由婦女外出工作是為了家庭整體利益和長遠福祉的發現來看，傳統的家庭意識的確規範了女性工作者的行為。
陸先恆與胡美珍的「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已婚婦女就業與收入之影響」一文就是在處理已婚婦女在最小的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情形。首先，陸與胡發現雖然仍然有超過六成的婦女在生兒育女的前後時間未能（或未選擇）連續全職，但是仍看得出來婦女出生世代的差異：1956年前後出生的婦女比起1941年前後出生的婦女，更能兼顧工作與幼兒養育。但總的來說，生育和幼兒養育顯著地影響著婦女的就業，對低教育程度的婦女尤然，進而影響她們往後的所得。他們的研究數字顯示，只有三分之一初中程度的婦女在最小的小孩六歲以後，再回到就業市場。據此，他們認為政策的重點應置於提升婦女教育程度、降低低所得和低教育程度的婦女養育幼兒的成本、以及加強就業輔導，以促使婦女再回到就業市場。由於生育前後的婦女就業比例仍然持續上升，因而學齡前兒童托育的質與量，是個迫切的需求。
就女性的心理健康而言，女性通常比男性表現出較多的心理抑鬱，西方社會如此，台灣亦不例外。由孔祥明的研究得知，台灣地區的女性，無論她的婚姻狀況，她們的心理抑鬱程度都高於男性。其中，尤以離婚、分居或喪偶的女性，抑鬱程度最高，而以同樣婚姻狀態的男性抑鬱程度最低。婦女是否就業，並不影響上述的結果。就這點而言，是和西方社會類似研究所得的結果非常不同。西方社會的相關研究多指出，工作是治療心理抑鬱的良方（Good 1992）。已婚婦女外出工作因為多了個滿足情緒的來源，而減低她的抑鬱程度。孔的研究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與家庭成員同住，對個人心理健康是有所助益的，尤其是對離婚或喪偶者，幫助最大。
家庭價值與家庭行爲
家庭價值有什麼對應的變化？兩代之間的關係，如何表現在孝道觀念上？如何表現在子女的教養上？這些是蔡勇美和伊春、葉光輝、以及吳齊殷和高美英等的論文所處理的課題。蔡勇美和伊慶春檢視現代化對台灣人的婚姻和離婚觀與家庭觀有些什麼影響。蔡和伊的研究發現，雖然年輕人、教育程度高者、和都市人呈現出比較現代的家庭觀，但也僅限於與婚姻和離婚有關的議題，如婚姻對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是否要有小孩、同性戀是否可以結婚，以及婚姻出了問題時應如何處理等，年輕人、高教育程度者、和都市人的看法是比較自由派些。然而，一旦進入家庭和親屬觀，如單親家庭、家庭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和親屬之間的往來等議題，則無論是年齡、教育程度、或是居住地區，都沒有顯示出有意義的差異。他們指出，縱使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現代化對民眾的家庭和親屬觀並不如預期般有明顯的影響。
對待父母之道在台灣社會近數十年的變遷後，親子間原有的威權和交換連結關係，明顯地減弱了，民眾心目中的「抑己順親」和「護親親」的孝道觀念，也受到衝擊。相對而言，由於親子間的感情連結和宗教觀念，民眾的心目中仍然存有「尊親懇親」和「奉養祭念」的孝道觀念。葉光輝的「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一文指出， 在和1987年楊國樞等的研究結果相比，1987到1994這七年間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是穩定不變的，而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則逐漸減弱。「親自奔喪」、「感念親恩」、「尊敬雙親」、「奉養雙 親」等核心的孝道觀念並不太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有所改變，變的是對威權的態度，如「傳宗接代」和「抑己順親」等受到台灣民眾 重視的程度已經式微。高教育者、都市人比起其他人更不重視對威權的順從。介於中間的是「榮親」、「護親」、和「陪侍在側」等具體孝道內容。
吳齊殷和高美英以學習理論探討台灣地區民眾教養方式的代間傳承。從他們的研究看到，台灣民眾習慣於比較嚴厲的方式教養子女的，還不在少數。但是「嚴酷敎養」的方式，正持續和緩中。第一代的祖父母比第二代的父母更常以嚴厲的方式，管教他們的子女。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遷，兩位作者指出，主要是拜教育之所賜。教育發揮了潛移默化的功能，調和修正了個人之行為學習。這種由嚴厲到和緩的變化和西方的發展雷同。即或如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嚴酷教養的確出現代間傳承的現象。代間傳承的發現，似乎說明的是仿效的機制對於行為養成的重要性。行為或可越過態度養成的步驟而養成，而非一定需要依循「先形成規範性的理解，再養成行為」的發展途徑。由於家庭內教養過程對個人生命發展的影響機制，這樣的研究結果無疑地 有助於瞭解個人行為發展的關鍵。
社會參與和制度信任
四○年代以後的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之同時，從政府到民間，從生產、商業到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服務，台灣社會的組織形式也漸以「科層體制」的組織形式為主要潮流，而逐漸呈現出「組織的社會」的特徵。此類結構性的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以及組織與個人的關係，是社會學領域比較缺乏探討的。王甫昌從個人基本資料中讀出結構性特性，進而觀察這些結構性特質對民眾政黨參與的效應，張芝雲則從對個人的信任和對制度的信任兩個層次闡釋「組織的社會」社會結構的本質。
七○年代後期開始越演越烈的反對運動，以至今日民眾表現出不同的政黨支持和異議性的政治意識。這個發展過程或許不是如過去所以為，是被壓抑的不滿釋放之後的結果。王甫昌在「結構限制、運動 參與、與異議性意識：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一文中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認為包括民主理念、省籍族群意識、及台獨意識等，其實是反對運動對於潛在支持者，經過長期動員、建立共識的結果，是民眾參與反對運動的活動，而逐漸產生的集體政治意識轉化之後的結果。果是如此，則運動參與的可能性就相當受到個人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那些比較沒有被日常工作或社會角色的義務和責任束縛住的人，比較可能調整自己的時間，去參加他們覺得有興趣的活動。與結構位置等同重要的教育程度和族群通婚，都對個人參與反對運動，有著獨立而顯著的影響。台灣民眾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和參與反對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影響著本省籍民眾政黨的支持。
張苙雲在「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中回應學界傳統對人際關係的一種看法。她提出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關係，僅是當代社會人際信任兩種機制之一。另一種機制是為不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有些時候，表面上看來是附屬於個人的人際信任，然實為對營造個人屬性之組織和制度的認可，更有的是直接了當的對當代社會之各類組織制度所表達的評估。張將之稱為「非人際的制度信任」。她的分析清楚 地呈現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如一般人、鄰居、親友等，與以男性或 老人等先天屬性的群體、以法人和制度為對象的信任，都表現出不同的變化走向。她認為，是為組織的社會的今日，民眾制度信任的變化趨勢，是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指標，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兩者的變化 走向以及相互交錯的運作介面，是當代社會所必需正視的課題。
綜合而言，收入本書的十六篇論文所處理的課題，呈現出至少三 方面的特色，而有別於其他以大型調查資料分析為基礎的論文集。首先，結構性的機制在不同主題的研究中都被突顯出來。結構性機制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社會流動、婦女的勞動參與、和民眾的政黨參與，有些機制且透過代間傳承，不斷地複製。其次，多篇論文都觸及台灣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的脈動，包括對父母和養兒的態度、工作生活與家庭關係、音樂欣賞、消費行為、以及生活作息等。第三，組織層次的思考首次納入了社會變遷的研究。這些特殊的切入角度所累積的研究發現，加深了我們對台灣社會的瞭解，且由於這些新興課題，有如蘊含著豐厚的研究潜力的礦脈，值得進一步的開發與深化。
* 我特別要感謝章英華和呂玉兩位教授對本文的建議，章教授在仔細閱讀本文 後，於多處提出具體的修正意見，呂教授對本文的文字亦有些修飾。除此之外，本人要謝謝高美英和謝麗玲兩位女士在編務上的協助，没有他們的鼎力相助，這本書還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呢？
參考書目
許嘉猷
1989 〈台灣代間社會流動初探:流動表的分析〉。《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和朱瑞玲主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25: 517-549。
陳紹馨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伊慶春和呂玉瑕
1996 〈台灣社會學研究中家庭和婦女研究之評介〉。蕭新煌與章英華主編， 《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台北：台灣社會學社出版。
張苙雲
1988 <行政組織內的個人事業生涯發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6: 1-30。
Good, Mary-Jo D.
1992 Work as a Haven from Pain. Chapter 3 in Mary-Jo D. Good, Paul E. Brodwin, Byron J. Good and Arthur Kleinman (eds)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