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李宗榮、林宗弘
「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
一、導論：經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
經濟社會學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傳統，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誕生與發展是馬克思、韋伯與涂爾幹等人經典著作之靈感泉源，他們試圖回應市場社會興起的鉅變，形塑社會學的問題意識與學術歷史變遷 (Swedberg 2003;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2001)。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 隨著理論與分析工具的推陳出新，經濟社會學的再興成為當代社會學中最富活力的次領域之一。這些文獻的核心旨趣在於了解我們所身處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與結構為何？橫跨這些廣泛文獻的主要共通點，是對新古典唯經濟學式 (economistic) 觀點的批判。不同於經濟學從自利、效率等假設與供需原則等市場機制來研究經濟活動，社會學者更關心人類的經濟行為如何受到制度架構、權力宰制、社會關係與文化符碼等非市場機制所影響 (Dobbin 004)。在這個文獻復興的初期，西方社會學家對市場與經濟的研究可以粗略劃分為兩大取徑 (Lie 1997)。一為強調宏觀法律制度、國家權力與文化構成的制度論 (Fligstein 1996, 2001;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Campbell nd Lindberg 1990)，主要研究成果是市場構成的政治過程、財產權建立，以及文化、權威對市場宏觀結構影響的各種分析。二為相對中層或微觀層次，以網絡為核心概念的分析取徑 (Mizruchi and Schwartz 1988)。特別是自從 1985 年 Granovetter (1985) 發表著名的「鑲嵌性」 (embeddedness) 概念之後，學界結合多種理論傳統、對象與議題，從社會網絡分析衍生出許多新概念（Burt 1992; Poldolny 2008; Zuckerman 1999; Uzzi 1999; 湯志傑 009a，2009b），展現豐碩的研究成果。
正當經濟社會學文獻復興之際，台灣恰好登上全球經濟發展的舞台。在1990 年代，隨著東亞經濟的蓬勃發展，台灣的國家、市場與企業組織成為許多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台灣在戰後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 1963 年到 1996 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P) 成長率超過 9% 的「經濟奇蹟」紀錄，並且與新加坡、香港、韓國被合稱為「亞洲四小龍」 (Vogel 1991)，違反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Amin 1974)，引起國際學界關注。這個時期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研究者，多半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 (Barrett and Whyte 1982; Gereffi and Wyman 1990)。在這些文獻背後共同的問題意識是：為何台灣與其他東亞社會能夠長期創下極高經濟成長率，成功擺脫邊陲處境 (Haggard1990) ？
對此一議題最初的回應，來自世界體系或依賴性發展理論。不少學者意識到台灣（與鄰近的日本、韓國）處在美國霸權與冷戰的地緣政治架構下，因而形成特殊的政治經濟條件。國民政府一方面推動土地改革，消除大地主對工業化的抵抗 (Winckler and Greenhalgh 1988; Wang 2002)，以國家干預方式從農業部門移轉資源到工業部門 (Ka and Selden 1986)，成功地接合來自美日的資本與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壓制工人階級的抗爭，有效推動勞力密集出口導向部門的成長 (Deyo 1987; Cumings 1987; Haggard 1990)。雖然冷戰的影響屬於歷史機遇，土地改革也不見得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然而這些歷史條件以及出口導向的市場策略奏效，使台灣脫離邊陲，成為受人矚目的個案。
在上述的歷史脈絡下，台灣的經濟社會學伴隨本地經濟的蓬勃成長，累積大量研究，可說與西方文獻的發展亦步亦趨，形成國家制度、文化等宏觀層次理論，以及組織網絡等中觀或微觀層次理論的解釋。在宏觀層次上，學者如何解釋台灣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成就？首先，有學者受韋伯式文化決定論的啟發，探討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關聯 (Hamilton and Kao 1987)；在人口與家庭方面，除了有效的家庭計畫帶來人口紅利之外（蔡宏政 2007；李少民等 1990），東亞社會裡的家庭文化因素，例如父權家庭犧牲長女的教育、歧視女性的勞動市場 (Chu et al. 2007)、女性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所造成的工資歧視（Chang and England 2011; 嚴祥鸞 1996；呂玉瑕 1994；陳俊全、楊文山 1994），為加工出口區提供大量廉價的年輕女性勞動力（黃富三 1977）。此外，早婚與低離婚率下穩定的家庭結構，以及家族網絡取代正式的福利國家社會安全網 (Ku 1997) 等，都被認為有利於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
其次，在發展社會學的文獻中，自從 Chalmers Johnson (1982, 1987)提出日本式的發展國家理論之後， 有不少學者開始「把國家帶回來」(Skocpol 1985)。有學者認為，台灣的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駕馭市場」的角色；在管制匯率與貨幣、控制金融資本流向、壓制社會抗爭、協調出口配額與導引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相對於企業與公民社會，國家維持相當大的主導能力。在威權統治的歷史背景下，少數國有企業與民營大型企業在「贏家欽定」 (picking-up winners) 的國家政策，以及侍從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過程中，享有國內市場保護、壟斷或寡占的市場位置（朱雲漢 1989），黨國控制的工會則壓制勞資衝突，為私人資本積累提供政治穩定的條件（蕭新煌等 1989；王振寰、方孝鼎 1992）。迎合當時政治社會學與發展文獻裡國家中心論的崛起，學界也意識到台灣戰後國家的自主性，提出較為正面的發展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理論 (Wade 2004[1990]; Amsden 1989)，或本土學者批判政商關係時所謂「黨國資本主義」等概念（陳師孟等 1997）。
與發展國家爭論相關的，是學界對財政與金融政策的認知分歧。頌揚發展國家者認為國家嚴格管制外匯、利率、通貨膨脹率與外資，以及官僚引導公有銀行投資的金融政策，對保護國內產業發展仍有貢獻（Wade 2004[1990]；瞿宛文 1995）。批判此一政策者則認為公營行庫主要投資國營電力、石化、鋼鐵或造船等「制高點」，對中小企業卻十分吝嗇（李碧涵 1996），造成國有金融與民間非正式借貸的雙元結構（吳泉源 1993）。這個金融市場雙元現象是市場的政治權力不對等安排的結果 (Wu 2004)。然而 1980 年代以後，相對於公有壟斷的金融業，迅速開放的股市以投機的散戶為主、其資訊不完整且不對稱，讓上市公司獲得新的融資管道，不受銀行與小股東制約其經營權與管理權（李宗榮 2012；吳宗昇 2011；陳宇翔2016）。
在這種強國家或「黨國資本主義」的壟罩之下，以外銷為主的龐大中小企業與其社會網絡，是台灣組織與網絡等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焦點。對發展國家的疑慮，使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轉向中觀或微觀的分析層次—如產業或企業網絡 (Friedman 1988)，給新興的社會鑲嵌觀點提供證據，因而吸引西方學術界的關注 (Hamilton 1997)。這些研究大部分延續產業彈性專業化理論 (Piore and Sabel 1984)，主張台灣經濟奇蹟背後不是國家，而是以本土私營中小企業為主的勞力密集與出口導向製造業。傳統家族文化與原生同鄉連帶等重視信任和凝聚力的社會網絡，成為學者眼中支撐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制度基礎（Hamilton and Kao 1987；王志卿 2001; Luo 1997）。
這些小公司由具備企業家精神的小頭家主導（Shieh 1992; 謝國雄 1989，1991，1992），以社會網絡來引進資金並傳播新技術，從做中學（謝國雄1993；陳介玄 1994），不僅具有彈性生產的特色，也形成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的動力（潘美玲、張維安 2001）。工廠內不甚平等的性別分工與小頭家的自我剝削（柯志明 1993；李悅端、柯志明1994），主要是家庭企業裡犧牲奉獻的「頭家娘」，仍對中小企業的存活與台灣經濟繁榮做出重要的貢獻（高承恕 1999）。有趣的是，經濟社會學雖然強調社會網絡，台灣學者普遍重視強關係與緊密的信任（林南等 2010），與美國文獻中主要強調弱連帶優勢，形成鮮明對比 (Granovetter 1973)。此外，全球商品鏈理論則試圖結合這種在地生產網絡與全球產業競爭的關聯，探討台灣的代工廠商如何面對全球化市場的競爭，利用彈性生產與在地網絡的資源，在全球代工生產環節中取得生存利基（Gereffi and Wyman 1990; 鄭陸霖 1999）。
二、從奇蹟到衰退：經濟社會學研究典範的移轉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1980 年代以來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種研究，或可稱之為「奇蹟典範」 (miracle paradigm) (Lin 2015)。這些研究一方面與即有文獻做了深度的對話，呼應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提問，另一方面也累積關於市場社會發展的在地學術知識，台灣有時成為更廣的跨國比較分析案例之一，或者成為不同理論競逐解釋效力的經驗場域 (Hamilton and Biggart1988; Winckler and Greenhalgh 1988)。誠然，對於如何解釋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奇蹟典範的相關文獻，留下豐富的經濟社會學遺產。
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這種經濟發展榮景與學術上的百花爭鳴逐漸褪色。從 1997 年起，台灣經濟發展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2001 年又遭遇全球電子業衰退，GDP 年成長率首次為 -1.26，失業率則衝破 5%。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期間，年成長率平均下滑到 4-5% 之間，成為在野國民黨的攻擊議題。不過，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際，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來襲。在這場餘波盪漾的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 衝擊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長率衰退到 -1.57，失業率逼近 6%；到 2016 年政黨再次輪替為止，年成長率平均落到 3% 以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動力減弱，新一波全球蕭條風雨欲來，台灣的經濟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後，台灣也歷經一連串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1986 年解除戒嚴令，隨之而來 1989 年經濟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國家管制手段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能力越來越微弱（Kim 1999；李宗榮 2009）。民主轉型、政黨輪替及民眾權利意識成長的影響下，經濟政策已經難以用強勢的行政權來推動（王振寰 1996）；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確實遠遠趕不上市場轉型的腳步，過去以強國家指導經濟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 (Wu 2004)。重大財經政策，例如貿易上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戒急用忍」與後來的積極開放，半導體產業的「兩兆雙星」計畫，以及金融改革與高等教育產業大幅開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見效，說明國家角色在轉型過程中的失能 (Lee and Hsiao 2014)。其次，台灣金融市場對國際資金開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別是到中國大陸另闢生產基地，兩岸經濟整合使中小企業面臨存亡挑戰，勞工就業條件也受影響，逐漸與經濟成長脫鉤，甚至惡化（林宗弘 2013）。從市場結構來看，台灣的私營企業正在歷經大型化的過程。典型例子之一是原為中小企業的鴻海集團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製造商之一 (Lin et al. 2016)；大型企業早已取代中小企業的出口份額。所謂高科技電子業逐漸凌駕傳統產業，台灣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二十一世紀卻面臨迅速的資本外移，電子業海外生產的產值高達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力，經濟起飛時由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也越來越模糊（李宗榮 2011）。
與此同時，金融產業結構也面臨巨變，1991 年的銀行自由化與公有控股集團逐漸釋股，改變間接金融的產業結構，農會與信合社的信用市場被新銀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後形成的金控體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國泰富邦本地家族，以及以花旗為代表的外資銀行等少數巨型金控集團，前十大金融業的集中度從四分之一上升到四成以上。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與對外開放，成為台灣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上市櫃公司數目由 1990 年的兩百多家成長到 2014 年的一千四百餘家。而法人與外資主導台灣股市，企業則歷經「金融化」與「華爾街化」的洗禮，經營策略越來越受到全球競爭壓力與股東短期獲利要求的影響（夏傳位 2005）。從發展歷程與結構變遷來看，過去二十餘年來，台灣金融市場與全球經濟接軌，逐漸遠離早期發展研究所描繪的圖像。
這些 1990 年代之後的新興經驗課題，對原有學術典範形成挑戰。當民主轉型趨於鞏固，台灣經濟也逐漸面臨資本外移與產業升級的同時，發展研究學者的興趣，轉向資本集中化之下的大型集團與電子產業的升級（陳東升 2003），以及海外台商的發展（吳介民 1996；龔宜君 2005）。其中，有很多研究發現與上述的奇蹟典範並不吻合，甚至看起來像是反例。例如，台灣的出口成長與人均 GDP 停滯的趨勢相悖，人均勞動生產力上升與平均薪資停滯的趨勢相悖（林宗弘等 2011），創業行為減少與社會流動停滯成為常態（林宗弘 2009），國家發展政策失效（王振寰 2010），公民營雙元經濟遭受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嚴重衝擊，危害偏鄉的交通等公共服務（張晉芬 2001），台灣婦女欠缺公共托育協助（林宗弘等 2011），在職業安全與生育行為兩難下選擇前者 (Tung and Yang 2006)，使得總合生育率創下世界最低紀錄（陳信木、林佳瑩 2010）等。許多新世紀的台灣經濟議題逐一浮現。
相對於奇蹟典範專注於經濟起飛時期的動力來源，我們將最近十年來的經濟社會學文獻稱為「衰退典範」 (recession paradigm)，這些文獻更關心某些政治與社會條件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著重台灣面臨的經濟衰退、社會分岐與政治效應，探索其根源與後果。表1 對照奇蹟典範及衰退典範的問題意識、對經濟發展的解釋、其政治經濟起源與後果等，供讀者參考。為了呈現本書收錄之新興經驗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理論發現，表1 看似將奇蹟典範與衰退典範的理論和發現做了明確的區分 (Kuhn 1962)，事實上，本書所收錄的這些與衰退典範有關的新興經驗研究裡，仍大量繼承奇蹟典範的學術遺產。例如奇蹟典範與衰退典範的研究都承續新經濟社會學裡的制度論、組織與勞動過程理論、網絡理論等的經驗分析命題，乃至於引進各種新興研究方法，因此從個別論文來看，讀者仍然可以將之視為與新經濟社會學同類文獻的對話。以下我們將本書所收錄或間接涉及的衰退典範文獻，區分為宏觀的國家制度轉型研究，以及微觀的組織或網絡研究兩大類。
（未完，以下請見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