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
本書共收錄九篇論文，分別由十三位作者撰述。九篇論文都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資料為最主要的分析對象；其中八篇發表於2008 年3 月「台灣的社會變遷199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另有一篇因主題相關，後由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納入。
除「變遷調查」之外，有些文章尚且補充使用了其他相關調查資料庫，共同提供我們此一時間有關「民意」的多重側寫及變遷。本書可分為(1)媒介生態、資訊與政治，(2)政黨支持與認同，(3)政治兩極化與公民社會等三大主題、八篇論文，以及一篇關於當面訪問的研究法論文。八篇文章分屬大眾傳播、政治學以及社會學領域；作者們雖來自不同學科，各有關照重點，但都以1990 年中期至2000 年中期為時間軸，探究在此期間內重要且相互關聯的台灣社會變遷議題。上述時期，正值由威權統治體制蛻變，經歷「威權轉化」以及「民主鞏固」階段，民族主義與族群政治、多元文化興起，台灣社會除經歷了各種公民行動、言論自由以及媒體產業市場的劇烈重組之外，並和2000 年的「政黨輪替」有直接的關係。
觀察當代社會的基本組成原理與改變，不論其尺度大小，從全球到地方社區，亦不論其涉及的面向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鉅觀整體現象，抑或涉及微觀的人際互動，均依賴訊息、符碼的策略性運用與其在各層級社會組織的建構效果。以本書所涉及的後解嚴、民主鞏固時期為例，初期的資訊開放、媒介民主化是重要的一件民主改造工程。而關於媒介的公共性、市場壟斷的爭議，又構成影響民主政治是否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書的三項主題，分別觸及媒體生態、認同變遷、政黨、政治兩極化、容忍度、公民社會參與，可說互為表裡、彼此烘托，提供我們多角度的視野與社會圖像。
媒介生態、資訊與政治
關於此一主題，包括以下三篇論文；〈民眾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之變遷研究〉由王嵩音撰述，〈告知與動員：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由陳憶寧撰述，以及〈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1993、1998 和2003 年的比較〉由羅文輝撰述。三篇論文分別都使用了1993、1998、2003「變遷調查」中的大眾傳播組資料，共同標記出此一時期的重大傳播媒介變化；例如：開放報禁（1988 年），《自由時報》崛起（1990 年初），「第四台」興起及有線電視合法化（約1994 年），《壹週刊》（2001 年）與《蘋果日報》（2003 年）來台發行並掀起新一波的媒介競爭等重要事件，進而透過調查資料來研究這些變化。
王嵩音的研究從閱聽人的角度出發，借用了「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研究民眾使用各式傳播媒介的動機與行為變遷，進而探討這種變遷是否受到媒介生態改變的影響。王文發現，因為頻道開放、產業自由化的變遷，特別是有線電視的崛起，造成民眾使用電視的頻率逐年上升，電視取代報紙、雜誌成為台灣最普及的媒介。而各類媒介因為受到市場競爭壓力，特別是《蘋果日報》來台發行，衝擊民眾的閱聽行為，突顯了娛樂資訊效益的現象，連帶影響到一般大眾對傳統媒介的使用。而在此同時，網路媒介開始普及，不論是電視、報紙或雜誌等的使用時間受到網路使用時間的競爭，出現了所謂「時間替代」效果。王文在結論中並憂慮媒體的集中化趨勢、資訊內容的娛樂化，恐將降低人民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出現「政治效能」低落的情形。
關於傳播媒介與政治效能的相關研究，可以從陳憶寧的論文中獲得進一步討論。這篇論文主要探討民眾使用新聞媒介的頻率等因素，是否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發生影響。此為媒體與政治的重要研究議題，因為不論社會科學界、政治實務界，向來都假定資訊是影響政治行為與態度的重要因素，資訊的競爭與掌控，被認為是策略性爭取政治支持，或攻擊競爭者的工具。但閱聽人的不同價值偏好、利益與認同處境、機會結構等，都使得研究者無法對於資訊接收、資訊使用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做出簡化的因果結論。陳文藉由1993 年、2003年的經驗資料發現，使用媒介的「時間」與「內容」，與「政治知識」變項為正相關、具預測力；但是如果是關於行動或者動員的層次時，則只有「觀看電視新聞時間」此變項才有較大的預測力。簡言之，看電視新聞與閱報，都可以提高政治知識的可能，但對於行為上的動員，電視新聞的預測力明顯優於報紙。同時，陳文也指出，「政黨支持」變項的影響力在十年間有重要的改變，成為預測政治行為、政治知識的有力變項，並進而推論「台灣可能出現了極化的政治」；而關於「極化政治」，本書張茂桂、陳俐靜的論文則有聚焦討論。
呼應前述兩篇研究，羅文輝的論文探究民眾如何評價不同媒體新聞內容的可信程度問題。此研究涵蓋的時間正值媒體形式與版圖劇烈變動，羅文發現，不論根據「相對可信度」抑或「絕對可信度」，電視新聞一度都是台灣地區民眾最信任的新聞媒介。而在三個測量點所構成的趨勢上，作者發現在1993 年時，主要信息世界仍為黨政軍「三台」以及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所主導，調查顯示這屬於可信度最低的時期；在1998 年時，民眾因為有線電視新聞台以及《自由時報》等更多的選擇，媒介的整體可信度為三次調查中最高的時間點；時至2003 年（政治上的藍綠對峙成形）則出現媒體過度偏袒特定政治立場問題，以及《蘋果日報》的風格對媒體生態的影響，媒體的可信度又出現下降的情形。羅文進一步驗證了「選擇可信度理論」的假設，他發現台灣民眾對於媒體產品可信度的衡量，受到群眾的政治態度的影響；受訪者支持的政黨和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之間呈現正相關，或者說，閱聽人在接觸新聞資訊時，會依照政黨傾向進行「選擇性暴露」，並對不同的新聞產品賦予不同的信任程度。本此，羅文於文章最後期勉：「新聞媒介要提高新聞報導的水準與公正性，必須建立新聞部門自治與民主機制，只有在媒介經營者無法干預新聞決策與運作的情形下」，新聞媒體才可能減少政治偏差、公正報導。
政黨支持與認同
此一主題共有兩篇論文，分別為〈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由吳乃德撰述，以及〈誰是泛藍、泛綠認同者？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實證分析〉由吳重禮撰述。
首先吳乃德的論文參考歷次「變遷調查」以及各項其他民調，累計1992-2005 間的八次測量，包括2003、2004 年的持續追蹤研究（「選舉與民主化調查III、IV」），探討作者認為是當代台灣政治動力的核心，也是最具有社會科學研究潛力的理論課題之一：認同以及新興民族主義的起伏與變化。吳文首先點出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議題的重大意涵，對於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其次指出台灣認同變化的主要趨勢，以及對於這種認同變化趨勢提出關於「族群」認同的解釋。
關於各種認同變化趨勢，吳乃德的主要發現在：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比例確實經歷了快速而持續的成長，而和台灣認同相競爭的「中國人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則均持續萎縮；但是和此有關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如此，反而是處於停滯的狀態；本此，吳文繼續鋪陳進入第二個主問題，如何理解這種不一致的問題？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為何停滯？民眾心裡到底如何思考或回應政黨或政治人物對於民族主義政治的提倡？作者的答案聚焦在「台灣人認同」背後的「族群」背景（台灣人vs. 外省人）的差異。作者認為「族群」與「民族」有複雜的變動與影響關係，但兩者最大的區隔在於民族主義意識具有將族群（或具公民身分者）與政治體（國家）合而為一，追求獨立主權國家的情感與認同，但是族群群體的意識，具有文化、血緣、語言等群體意識，但並不一定具備上述政治行動、價值的意圖。簡言之，不論台灣人（「本省」族群）抑或外省人（1949 年前後來台的中國人與其後裔），在過去一段期間都朝向「台灣人認同」一方流動，變遷趨勢可相互比擬，但是台灣人（「族群」）則有更高比例流向「台灣民族主義」，以此取代了原來的「中國認同」，而外省人（「族群」）則以流向「雙重認同」為主，或者說發展出「台灣人認同」的同時，仍保留了「中國人認同」。
吳乃德使用了原創於1993 年對於「台灣民族認同」、「中國民族認同」的測量與類型建構，1得以持續觀察台灣兩大民族認同的變化趨勢，並指出新興民族認同中的雙重認同以及不穩定特色，是非常值得後續關注與深究的重大理論議題。
吳重禮的論文選擇以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變遷，以及相關認同的民眾社經特質的側寫為主要研究課題。吳文將政黨認同定位為「藍、綠兩大陣營」的認同，並將無明顯政黨支持立場者界定為「獨立選民」。從1990 至2006 年的六次「變遷調查」資料顯示，國民黨認同有從1992 年獲得過半民眾認同，呈現明顯下滑的趨勢。作者認為，國民黨認同者並未「外流」到民進黨支持者，而是流向其他，可統稱為「泛藍」，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新黨、親民黨。而民進黨與台聯黨（統稱「泛綠」）也有競合的現象。至於「獨立選民」所占比例的變化也非常大，特別是從2004 年之後，作者認為這是「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逐漸鬆動或者對於原先認同政黨失去向心力」所造成。
在分析群眾的屬性的側寫時，吳重禮採取了三項關於泛藍、泛綠、獨立選民的認同分類，除選擇交叉分析外，同時進行模型檢測（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以「獨立選民」與「泛藍認同」為勝算比的計算組）。吳文的結論為：相對藍營支持者而言，獨立選民具備了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低、客家（相對於閩南）背景特徵、居住在中部和南部地區、家戶收入較低、政治興趣與效能感較低、對家庭經濟評估悲觀等諸多特質，其勝算是較高的。而在主要的藍、綠勢力的比較中，相對於綠營支持者，藍營支持者的側寫具有年齡較長、籍貫為大陸各省市、對政府施政不滿的特色；綠營支持者則同時具有家戶收入較高，以及自評「家境較差」兩類不同特色群體。但受訪者居住的地區（北、中南），和是否為藍、綠支持者無關。作者同時認為這個研究支持了有關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性選擇的理論途徑，對於政黨認同的研究觀點。吳文標題雖然以「藍、綠」支持者為名，但有相當的篇幅在討論「獨立選民」。
政治兩極化與公民社會
延續上述，關於政黨競爭下的民眾態度與行為、不同民族主義的競合，讓我們對於台灣「公民社會」有何想像？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三編主題，分別有〈民眾政治「兩極化」現象初探：「中間」的變動與啟示〉由張茂桂、陳俐靜撰述，〈政治容忍的穩定與變遷〉由黃秀端撰述，以及〈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由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撰述。
張茂桂、陳俐靜的論文以2000 年以降困擾台灣各界的「政治兩極化」為探究的議題。作者們認為，政黨的兩極化，或者兩大政治勢力間的劇烈競爭，雖然可能有助於提供選民充分的資訊以利選舉時的抉擇，但也有可能造成公共政策品質低落，甚至國會失能的問題，特別是選民對於政黨的不信任會傷害政治效能感。作者們也假定：自主行動的「公民社會」存在於「政治社會」（政黨與政治菁英）和一般大眾之間，由於民眾不一定會呼應政黨的動員，或者追隨政黨要求「站邊」的壓力，這是「公民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也主張「公民社會」的存在將構成政黨政治兩極化對民眾的影響的限度。
本文的經驗研究課題由此出發：從1996 年到2005 年間，台灣歷經三次總統大選，主要政黨分化導致「藍、綠」對立陣營的成形，高度的政黨政治動員，如何影響一般民眾的基本價值、認同等立場？是隨著政治社會同時分裂，和政黨一起選邊站？還是不會？作者們選了統獨立場、自我定位（認同）、政黨支持等三個觀察指標，2 並透過六次「變遷調查」的觀察資料，分析民意分布的「中間」比例、以及兩端的變化。所謂兩極化的民意分布的特色，就是中間下降，並朝向兩端增加的分布情形。作者們的結論是：政治社會的兩極分化，確實影響了台灣民眾的基本政治立場，但絕非線性地隨政黨的號角起舞，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馳。三項指標中「統獨立場」最能呼應「政治社會」兩極化的改變，受到政治衝突影響，且以2003 年及以後的資料中益發明顯；而「自我定位」（認同）指標和政治社會兩極化方向呈現相反方向，民眾不但沒有分化，反而呈現「同質化」的趨勢，亦即，朝向「我是台灣人」定位方向發展（如同本書吳乃德論文的發現）。
最後，作者們觀察「政黨支持」的中間選民比例的變動，指出多數民眾的政黨支持態度呈現不穩定、流動的情形，且當競爭中的政黨數目越多，或者立法院鬥爭越激烈時，民眾同時越選擇向中間移動，拒絕選擇支持特定的政黨，所以也不符合兩極化的假設。根據上述發現與論證，作者們認為民眾的價值傾向並不一定隨政黨起舞，顯示民眾潛藏的反思能動力，也間接肯定「公民社會」的存在、不被「政治社會」所吞噬，甚至可能構成政黨政治動員的一種制衡。
與民眾間的「兩極化」可能有關的議題，是黃秀端探究政治民主化後民眾的「容忍度」論文。本文原只能以1992 年與1998 年的調查為基準，但作者選擇佐以2003、2004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發現。作者參考美國學者J. Sullivan等的研究法，首先要求台灣受訪者指出自認為「對我們社會危害最大」的目標團體，然後續問受訪者六項政治公民權利問題，詢問其認為是否應該給予上述主張者這種權利。通過這樣的設計，黃文試圖發現台灣民眾的政治容忍度的變與不變。在關於「對台灣危害最大」的目標團體一項，民眾的態度有明顯改變。原來認為「台灣獨立」危害最大的比例，兩次調查期間從35%跌到17%，有明顯的下降；而認為「主張共產主義」危害最大的比例在兩次調查都是最高，分別達到39.2%和48.2%。
雖然黃文發現民眾對於「主張台灣獨立」有更包容的情形，但讓作者驚訝的是注意到民眾的整體「容忍度」似乎處於下降的情形，蓋
台灣民眾並不因為解除戒嚴、民主化而發展更高的「容忍度」。這是什麼原因？是否可歸因於僅僅依賴兩次觀察的資料，所以難以構成有關「趨勢」變遷的研究？或者可歸因於1990 年中期的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裂，加以民眾經歷了1994 年以及1998 年的激烈立委與省、市長的選舉對立之後，民眾出現相對更加對立（兩極化）的心態？3這些問題一時間還不易釐清；不過當作者借用政黨輪替後，2003 與2004 的TEDS 資料分析，進而指出民眾對於自己反對的特定主張者，其「容忍度」確實有因為「政黨輪替」而上升的情形。
黃文繼續對於可能影響政治容忍度的人口與社會、政治特質等，進行多變項分析。整體而言，能提高政治容忍度的變項有：高教育程度、高的民主價值觀，以及「喜歡民進黨」的程度；反之，「喜歡國民黨」的程度越高，越不容忍。作者認為，喜歡民進黨的人固然反對其對立者（主張統一的人）主張，但是並不認為應該限制其政治權利；另外一面，喜歡國民黨的人如果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卻認為應該限制後者的政治權利；4 而年齡、性別的影響力並不顯著。
如果將張茂桂、陳俐靜與黃秀端的兩組發現進行後設性的閱讀(meta-reading)，對於台灣民眾的政治立場的分化與變遷，可以得知台灣民眾內部或仍存有極端意見，對於「台灣獨立」、「共產黨」、「兩岸統一」的主張，預期會有「不容忍」的情形，而政治社會也仍有兩極化的問題，但進入二者討論的2000 年中期，就趨勢上來說，隨民主化的進程，民眾整體呈現了更支持民主體制的態度與傾向。
其次，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三位的文章，以解嚴後民眾的社團參與情形，進行變遷的研究。作者們參考Robert Putnam 等的「社會資本」觀點，認為社團參與和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有關，是民主社會的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去雖然有些研究曾主張當戒嚴體制轉化成為民主體制，且結社自由受到保障以後，民眾參與社會運動或者籌組自主社團應有快速增長的趨勢，但如果根據一些已知的變遷調查，整體而言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呈現不增反降的情形，故作者們想進一步瞭解此一問題，並探究為何如此。
熊、張、林選用了1990 到2005 年間八次的「變遷調查」資料，就受訪民眾回答「參加了哪些團體？」或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作者們的分析方式，是將相關獨立資料合併成一個大的資料檔，根據「多層次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分析法」(CCREM)，在控制了受訪者的年齡、調查的時期與世代的線性依賴關係後，建構出「時期」與「世代」交叉後的群落，假定其為「脈絡」的隨機效應，進行依變項以及模型的檢測。
作者們的重要發現可作以下的摘要：一、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數的成長只經歷很短的時間(1990-1992)，自此開始持續下降(1995-2005)。二、當控制了受訪者的年齡之後，發現「時期」的效應，比「世代」的效應更大。也就是說如果不論年齡、世代，越到後期(2005)，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越少。至於「世代」的效果，作者們發現1956-1965 間出生的世代，參與社團的數目相對為高。
作者們將社團通過類別因素分析法，區分為「情感性社團」以及「工具性社團」，前者以自我滿足為主要目的，如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宗教團體等等，後者以集體行動、社會工具團體為主，如獅子會、扶輪社、康樂團體、政治團體、職業團體以及校友會等等，因此得以進一步主張兩種不同性質團體的變遷趨勢其實有不同。作者們認為，從1990 年以來，民眾參與情感性團體的數目變化不大，但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數目卻不斷下降。作者們最後推論：台灣的民間社會力，穩定地以情感性社團、傳統宗教等制度為主，但構成市民社會的工具性團體、自願結社等，並不如其他討論公民社會的學者所主張是不斷擴張，反而確實有衰退的危機。尤有甚者，這兩種不同屬性團體的變遷趨勢，一有傳統保守性而趨內聚穩定，一有公共性、參與性但卻消退，顯現台灣的市民社會，仍然還沒有發展出多元包容的溝通能力。5
本書第九篇論文為〈總統大選投票意向調查中不表態的社會距離效應〉，由杜素豪、洪永泰撰述。由於「變遷調查」的問卷內容經常有涉及敏感度較高的政治議題，這對訪員及受訪者來說，或多或少都構成壓力，而這篇論文除在研究方法的學術研究貢獻之外，更提醒依賴調查進行政治研究的學者，有關「面訪」時可能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與對回答的干擾。
作者們利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順從假設」、「自衛機制」等情境互動有關的假說，探究面訪時的「互動」以及其對訪問結果可能形成的干擾問題。作者們從「訪員vs.受訪者」兩陌生人之間因為「問卷訪問」而開始進行溝通互動開始討論，探究兩者配對後的「社會距離」，是否對於敏感問題的訪問有所影響。所謂「社會距離」，作者選定了性別、婚姻狀態、教育程度、省籍、階級（白領vs.非白領）、政黨支持、統獨立場等不同性質來配對、比較，如果訪員和受訪者兩者間的社會屬性相近，代表無「社會距離」，否則代表有「社會距離」。而所謂敏感問題，作者選擇以2000 年、2003 年，以及2004 年、2005 年的總統選舉投票意向問題為例，分析三類的「不表態」作答，包括「沒投票」、「不記得」、「不知道」與「拒答」，6 三者相對於「明確表態」的logits 為依變項。作者並且控制其他的情境因素，例如：是否有第三人在場、訪問的日期與投票日期的距離、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等因素，進一步瞭解訪員與受訪者配對後所得到的社會距離，是否會影響敏感問題的「不表態」情形。
作者們透過「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HMLM)統計方法，發現訪員與受訪者配對後的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等「社會距離」，對於敏感的投票問題，因為不同的條件、而有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程度，會隨受訪者的回憶時間距離越久而隨之增大。7 但是影響力的方向，卻因為「不表態」的類型不同而有差異，例如：(1)當兩者的婚姻狀態不一致時，回答「沒投票」的機率會增加；(2)當兩者間性別不同、或訪員年齡較大，「拒答與不記得」的機率會增加；(3)當兩者間教育程度有落差時，較高教育的訪員會導致「不記得」的機率增加，而較低教育的訪員會導致「拒答」的機率增加。此外，有鑑於「省籍」是台灣政治議題中敏感的議題，作者們也特別針對「省籍」配對的影響進行分析，但未能發現有影響力。
結語
綜合上述九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我們對於從1990 年代中至2005年間的台灣社會變遷，可以有什麼總結的看法？或可以分成以下兩大部分來看：第一，調查的結果與分析，直接呼應了一些已知的結構、制度或者政治的改變；第二，調查的結果與分析，對於外在變遷，提出比表象更深一層的見解。
在第一部分，關於呼應已知的外部變化，包括以下發現：一、民眾對於傳播媒介的使用、信賴，呼應了傳播體系、生態、科技的改變。舉凡開放報禁、第四台合法化、言論自由獲保障、報紙競爭激烈化、電視與網路逐漸取得傳播優勢等媒介變遷，都在民眾的態度與行為上，找到被影響或被改變的證據。二、隨台灣政治民主化、文化本土化的影響，民眾在族群認同上有朝向「台灣人認同」的方向移動的趨勢；三、新興民族主義立場、政黨支持立場，都呼應了選舉競爭、政黨分化、族群背景政治動員等新興民主國家的特色。
在第二部分的發現，讓我們對於民眾的價值態度、行為變遷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例如：一、羅文輝申論民眾的媒體信賴偏好，其實應理解為民眾的政治立場與媒體立場的「認知諧和」過程。二、吳乃德深究為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停滯不前？發現這是因為台灣民族主義屬於新興的民族主義特色，面對島內的族群經驗、政治競爭、島外的武力威脅等壓力，出現「雙重認同」與「不穩定」的現象。三、張茂桂、陳俐靜區分台灣政治社會、一般民眾為兩個範疇，進而認為這是可以在政黨政治的分類動員(party sorting)、政治社群矛盾之外，出現討論中間立場、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四、黃秀端發現，統獨政治立場相異者，對於政治對立者的容忍度，呈現差別。五、熊瑞梅等作者認為，民眾參與社會團體，特別是具有公共性、開放性的自願團體的情形，並未能如預期般增加，不如想像中那樣樂觀，是台灣民主的隱憂。
另外，幾乎所有研究都考慮了個人社經背景的作用。如果考慮民眾的社經背景中經常發生影響力的變項，最主要的是教育程度，幾乎在每篇論文的統計模型中都達到顯著的影響作用，而其他變項如族群、年齡（世代）、收入、性別等則不一定有作用，其是否具有影響力必須視議題而定。不過，教育程度雖然相對普遍、最具影響力，但各篇論文的研究，可能還無法從這個角度進行解釋，為何如此的疑問。教育程度其與閱聽行為、政治態度、基本價值、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教育程度如何可能影響台灣民眾的價值變遷方向？學術研究能提供多少新的理解？預期這是今後台灣社會、學者，仍然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最後，我們歸納本書論文的共同特色：一、不論是傳播學者對於閱聽人反應的研究，或者政治學、社會學者對於價值立場的研究，或者是「面訪」的方法學的探究，他們都強調有理論依據的假設與有意義的詮釋。例如：對於民眾的認知假定、理性選擇、價值偏好、認同策略、容忍態度、互動、公民參與的研究等，都立論有所依據；對此，我們若有自我批評空間的話，就必須指出這些「有依據」的理論幾乎全部都立基於美國的制度、選舉研究、互動心理學、民主與市民社會研究等，而且絕大部分在經驗分析的結論形成後，在結論的地方都相對忽略了理論創新的可能（除少數例外），「理論」在此只是拿來借用而不是拿來被檢討，這也可以說是台灣學術研究經常出現的問題吧？！二、作者們在進行資料解讀時，非常注意資料以外的「當時」的脈絡因素，或者說時代氛圍的轉變，是以能賦予各種圖表以及統計微妙意義、深入的詮釋。這種能回到當時的能力，把「時間」帶回(bring time back in)，將數字的變動賦予時間脈絡的詮釋意義，不但是任何「變遷」研究的必要能力，同時提高了文章的說服力以及可讀性，畢竟數字自己不可能會說話。三、作者們幾乎都流露現實感與關懷，以及對於民主社會、民主政治的「應然」想往。這反映在作者們對問題的選擇，例如：媒體的集中問題，新聞的娛樂化問題，電視優勢的問題，媒體失去可信度的問題，藍綠對立、政治兩極化的問題，公民社會的形成與障礙等。因為這些現實關懷，我們無意間觀察到台灣社會科學界，社會變遷研究者的一個普遍特質：注意學術與「公共議題」的關聯，關注「公共性」議題，這實毋庸置疑。四、作者們對於「變遷調查」期望高，也不斷出現改善的建議。例如：杜素豪與洪永泰提醒依賴調查資料的大家，面訪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並討論訪員與受訪者的互動問題，對於日後如何「改善」面訪結果的研究方法上涵義；陳憶寧、吳乃德、黃秀端分別呼籲問卷題目的設計要能穩定、母體樣本也要求穩定，才能進行有意義的持續觀察。這些建議對於日後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與研究，都積極而有建設性。相對於上述，我們有時候也會注意到有些作者將目前還難以解決的問題，習慣性地歸諸於使用二手資料、問卷設計不佳等問題，這雖可理解但過於消極，不如本書多位研究者實際動手動腦、補充缺漏或嘗試新的統計方式，進一步發揮資料庫潛力，突出研究者所必備的主動創新能力。
1 台灣民族主義類型與中國民族主義類型由兩題交叉所構成，分別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你是不是同意台灣應該獨立？」，以及「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詳見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33-61，以及本書吳文。本書張茂桂、陳俐靜有關兩極化之研究，亦採取了此項類型建構方式。
2 此處使用的三項指標，(1)「統獨立場」，作者們採取了吳乃德提議的民族主義立場建構方法；(2)「自我定位」，作者們根據通用的「自我認同」，或者吳乃德一文中的「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的「族群」認同為觀察對象，稱之為「自我定位」而非「自我認同」或「族群認同」，理由在其文中另有申論；(3)「政黨支持」的「中間立場」指標，這在吳重禮一文中被認定為「獨立選民」，二文使用同樣的問題與資料進行分析。唯究竟對政黨支持表示持有「中間立場」，是否即可當成「獨立選民」，端看如何理解「獨立選民」之意義，或仍有可辯論空間。
3 張茂桂、陳俐靜的文章並無法支持這樣的「兩極化」看法，但兩篇文恐難以進行直接的比對。
4 對於「喜歡國民黨」的人所流露的對台獨較「不容忍」態度，可與黃囇莉(2007)的研究發現比較。黃囇莉利用權威人格與社會支配心理量表，指出主張大中國主義者，相較於主張台灣意識的本土派，前者傾向於「支配性」與「傳統保守」的心理特質，後者傾向於「開放」、「自主」的心理特質。參考黃囇莉(2007)〈M 型政黨vs. 鐘型意識——台灣國族認同之意識型態及其心理基礎〉，中華心理學刊49(4): 451-470。
5 首先，作者們在文內使用「市民社會」一詞，而非「公民社會」。其次，作者們認為有公共性的公民團體的參與一直下降，進而認為解嚴後市民社會發展仍無力的悲觀發現，可說是一個判斷的問題。這和本書張茂桂、陳俐靜認為台灣民眾有越來越不被政黨動員的公民社會的潛力的觀點，可對照，但觀點不一。作者們在此的推論有三個重要前提假設：(1)政黨（政治團體），也可被納入計算為市民社會的「社團」；(2)參與社團的數目是公民參與的有效指標，可充分代表實際、有意義的公民參與形式和程度；(3)所謂「情感性團體」與「工具性團體」，前者被視為保守的、內聚的，後者被視為開放、公共的，具有志願性的，這樣的類別區分必須先在經驗上以及理論上被證明為合理的區分。如果上述這三項前提假設同時被挑戰，那麼作者們在此關於市民社會發展的推論，恐還須多加澄清。
6 如果將「沒投票」的回答計算成「不表態」的答項，是否恰當？此點恐仍有爭議空間。
7 至於為何回憶的時間拉長後，社會距離效果會更加顯著？恐仍須進一步研究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