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謝雨生、傅仰止
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向來是密不可分的學術領域，都屬於社會不平等的探究範疇，而社會不平等現象及變動也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議題。基本上，對社會不平等現象及變動的觀察與經驗研究，是瞭解一個社會的變遷的重要切入視角和研究方向。
社會不平等的探究範疇集中在社會階層（包括社會流動）及勞動市場這兩個學術領域。過去，社會階層的研究涵蓋社會階層理論、社會階層與社會階級結構、發展趨勢與變遷、社會階層與社會階級的流動、地位取得的社會階層化，以及社會階層與社會階級的生活（包括婚姻、生活風格、生活機會）等議題；而勞動市場研究則包涵教育與勞動市場之職業取得、勞動市場過程、勞動市場結果（包括薪資、薪資性別差異、職業流動和貧窮、工作貧窮）等主題。社會階層研究所使用的理論概念包括社會階級和社會地位兩種重要的理論範型，不論是社會階級或社會地位，界定和測量的方式都與職業類型、工作內涵（包括自主性、決策權、管理權等）和勞動結果(labor outcomes)有密切的關係。在社會階層和勞動市場研究中，研究者所採用的理論範型和分析方法儘管有所不同，所著重的分析變項也不同，但是共同的焦點變項之一是個人的職業地位及薪資或所得。因此，「職業地位取得」可說是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研究領域的核心概念，也是經驗研究的重點變項。不僅職業地位取得的差異會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社會不平等也會導致職業地位取得的差異現象，亦即職業地位取得的差異是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社會不平等的結果。在社會階層和勞動市場的研究中，除了探討職業地位取得差異的原因和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探討職業地位取得的過程。職業地位取得差異的原因、過程和結果，以及三者之間的變遷，可說是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和勞動市場研究議題的核心。換言之，要理解一個社會的變遷，可以從社會階層和勞動市場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職業地位取得差異的原因、過程和結果著手。
為了掌握台灣社會變遷的脈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1984年開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第一期的研究計畫，1990 年起由社會學研究所進行每五年一期的調查研究，至今（2012 年）已進入第六期第三次的研究。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包括勞動市場）題組是原始的規劃重點題之一，從第三期第三次（1997年）起並專門規劃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組的問卷調查，問卷中並涵蓋個人的勞動市場參與過程和結果的相關題項。經過第三期第三次、第四期第三次（2002 年）到第五期第三次（2007 年）的專題問卷，「變遷調查」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和勞動市場變遷研究的豐富資料。
本專書收錄了八篇利用「變遷調查」資料所進行的研究論文，以呈現1985 到2005 年間台灣社會在社會階層和勞動市場層面的社會變遷面貌。論文分為社會階層、勞動市場和生活機會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階層，包含第一章到第四章，議題涵蓋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主觀社會地位的變遷、社會階級與子女教育進階及都市教育優勢現象等。第二部分是勞動市場，包含第五章到第七章有關勞動市場的變遷，議題有工作價值、成功條件與公平、薪資性別差異的趨勢及工作貧窮的圖像。第三部分是生活機會變遷，第八章呈現教育的健康效應趨勢與機制。期望能透過這八篇論文的研究發現，呈現台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及民眾生活機會的變遷。
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變化
過去二十年間台灣的階級結構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究竟走向怎樣的趨勢？是朝向無產化理論、後工業化理論或全球化理論所主張的社會階級結構的方向發展，一直都沒有得到明確的解答。林宗弘從階級結構、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性別分工與貧富差距等轉型動力，以及階級政治等向度，論述並比較無產化理論、後工業化理論與全球化理論對階級結構變遷的主張，再進一步以台灣的官方統計數據與1992-2007 年的「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以回答台灣社會階級結構的變遷趨勢究竟符合哪一種理論（無產化理論、後工業化理論或全球化理論）的預測。林宗弘的研究發現：過去二十年間，台灣的階級結構中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專業技術人員擴張，「黑手變頭家」與「頭家娘」現象則在消逝中。在階級流動方面，父母階級位置對子女階級繼承的影響有限，兩代間的階級流動越來越依賴文化資本的代際傳遞。另外，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女性勞動力大量進入專業技術位置，男性體力工人與自僱者的收入下滑，可能使得兩性之間的工資差異縮小。台灣所得分配不平等主要來自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但非技術工人與技術工人的差異也在增加，而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的利益提升，可能是貧富差距惡化的兩個主要來源。最後，林宗弘指出：台灣過去二十年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變遷，雖然具有無產化的特徵，但是後工業化才是主要的轉型軌跡。
社會階級意識一直是社會階層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個人的社會階級常由職業類型，是否擁有生產工具、管理權和決策權加以認定，這是客觀的社會階級認定。另外，也常由個人直接反映自己所屬的社會階級類屬加以認定，這是主觀的社會階級認定。前者是由研究者根據個人的職業地位和特性等客觀條件、判準加以認定，後者是由個人根據自己的條件和對社會階級的認知，認定自己所屬的社會階級，進而產生所謂的主觀社會階級。不論主觀、客觀的社會階級認定，其界定都是基於衝突理論範型和生產工具擁有權、管理權和決策權等判準。但是，基於功能論範型和職業地位特性的社會階層理論，則強調地位、權力和財富的階層特性，而將社會分層界定為社會地位。與社會階級的認定相似，社會地位的認定也分為客觀社會地位和主觀社會地位的認定兩種不同的方式。主觀社會地位的認定，可能跟隨社會環境的變動，或個人比較的參考團體的條件變動，而產生變化。台灣民眾的主觀社會地位是否隨社會變遷而變動？如何變動？都還沒有明確的研究結論。此外，教育對個人社會地位有決定性的影響，但隨著台灣的教育擴張、高等教育報酬明顯下降，教育對主觀社會地位認定的影響，是否也跟著變動？以及如何變動？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張峰彬和關秉寅利用1992、1997、2002 和2007 年「變遷調查」資料，探討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失業對主觀社會地位影響的趨勢。他們的研究發現：台灣外省族群的主觀社會地位高於本省閩南族群，但外省族群的社會地位主觀優勢，隨著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而逐漸減弱。另外，隨著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大學教育入學門檻降低之後，大學教育對民眾自我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也逐漸下降。同時，男性的失業狀況顯著降低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而經濟不景氣的社會環境，也降低民眾的主觀社會地位意識。顯然地，大學教育對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效應，逐漸下降。高等教育原本的市場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可能已經改變，新的社會地位系統可能正在形成。台灣民眾的主觀社會地位決定因素，需要更多創新的和多元的探究方向。
社會階級與教育取得變化
教育取得和教育分流等教育不平等議題，長久以來都是社會階層化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一。社會階級間的教育不平等、特定社會階級的教育優勢，以及城鄉的教育不平等現象，更是台灣社會教育階層化的關鍵議題。台灣的教育取得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而且都市的教育優勢擴大，城鄉的教育不平等現象更加擴大。受高等教育的人，集中居住在都市，優勢的家庭可以投入更多教育資源，造就了下一代較高的大學入學機率。除了這種優勢教育資源投入的家庭影響效應（家庭背景的影響）之外，另外也有都市地區的教育優勢。可以說，台灣的教育取得存在所謂的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或環境效應(contextual effect)。
謝雨生和黃美玲使用14 個「變遷調查」資料檔，從不同出生世代的教育進階變化來探討家庭社會階級對子女不同教育進階的轉進機會影響，比較不同社會階級（白領、藍領和農民）的子女在不同教育進階機會上的差異，並解答不同社會階級對子女在不同教育進階機會影響的變遷，以瞭解台灣過去教育擴張與教育階層化的可能關連。他們的研究發現：同一教育進階的影響有社會階級的差異，其中白領階級最為優勢、藍領階級次之，農民階級最弱勢。三個社會階級對子女教育進階的影響效應，隨教育進階的上升而縮小，且在各自的社會階級中影響呈現比例性的下降。另外，小學畢業和國（初）中教育階段的家庭社會階級對教育轉進的影響，已經隨著教育擴張達到教育進階完全轉進的狀態，社會階級間的差距縮小至消失。不過，上高中（職）和上大學（專）的較高教育階段，教育擴張雖然拉近社會階級的教育影響差距，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的社會階級差異。家庭社會階級對子女教育轉進的影響效應的世代變遷，在較低的教育階段轉進上（小學和國初中），社會階級的影響效應已隨時間（出生世代）減弱至消失，但較高教育階段（高中[職]和大學[專]）的轉進上，社會階級影響效應的差距並沒有隨時間（出生世代）而減弱。他們總結研究結論更指出：台灣的教育擴張的確對不同社會階級子女的教育取得造成影響，當教育進階達到完全進階時，社會階級的影響差異才會消失；在教育進階尚未達到完全進階時，社會階級會影響教育進階。現階段的高等教育雖然已經大幅擴張，並接近完全轉進的程度，但是社會階級對教育轉進的影響仍然明顯，因為高等教育的國立和私立之分，以及不同的科系之間，在教育投資和勞動市場上仍然存在教育報酬的差距。未來教育轉進機會或許能達到沒有社會階級間的差異，但是實質的教育取得（包括進入國立或私立學校，選讀科系的性質）仍然會持續存在社會階級間的差異。
台灣的教育不平等現象，為何會有鄰里效應或環境效應的現象？陳婉琪試圖以「集體社會化論」解釋台灣都市地區的教育優勢現象。所謂的「集體社會化論」是指，當多數的成年居民有穩定的好工作和特別的生活風格、行為模式或價值觀，會在社區環境中型塑共同社會價值、文化氛圍和行為規範控制系統，提供社區環境中成長孩子的行為、態度、價值、教育價值觀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化環境。社區孩子在這樣的集體社會化環境影響之下，對教育學習的投入、成就價值觀、成就動機和各種社會行為可能會不一樣，進而影響教育取得。陳婉琪以1990 年到2005 年共17 個「變遷調查」資料檔，探討台灣都市教育的優勢現象，並分析和討論「集體社會化論」解釋台灣都市教育優勢的適用性。她的研究發現：各地區（鄉、鎮或區）的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作為集體社會化環境的代理變項），對一個人的上大學機率具有顯著影響，而且有獨立於個人家庭背景的影響效應。顯然地，台灣的教育取得確實具有都市的優勢效應，同時，在控制各地區（鄉、鎮或區）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變項後，都市的教育優勢完全消失，顯示各地區（鄉、鎮或區）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可以解釋都市教育優勢的現象。因此，她在結論中指出：「集體社會化論」可以解釋台灣的都市教育優勢現象。台灣社會的確存在個人教育取得的社區或鄰里效應，但是教育的社區或鄰里效應有許多不同的解釋，陳婉琪的研究支持了「集體社會化論」，未來可以再開展更多的都市教育優勢的解釋理論研究。
社會階級與工作價值
社會階層文獻已經指出，不同社會階級背景的人，因為擁有不同的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態度，為人處事和決策的方式也不相同。風險與預期報酬常是相伴的，而且具有正向相關。換言之，風險高的投資可能報酬也高，反之亦然。同樣地，不同的社會階級，也有不同的工作價值。工作價值可以區分為官僚式工作價值(bureaucratic job value)和創業式工作價值(entrepreneurial job value)，前者強調退休金權利(pension right)與工作保障(job security)，後者注重工作的高報酬和吸引力。一個人的工作價值，最初影響教育過程中的教育進階決策和科系選擇，接著影響到求職就業，以及工作投入、工作績效、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更有可能影響對成功條件的看法，以及對公平與否的感受。一個人的工作價值，可能受到家庭社會階級的影響，亦即不同社會階級的父母會傳遞不同的工作價值給子女。此外，一個人的工作價值本身也可能隨時間改變。整個社會大眾的工作價值，也會因為社會變遷而產生變化。
蔡明璋利用1985 年到2005 年「變遷調查」五個期次資料，探討台灣民眾的工作價值、成功歸因與主觀公平感的變化趨勢。研究發現：優先考慮賺錢而忽略個人興趣的金錢主義，並不是台灣民眾的主要工作價值，民眾仍然堅信個人努力（吃苦）是成功的條件，支持個人的投入與成就的公平合理性，高過於成功需要很好的家庭背景的看法。可見，正向的積極工作價值仍然是台灣民眾的主流工作價值。但是，蔡明璋也發現：以工作保障為優先的保守傾向有上升的趨勢，這顯示民眾的就業和創業動機趨向保守，逐漸依賴強調退休金權利與工作保障的工作價值。這是否與2005 年以後，台灣在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下產生高失業率現象，進而影響民眾工作價值的短暫性調整，亦或反映現今的經濟環境不容易成功創業的工作價值，值得進一步剖析。
蔡明璋更深入分析社會階級與工作價值的關係，分別以工作是為了賺錢，工作考量（高收入、興趣成就、時間彈性和工作保障），成功條件（需要背景、吃苦就會成功），收入與成就的公平感（收入是合理的、事業成就是公平的）為依變項進行邏輯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台灣不同社會階級的民眾，工作價值的確有所不同，例如工人階級偏好工作保障、不重視工作興趣、認為成功需要背景、主觀的成就公平感也較低。另外，民眾的工作價值沒有族群差異，也沒有性別差異。他更發現：年輕世代的工作價值並沒有媒體所謂的「草莓族」特性，198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並非特別重視工作收入，興趣仍然是他們工作選擇的主要考慮，更堅信「愛拼才會贏」的哲學。民眾仍然支持以個人能力為必要條件的功績體系，不認為家庭背景可以決定個人的功成名就。對於自己的收入和事業成就，大部分的民眾也認為是合理公平的，而且趨勢也越加明顯，與經濟不景氣的連結並不明顯。
薪資性別差異與工作貧窮
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中，勞動市場上薪資的性別差異，一直都是薪資不平等議題探討的重點。不論是歐洲或是美洲、工業國家或是新興國家，經驗研究發現：女性的勞動市場薪資低於男性，而且大約僅有男性的60%到80%不等。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動，各國勞動市場的女性薪資與男性薪資差距雖有拉近，但拉近幅度不同，薪資的性別差距仍然相當大（至少超過20 個百分點）。在這樣的勞動市場變動過程中，台灣的女性薪資與男性薪資的差距如何，有無明顯拉近的變化趨勢也值得關切。張晉芬和杜素豪利用2002 年和2007 年的「變遷調查」資料，比較台灣勞動市場上薪資的性別差異，並且探究薪資性別差距的成因和變化趨勢。她們的研究發現：2002 年時女性薪資（每小時工資）是男性的72%，2007 年時女性薪資（每小時工資）是男性的81%；雖然薪資的性別差距，在五年間拉近了九個百分點，但是女性的薪資仍然只達到男性的八成上下。此外，薪資的性別差距大約僅有四成可以由人力資本和工作結構的性別差異所解釋；仍然有相當大的差距部分，需要未來研究繼續探究人力資本和工作結構以外的因素。
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中，貧窮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貧窮問題沒有因為現代福利措施而結束，反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出現不同型態的貧窮，特別是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成為一種新的貧窮類型。從概念來說，工作貧窮是指勞動者有工作，但所得低於特定的水準，而這個特定的所得水準，有法定的水準，也有研究者因研究議題所設定的所得水準。工作貧窮認定的所得水準，因為各個社會的勞動市場與經濟發展水準的不同而異，也因貧窮認定的基本條件不同（例如：採基本生活維持的絕對水準，還是生活的相對水準；依據工作者個人所得認定，還是工作者的家庭生活所需水準認定），使得工作貧窮者的特徵、家戶特徵和整個社會工作貧窮的比例產生不一致，因此，通常較難加以比較及掌握變化趨勢。
李易駿和紀金山利用四期次的「變遷調查」資料，探究台灣工作貧窮的現象、工作貧窮者的特徵，以及工作貧窮的變化趨勢。他們根據主要家計負擔者的工作狀況，區分廣義和狹義的定義方式測量工作貧窮，研究發現：若採廣義的工作貧窮定義，台灣的工作貧窮比例從1997 年的19.5%，逐漸降低到2005 年的10.8%；若採狹義的工作貧窮定義，則工作貧窮比例從1997 年的16.4%，逐漸降低到2005 年的9.1%。換句話說，台灣的工作貧窮比例並沒有增加的趨勢，反而是逐年降低。他們的研究也發現：女性受訪者成為工作貧窮的機會小於男性、外省族群成為工作貧窮的機會小於閩南族群、教育程度低較容易成為工作貧窮、年齡高成為工作貧窮的機會也越大。此外，家庭依賴人口多，已婚、離婚、喪偶者和配偶無業，都有比較高的機會成為工作貧窮。
生活機會變遷
除了工作貧窮的議題外，生活機會（特別是健康）亦是社會階層或社會不平等的重要議題。過去的研究發現，個人的年齡、性別、教育、收入、婚姻、社會階級都和個人健康有明確的關係，其中的關連機制相當複雜，特別是教育與健康存在正向的關係，但中間的影響機制究竟為何，仍不清楚。為掌握台灣民眾的教育與健康的關係和變化趨勢，以及中間的影響機制，張苙雲、楊孟麗和謝幸燕以1990 年到2007 年「變遷調查」資料，探討教育對健康影響的長期趨勢、個人經濟資源（包括勞動參與和收入）對教育與健康關係的影響機制及長期趨勢，以及婚姻對教育與健康關係的影響機制及長期趨勢。她們的研究發現：教育有助於台灣民眾增進個人健康，但兩者不是線性的關係。同時，不同教育程度者的健康差異（即健康不平等）有加大的趨勢，但是教育的健康不平等加大，主要不是因為高教育者的健康提升，反而是低教育者的健康變差所導致。另外，她們也發現：個人的勞動參與和婚姻狀態有助於取得健康所需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確是教育與健康的中間影響機制，但是教育對健康的影響效果，並不能完全由個人的勞動參與和婚姻狀態這兩個中間機制解釋。換言之，教育影響健康的中間機制，除了勞動參與和婚姻狀態，應該還有其他的影響機制。此外，勞動參與亦有可能是健康的結果，因此，以橫斷面的研究資料要回答勞動參與影響健康的因果問題有其困難。未來需要更多的長期追蹤研究資料，才能直接回答勞動參與和健康的因果關係。
總結
本書從社會階層、勞動市場和生活機會等方向理解台灣過去二十五年來的社會變遷，包括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的變遷、社會階級對教育取得影響的變遷、社會階級與工作價值變遷、薪資性別差異與工作貧窮變遷，以及生活機會的變遷（教育與健康關係的變遷）。本書所收錄的研究論文不僅呈現了台灣社會變遷在社會階層、勞動市場與民眾生活機會的面貌，同時也彰顯了「變遷調查」資料庫對台灣社會變遷研究的高度學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