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書

書評1 ▍李丁讚

書評2 ▍陳建忠

戰後台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1970年代。眾多年輕知識分子由於七○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而覺醒，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形成回歸現實世代，激發政治與文化的轉變。其中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發揚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黨外等三群成員，重新認識台灣的過去，以理解現在而規劃未來。回歸現實世代要求政治革新，重視現實與鄉土，挖掘台灣過去的歷史，這些普遍籲求是八○年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長遠濫觴，而上述其中三群成員是更具體的泉源。

本書結合世代研究與敘事認同理論，分析七○年代台灣的政治、文化變遷，試圖掌握歷史與傳記、結構與能動、自我與社會之關聯，因此探討回歸現實世代與上述三群重要成員的浮現形成，分析焦點在於他們的(1)世代認同、(2)國族歷史敘事與認同，以及(3)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社會行動三者之密切關係。

作者簡介  ▍ 蕭阿勤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長為文化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研究興趣包括民族主義、集體認同、歷史意識、時間、敘事、族群與世代等。著有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utledge, 2000) ，與John Makeham合編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序 ■ i

用字說明 ■ xi

導論 ■ 1

一、問題緣起：台灣戰後歷史的軸心時期與軸心世代 ■ 1

二、本書章節安排 ■ 9

第一章 問題意識、概念、理論與研究方法 ■ 11

一、世代研究的概念與理論 ■ 12

二、認同、敘事與行動 ■ 33

三、集體記憶與敘事模式 ■ 50

四、研究資料與方法 ■ 61

第二章 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浮現與形成 ■65

一、六○年代的戰後世代：消極沈默的一代 ■ 66

二、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 101

三、結論 ■ 138

第三章 回歸現實世代、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集體記憶 ■ 141

一、日據時期與台灣人抗日集體記憶 ■145

二、七○年代之前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 ■ 149

三、回歸現實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國性的再確認 ■ 155

四、結論 ■ 194

第四章 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 ■ 201

一、從中國民族主義到反帝國主義，從回歸現實到關心大眾 ■ 204

二、鄉土文學興起的世代因素 ■ 208

三、鄉土文學作家的覺醒、回歸現實與國族歷史敘事 ■ 215

四、另一個「鄉土文學」與回歸現實的文化潮流 ■ 225

五、七○年代葉石濤的文學評論中之鄉土文學 ■ 232

六、八○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集體記憶建構 ■ 242

七、結論 ■ 259

第五章 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與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 ■ 263

一、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 277

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的回歸現實世代 ■ 289

三、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 298

四、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 311

五、黃煌雄的日據時期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與蔣渭水研究 ■319

六、七○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 330

七、結論 ■ 338

第六章 結論 ■ 343

一、世代認同與國族認同，歷史敘事與社會行動 ■ 344

二、敘事與認同，集體與記憶 ■ 347

三、世代與時代，傳記與歷史 ■ 351

附錄一 威權統治下的國族認同：隱蔽與公開，連續與斷裂 ■ 357

一、敘事認同理論與敘事認同的真偽 ■ 359

二、弱者、隱蔽腳本與敘事認同轉化 ■ 361

三、歷史的斷裂或連續與後見之明 ■ 372

附錄二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 385

一、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過去的事實 ■ 388

二、歷史做為「過程」：社會過程的本體論 ■ 393

三、歷史做為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人類存在的本體論 ■ 403

四、結論：下一步—從敘事社會學到社會學敘事 ■ 414

參考文獻 ■ 417

名詞索引 ■ 463

人名索引 ■ 475
 

我在2000 年出版的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一書，研究1980 年代之後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學、歷史、語言等文化界發展的過程與影響。在修改這份書稿並準備出版時，我逐漸認識到七○年代對於八○年代之後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有深刻的關係。我慢慢理解到這個更早的十年光陰，在戰後台灣的政治與文化變遷中，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些研究文獻，都明確指出七○年代台灣政治與文化的顯著變遷，以及這些變遷對往後台灣社會的重大影響。這些研究文獻，對於我認識七○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幫助。不過，我開始形成自己對於七○年代的看法，主要是在大量閱讀當時的史料中逐漸累積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對於台灣的七○年代，我與一些研究文獻的論點或一般輿論常見的理解角度的不同，也逐漸浮現。

1999 年夏末，我開始撰寫關於七○年代台灣的論文。當時只準備寫一篇文章，並且藉著討論「鄉土文學」，將自己對七○年代的看法呈現出來。但是沈浸在史料中，我又更仔細看到當時政治與文化變遷的不同面向，於是決定將自己的寫作計畫擴充，一分為三，探討鄉土文學、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黨外等相關現象。如此一來，台灣的七○年代成了我接下來幾年的研究重點，而專書寫作的藍圖也於焉形成。這幾年，在認同研究上，七○年代台灣的歷史經驗對我不斷提出理論思考的挑戰。我的思考結果，歸結到「世代」與「敘事」兩方面，而這也成為我研究七○年代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切入角度。

鄉土文學、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黨外等相關現象的研究，加上後來關於「回歸現實」世代的探討，是以論文形式慢慢發表的。現在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就是根據我過去發表的四篇論文改寫而成。這些論文原來的出版情形如下：

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研究6(2):77-138。
蕭阿勤(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台灣史研究9(1):181-239。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5: 195-250。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 1-58。

這四篇文章構成本書第一到五章的主體部分，而依序分別相當於第四、三、五、二章。至於第一章，則綜合了上述四篇文章原來討論的概念、理論與研究方法的部分。

我進行這些關於台灣七○年代的研究，雖然以單篇論文陸續發表，但原本即按照專書寫作的目標構思。這些篇章寫成的時間，歷經數年。在先行發表於學術期刊的過程中，為了符合期刊對於篇幅、格式等要求，這些研究在呈現方式上都經過大幅度的刪削調整。在改寫成書時，我再度對這些論文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改整合。投稿期刊時，不少史料呈現的重要歷史經驗，都不得不刪節部分或完全去除，這些在書中都加以斟酌補充，同時也增添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強化論證。在一些經驗分析與理論意涵的討論上，本書對於先前的幾篇論文，也有不少修改。在整合融貫這些先前發表的研究上，耗費不少功夫。

對照之前所發表的論文，本書以第四章研究鄉土文學部分的調整最大，改寫幅度近半。其他各章，如同上述，也都有不少更動。除了上述主體部分的五章，以及導論與結論兩章之外，本書在結論之後並且有兩篇〈附錄〉。近幾年我發表上述幾篇論文，不少讀者都有所批評建議，使我獲益良多。在〈附錄一〉中，我針對其中一些重要的批評加以討論。由於這些討論的性質特殊，不易融入正文，因此只好以〈附錄一〉的方式呈現，希望有助於讀者的深入瞭解。〈附錄一〉的部份內容，乃取自我在2007 年1 月刊登於《思想》的〈威權統治下的國族認同：隱蔽與公開，連續與斷裂〉一文。另外，過去幾年對台灣晚近國族認同現象的研究經驗，使我體認到，一位研究者在理論上對於「歷史」與「認同」兩者的概念掌握與理解，密切相關而互相影響。〈附錄二〉呈現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主旨在於討論「怎樣的歷史概念，才比較有助於正確理解認同的基本性質與變遷現象」。〈附錄二〉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十年回顧研討會」（2005 年7月1-2 日），修改後收入張錦忠、黃錦樹主編，於2007 年8 月出版的《重寫台灣文學史》一書（台北：麥田）。〈附錄二〉即根據這篇文章改寫而成。

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很多人。我過去與現在所任職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與社會學研究所，提供極佳的學術研究環境。在社會所，王甫昌這幾年傾聽我研究七○年代台灣的種種想法，釋疑解惑，相互勉勵。與柯志明在敘事與歷史研究上的彼此討論，對我有所助益。張茂桂在我剛起步而青黃不接時，給我支持與幫助。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我要特別感謝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孫中興老師耐心地將我帶入社會學的天地。沒有當年他的鼓勵，我大概不會勇敢往前走。這本書的研究，仍然反映我多年前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學習。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RichardMadsen 多年來鼓勵我，他對台灣、中國、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等的研究一直對我有所啟發。Juan Diez-Medrano 將我帶入集體認同與民族主義研究，最早鼓勵我投稿出版。Michael Schudson 在文化社會學與集體記憶方面、Stephen Cornell在族群與集體認同方面、Gershon Shafir 在民族主義方面，Kathryn A. Woolard 在語言社會學與族群方面，都曾經對我有相當的教導，使我感恩在心。

社會所出版委員會（柯志明、傅仰止、章英華、曾嬿芬、黃樹民）與召集人伊慶春，以及本書的兩位匿名審查人，在審理本書出版的過程中，對於本書的修改，都提供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過去幾年投稿論文時，幾位期刊的主編、編輯委員與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建議，以及我在不同場合演講時，許多聽眾的指教，都對我有所激發，使我獲益不少。謝謝《思想》主編錢永祥在本書〈附錄一〉投稿時，幫忙潤飾標題與內容。我前後的助理孫鴻業、蔡幸娟、冷翔雲、許懿萱、余靜華、張晉文、葉春嬌，協助蒐集整理資料等，對我的研究幫忙相當多。社會所的編輯謝麗玲相當專業的協助，讓這本書可以順利出版。原來的幾篇論文研究，也曾受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89-2412-H-001-023, NSC-90-2412-H-001-012, NSC-91-2412-H-001-005, NSC-92-2412-H-001-001），以及2002 年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社會變遷與發展」學門）與2004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的經費補助或獎勵，謹此致謝。

內人楊金錫分享承擔我工作帶來的苦與樂，分憂解勞，不斷付出，始終給我安穩的依靠。母親李燕終日勞動，她堅韌的生命，讓我學習很多。一天一天長大的雲中，陪我親近野鳥，在大自然中放鬆。在我心靈困頓時，真愛使我有所依傍，教我相信。

這本書是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一書的續篇，兩者是姊妹作，而研究的初衷相同，都在於探索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從何處來，欲往何處去。人們對生活或生命歷程的體驗理解，幾乎難以避免敘事的性質。我們用故事的方式為自己建構這些體驗與理解，也用故事的方式向他人陳述這些感受。人們的生命與故事難分難解。敘事，或者說故事，是這些體驗理解的元素，它是人們追求意義的重要憑藉。沒有生命，何來故事？沒有故事，生命豈有寄託？個人如此，社會亦然。本書做為歷史取向的社會學研究，既在於澄清這個社會的故事，希望也有助於許多個人理解他們與這個社會的歷史關連，讓讀者覺得他們個人的生命故事與這個社會的故事有所聯繫。

九○年代中期，我開始研究台灣的國族政治與文化，至今已超過十年。這個島嶼社會的成員仍然缺乏共同的故事，對於未來，也尚未有共同的參考架構，國族的問題仍然紛擾。從回歸現實或回歸鄉土理念出現的七○年代算起，至今已歷三十餘年，又過了一代人的光陰。當時推動這個政治趨勢與文化潮流的年輕人，如今也已步入晚年。歷史仍然在試煉這個島嶼，質問它何去何從。歲月無情，衷心祈禱我們的下一代人不必再為此敝精勞神、苦其心志。

▍ 導讀

一、問題緣起：台灣戰後歷史的軸心時期與軸心世代

戰後台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1970 年代。這些變遷的程度顯著，範圍相當廣泛，而且對當時至今的台灣社會，影響深遠。這個十年可以說是戰後台灣歷史上的「軸心時期」(the Axial Period)。¹ 六○、七○年代之交，經濟起飛後的台灣逐漸面臨農村凋蔽、勞資糾紛、貧富不均等問題。七○年代初嚴重的外交挫敗，更強烈打擊中國國民黨政府。這些變化，迫使國民黨逐漸形成所謂「革新保台」的政策，而此時也正值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當時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的理念與實踐，也日漸發展。

七○年代激發後來政治重大變遷的積極因素，不在於威權統治者本身。國民黨政府的革新理念與作法，是在回應挑戰下相當有限度的自我調整。當時包括文化的明顯變遷在內，其積極因素都在於一股新的廣泛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它對既有體制的挑戰。這股力量主要來自當時大約20 到40 幾歲之間的「戰後世代」中的成員。他們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的台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下教育。既有的研究，除極少數之外，幾乎沒注意到當時政治、文化變遷的這種世代的面向（見本書第一章的討論）。八○年代之後，在台灣社會中，政治、文化的「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相當顯著。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七○年代的戰後世代之中那些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者；而研究主題在於他們的世代意識、國族認同、歷史敘事與這些政治挑戰及文化建構的密切關係。²筆者側重的，尤其是這些現象與八○年代之後政治、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的關連。

戰後出生的人口遽增，以及高等教育的顯著發展，在六○年代後半期，造就了大量年輕知識階層。戰後世代中的成員做為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興起於「保衛釣魚台」（以下簡稱「保釣」）運動、中華民國喪失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之後，亦即興起於1971、1972 年期間。七○年代初期開始，戰後世代逐漸在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上顯現重要性。他們之中眾多成員的「回歸現實」或「回歸鄉土」理念及改革主張，與其世代認同、國族認同、及歷史敘事密切相關。釣魚台主權爭議、喪失聯合國席位等重大政治事件，是促成這個「回歸現實世代」出現的關鍵性、充要的歷史條件。在六○年代的台灣，關心政治社會問題、卻未能自由充分地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年輕知識分子，一般而言，經常感到孤懸於歷史之外，而與國族的命運有所隔閡而缺乏真切感受，對時局發展無能為力。在迷茫抑鬱中，他們卻往往又展現孤絕自負的姿態。七○年代初，台灣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深受重大外交挫敗的刺激，廣泛經歷「覺醒」的過程。他們不分省籍背景，都憑藉一個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扺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國族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處境，並且定位自己這一代在其中的責任與使命。³ 他們強烈反省批判上一代與自身以往的「流亡」心態，體悟到深入認識台灣社會、將自我與更廣大的外界現實聯繫起來的重要性，積極要求社會政治改革與文化創新。本書因此以「回歸現實世代」綜括指稱那些自覺地批判、揚棄流亡漂泊心態的廣泛的年輕人，尤其是其中積極挑戰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活躍分子。類似台灣七○年代初外交挫敗之類的重大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s)，是激發年輕世代產生強烈世代意識的主要因素。這類事件嚴重衝擊社會，使他們從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理解政治、文化現狀，以及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進而萌生批判意識與行動。在當代社會，如此具有形塑重要歷史行動者、引發社會變遷的世代意識，又往往鑲嵌於國族歷史敘事。透過國族的歷史視野，積極參與、推動政治與文化變遷的年輕知識階層在時間洪流中自我定位，尋找意義。也因為如此，他們成為國族意識的核心承載者。

七○年代社會政治改革的推動與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提倡，涉及上述「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他們屬於年輕的戰後世代成員，從其中逐漸浮現，而組成份子相當廣泛，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相對於為數眾多的整個戰後世代，他們是其中佔少數的知識階層成員而已。但是他們普遍反省批判戰後二十幾年國民黨統治所形塑的流亡心態，以及相關的文化建構與政治體制。他們挑戰既有體制，倡議改革創新的政治與文化理念，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歷史行動者，形塑了歷史變遷的性質與方向。就此而言，台灣的七○年代，猶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以「軸心時期」形容人類西元前500 年左右歷史階段的重要性時所說的：「到那時為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察、質疑與清理」(Jaspers 1953 [1949]: 2)。如果說七○年代是戰後台灣歷史的軸心時期，那麼戰後世代當中，那些經歷某種覺醒轉化，具有鮮明的世代認同，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世代與社會，並且發展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理念與實踐的知識青年所構成的回歸現實世代，就其在當時與日後政治與文化上的重要性來說，我們可稱之為戰後至今台灣歷史的「軸心世代」。

從台灣晚近政治、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的發展來說，啟動近三十年來這種歷史趨勢的軸心時期，正是七○年代。⁴ 上述當時政經局勢的重大變遷，在政治上激發了以黃信介、康寧祥為首的「新生代」黨外人士要求重視台灣現實、改革政治社會問題、實踐自由民主、保障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籲求與行動。在文化上，當時戰後世代的文化界人士致力於挖掘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發展鄉土文學，而黨外也努力發揚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⁵ 這些台灣「鄉土」的歷史探索與認同建構，為八○年代之後顯著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準備了素材，而對晚近文化與國族認同的本土化發展影響重大。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新生代與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等，是構成回歸現實世代的相當重要的部分。就七○年代對後來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重大影響而言，我們也可以借用雅斯培對人類歷史軸心時期的形容來說，亦即在戰後台灣歷史上，七○年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範圍內思考的重要基本範疇」(Jaspers 1953 [1949]: 1-2)，成為往後至今政治或文化重大變遷的開端。⁶

對當代台灣政治影響重大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島內的發展，主要在八○年代之後。筆者關懷的焦點，在於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關於台灣本身的文化再現(representation)及知識建構與八○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關係。這些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圍繞在如何重新認識台灣的過去，以理解現在、規劃未來。其中涉及的核心要素，是歷史敘事與認同的維持、變遷與發展。這些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活動及結果，與八○年代之後「台灣史觀」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發展，密切相關。本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回歸現實世代當中與後來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亦即上述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黨外新生代。本書分析的焦點，在於他們的世代認同、歷史敘事與社會行動三者的相互關係。

毋庸贅言，並不是七○年代所有的戰後世代成員，都具有回歸現實的理念。本書的目的，也不在探討整體世代成員可能具有的種種世代認同與敘事，而在於分析當時戰後世代當中，那些在主要的政治、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顯著作用的少數知識階層成員的言行。由於他們的這種重要性，因此本書稱之為戰後台灣的軸心世代。同時基於其批判政治、文化體制或傳統時的特殊傾向，本書稱之為回歸現實世代。這些指稱，並非意味著他們在具體的政治、文化主張上，完全同質一致。由於筆者的研究焦點在於回歸現實世代當中與後來本土化、台灣化的文化與政治變遷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因此這些更廣泛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之間存在的異質性，不是本書的分析重點所在。⁷ 本書的研究，是基於七○年代一個實然現象，亦即當時眾多不同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廣泛發展回歸現實理念，而從這個回歸現實世代當中，浮現本書主要研究的三群對象。再者，就像本書第二章所指出的，從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後，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在社會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而充分接受國民黨的國族認同教化的第一代人。接下來第三、四、五章的分析也顯示，不僅對外省籍、也對本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這樣教化的結果相當顯著而有效。因此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以及黨外新生代，都顯現清晰的中國國族認同，反映相關歷史敘事對他們的形塑作用。這與八○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國族認同固然不同，但是他們挖掘台灣的過去，重視現實與鄉土，確實構成八○年代之後政治、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源頭。從七○年代到八○年代之後的聯繫與轉折，這個問題的探討，已超出本書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筆者在先前對晚近文學、歷史、語言領域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的研究中（蕭阿勤1999；Hsiau 1997, 2000），對於文化方面的這種聯繫與轉折，已多所著墨。本書是先前研究的延續，雖然沒有直接探討七○年代末到八○年代的聯繫與轉折，但目的就在於探究八○年代之後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在前一個十年的起源，拓深我們對於晚近台灣政治、文化變遷的理解。

在本書中，筆者以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爬梳史料文本，結合世代研究與敘事認同理論，探討回歸現實世代與上述三群重要成員的浮現形成，分析焦點則如同上述，在於他們的(一)世代認同、(二)國族歷史敘事與認同、(三)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社會行動三者之相互密切關係。本書的世代研究取向，重視那些處於特殊生命階段的少數人之獨特主張與行動，關注主觀世代意識如何成為他們的社會政治行動之能動性(agency)來源。這樣的研究取向，分析的重點不完全在於這些歷史行動者的客觀年齡「身分」，而更在於其主觀的世代「認同」。⁸

上述關於台灣戰後歷史軸心時期與軸心世代的討論，已大致呈現本書的研究發現與主要論點。亦即本書首先指出，回歸現實世代不分省籍，都深受七○年代初台灣政局與社會變化衝擊，普遍經歷覺悟啟蒙的過程，產生清晰的世代意識。不同的省籍背景，對他們的世代意識發展、挑戰政治體制與重構文化趨向，又有相當的影響。在這些回歸現實世代的自我陳述表白中，其世代認同與省籍關係密切，但也幾乎都歸結到一個國族歷史敘事的更大的參考架構。其世代認同源於各自對不同省籍的上一代歷史經驗的反思，而這些反思則鑲嵌於國族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事，在中國國族的歷史敘事中得到進一步的澄清，依附於國族認同而開展。他們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尋求存在意義而積極實踐，成為特殊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承載者。回歸現實的世代，不是時代演進與個人年齡成熟的自然結果，而是個人生命階段、背景、國族認同教化、社會政治事件輻湊機遇的結果。被國族歷史敘事所形塑的世代認同，成為特定階段重要歷史行動者的主要動力之一，既是特定社會變遷的產物，同時也是激發進一步社會變遷的重要能動。

其次，本書指出上述三群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成員，都顯現清晰的中國國族認同，反映戰後國民黨國族教化與相關歷史敘事的認同形塑力量。但是他們挖掘台灣的過去，重視現實與鄉土，卻構成八○年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重要源頭之一。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普遍籲求，是晚近這個發展的長遠濫觴，而其中這三群成員則為更具體的泉源。

再者，回歸現實世代有關台灣過去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顯示，集體記憶的主要內容或架構，是關於集體經驗的特定敘事模式。集體記憶，即為透過敘事化而將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模式化、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歷史敘事具有重要的文化結構性質與作用，形塑人們的世界觀與社會行動。敘事與認同、或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關係，乃相生相成、互相形塑。敘事與認同、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亦即人們如何回答「我（們）是誰？」、「我（們）的過去是什麼？」，不僅是屬於特定歷史的，也是屬於特定政治的。

探討台灣在現代國家統治方式之下與國族認同有關的政治、文化變遷時，世代角度的分析，有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從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以來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性質。從世代角度分析戰後台灣歷史變遷，尤其有利於發展歷史比較的視野。台灣的戰後世代批判、反抗體制現象，較西方的普遍現象約晚十年左右出現。與西方研究所專注的六○年代不同，台灣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應該重視關鍵的七○年代。本書正是以世代角度分析七○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試圖掌握歷史與傳記、結構與能動、自我與社會等關聯之嘗試。

二、本書章節安排

本書以下在第一章，將釐清筆者研究的問題意識，以及所運用的概念、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將討論保釣運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1971、1972 年期間，戰後世代如何興起成為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發展「回歸現實」或「回歸鄉土」理念及改革主張，逐漸在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上扮演重要角色，形成回歸現實世代，亦即形成Karl Mannheim 的世代理論中所謂的一個特殊的「實存世代」。第二章的分析重點，在於他們的回歸現實理念及改革主張，與其世代認同、國族認同、及歷史敘事的密切關係。接下來的三、四、五章，分別討論回歸現實世代當中的三群「世代單位」，亦即與後來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黨外新生代。這幾章的分析焦點，與第二章相同，仍然在於這些政治與文化界的年輕世代的世代認同、歷史敘事與社會行動三者的相互關係，以及在其中顯現的國族認同。書末的結論一章，則綜結全書的主要經驗研究發現與理論意涵。

讀者對於本書，可以有不同順序的讀法。如果讀者對於概念與理論的討論不感興趣，那麼可以略過第一章，直接進入第二章之後的歷史故事。另一個讀法是：讀完這些故事之後，再回頭看看第一章。那些在聆聽有趣的歷史故事之前，願意跟隨筆者先行從事概念與理論之旅的讀者，自然可以順流而下，依序通讀。

（未完，以下請見紙本書）

¹ 這裡「軸心時期」的概念，借自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T. Jaspers,1883-1969)。雅斯培以「軸心時期」來形容人類歷史從西元前800 至200年—尤其是西元前500 年左右—的這段時期。當時在中國、印度與西方，人們開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而在三個地區幾乎同時發展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雅斯培認為：「這個時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範圍內思考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生活的世界宗教的開端。……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到那時為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察、質疑與清理。一切都被捲入漩渦。就那些仍然具有生命力與現實性的傳統內容來說，其表現形式被澄清，因而也就發生了變化」(Jaspers 1953 [1949]: 1-2)。筆者認為，就七○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的性質，以及對其往後社會的重大影響而言，它在戰後台灣歷史上，猶如雅斯培所認為那段西元前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樣。因此筆者以「軸心時期」來形容七○年代的重要性。參見蕭阿勤(2005: 100-101)。

² 在這裡以及本書以下的討論，使用「國族」一詞，亦即「民族∕國家」的含意，兼具民族與國家的意義。就「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而言，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關係密切，難以相互脫離而孤立地來討論。就像John Breuilly 所說的：「如果不談國家，民族主義是無法想像的，反之亦然。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是以『民族』之名所正當化的自主（通常指的是在民族的領域上建立一個主權國家）。……〔在人類歷史上〕這完全是新穎而獨特的。在此之前，很少有政體宣稱對它們的『人民』(people)是負有責任的(accountable)，更別說曾想像它們的臣民構成一個民族」(Breuilly 2001: 32)。使用「國族」，可以避免「民族∕國家」一詞的累贅。不過缺點是在中文傳統中，慣用的仍為「民族」一詞，並且慣用的「民族主義」也含有民族的字眼。因此筆者雖然使用「國族認同」之類的概念，但在一些討論脈絡中，仍沿用「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傳統用詞。本書所徵引的大量歷史文獻，其中使用的當然更是「民族」、「民族主義」等傳統詞彙。

³ 關於這個敘事的要素，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第(三)小節的討論，以及其中的「表2.1」。

⁴ 參見Jacobs (2005)、Hsiau (2005a)、Makeham and Hsiau (2005)。

⁵ 七○年代時，涉及台灣歷史的各種討論發言，慣常使用「日據時期」、「台灣光復」等字眼，反映當時人們普遍基於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歷史意識（見本書後續的討論）。為了符合當時的脈絡與背景，本書的討論在許多地方也沿用這些字眼。但在其他的行文中，也交互使用「日據時期」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光復」或「戰後」等，並未刻意加以區分。

⁶ 關於七○年代以來，一般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所追求的本土化做為「典範」之性質的分析，尤其是文學與歷史領域的「敘事的(narrative)本土化典範」，參見蕭阿勤(2005)或Hsiau (2005b)。

⁷ 對於當時戰後世代知識分子在政治理念等方面具體主張的差異，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描述，是南方朔(1978a, b)的相關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其《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1979a)一書。

⁸ 這裡對年齡身分與世代認同的分別，借用張茂桂對族群做為客觀的社會身分或主觀的行動意識之區分（張茂桂1997）。參見本書第一章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