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副主編的話
▍ 何明修
歷史會記得2020 年是武漢肺炎大爆發的瘟疫之年，根據美國Johns Hopkins 大學的資料庫，截至7 月22 日為止，全球已經有超過一千四百九十萬確診案例與超過六十一萬起死亡。在台灣，由於政府及早的因應與國人的通力合作，至今只有四百五十五案例與七件死亡。除了致命的病毒威脅，在全世界各地，許多人民經歷了旅遊禁限、封城、居家令的痛苦，許多富裕的民主國家甚至出現了醫療器材短缺、防疫指令前後矛盾、最高政治領袖中鏢之窘態。相對於此，我們已經將傷害降至最低，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台灣人民的福氣。
對於台灣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機構，肺炎疫情也帶來沒有料想到的衝擊：國境與簽證管制打亂了留學生與訪問學人的規劃，校園門禁帶來了各種日常不便，線上教學讓授課老師被迫成為「網紅」，國際會議與移地研究被迫取消，也延宕許多研究之進程。另一方面，瘟疫也促使研究社群加速因應，有些國際出版社與期刊取消付費牆，許多學術期刊也提供快速登刊的管道，讓肺炎相關的觀察與反思能更自由與迅速流通。也由於移動與社會接觸的重重限制，越來越多的學術會議與研究訪談是在網路平台進行。
有報導指出，新冠狀病毒的相關研究呈現爆量成長，在各學門出現了的論文發表海嘯。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停課與移動的限制，使得研究員有更多時間投入論文撰寫，但是也有報導指出，居家工作對於女性研究者是不利的，因為她們被迫花更多時間投入孩童的照顧工作。不過，就《台灣社會學》所收到論文投稿而言，肺炎似乎沒有帶來太大的衝擊，2018 年和2019 年，前七個月的進稿量都是9 篇，而2020 年已超過這個數字，達到16 篇。就第一作者的生理性別而言，這三年來，前半年的男女比分別是，4：5（2018）、5：4（2019）、9：7（2020），似乎看不出特定的性別影響。
或許，對社會學家而言，這次全球性的健康危機迫使我們重新檢視若干基本預設。在過往，人員與物資的跨國流動被視為全球現代性的象徵，國籍與居住地越來越像是自由選擇的商品，但是如今封境成了常態，追求基本醫療物資的自給自足成為許多國家所追求的目標。很顯然，地球不再是平的，再疆域化已經是浮現中的趨勢。其次，傅柯所描述的國家監控與生物權力（biopower），向來被許多社會學者視為某種反烏托邦，也是人權運動者所矢志對抗的政治形態。但是在包括台灣、南韓等成功抗疫案例中，政府甚至直接管到每位公民可以分派到多少份口罩，更不用談所動用的最先進電子監控技術。到底生物權力是當代健康治理的必要之惡，抑或是公民自由的終結，這樣的辯論將會更尖銳化。就如同災難一樣，瘟疫也會激發各種利他的社會行為，例如慈善團體捐贈物資、商家提供醫護人員打折優惠、小學生親手製作禮物送給衛福部長陳時中等，同時也容易造成弱勢群體更為邊緣化的處境，例如患病的逃逸移工、舞小姐、酒店公關等。災難社會學研究指出，既有的社會資本即是預防外力衝擊的保險，因為互信的鄰里可以提供必要的急難協助。但是面對看不見而且致命的病毒，我們又需要何種的社會資本，以共同度過難關？
台大社會系創立於1960 年，至今正好滿一甲子，為了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台灣社會學》第39 期與第40 期規劃為紀念專號，另闢專欄對其在台灣社會學的耕耘與貢獻作一系列的回顧。這一期由陳東升所撰寫的〈導論〉揭開序幕，這篇文章採取結構與行動者分析的視野，探討了過往六十年台大社會系師生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所開展出來的知識探索途徑。此外，曾凡慈、李宛儒、葉欣怡、林祐聖也分別針對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審議民主、社會運動等四項次領域之發展，提出批判性的回顧。
在台大社會系創立的第一年，龍冠海系主任與陳紹馨教授帶領第一屆新生進行了六次的田野調查。這一期的封面照片呈現了陳紹馨與台大社會系同學，在澎湖縣拜訪地方領袖的情況。我們選擇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影像資料，是為了呈現社會學研究始終重視與不同人群的交流，我們從田野觀察中採集了各種有意義的線索，而最終的知識產出也將回饋於我們首先接觸的群體。
第39 期收錄了三篇研究論文與一篇文獻評述。在台灣，買賣股票已經是長久以來的全民運動，散戶數目與其交易額度都名列世界前茅。相對於機構法人，散戶的投資行為更依賴他們所獲得的口頭資訊，而不是專業機構的建議。在〈台灣股市散戶的口頭資訊評價實作〉一文，陳宇翔指出，散戶會依賴關係之遠近和專業程度之高低，來評估其所獲得的資訊，並且做出各種投資決定。
林祐聖的〈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也指出社會關係是影響參與式預算成敗之重要關鍵。他運用Georg Simmel 的「陌生人」概念，強調外來的學者會比較在地的公務人員更鼓勵民眾參與提案，促成更具有包容性的討論之進行。除了先天的身位以外，林祐聖也關注「社會技能」之重要性，也就是一種附著在當事人身上，而能取得他人志願性合作的能力。這篇文章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高度的反思性，因為研究者即是參與者。
湯志傑的〈華人宗教「世俗化」發展新探〉是一篇具有理論化企圖心的作品，他反對世俗化視為神聖性的消失，而是一種容許一般民眾能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宗教目標的情境之歷史浮現。從這個定義出發，湯志傑處理了一個宗教社會學向來糾纏不清的問題，亦即是華人社會到底有沒有出現了類似西方的「世俗化」？這篇文章指出，唐宋變革過程中所出現的民間宗教已經扮演了這種角色，而且是早於西方的宗教改革。政治經濟學將租金視為超額利潤，通常是透過政治力量介入所導致的結果。吳介民的《尋租中國》揭露了中國經濟奇蹟背後所創造出來的鉅額租金，這些都是透過對農民工無情的剝削所帶來的後果。
謝國雄的文獻評述〈「租」從何來？「租」作何解？〉提出進一步的扣問，他將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架構下來理解。吳介民是透過「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來理解中國的外資企業，而謝國雄則進而追問連屬研究（articulation studies）的核心議題，包括生產模式之連屬、世界觀之連屬、範疇之連屬。就某個意義而言，謝國雄的提問呼應了中國研究晚近所提出來的反異例化（exceptionalism），要求將中國個案與其他地區個案平等對待。因為本刊的作業時程，吳介民將會在下一期提出他的回應。
專書出版也是晚近以來台灣社會學家所致力實踐的場域，在近幾期來，《台灣社會學》積極開拓書評的園地，希望能搭建成為專書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平台。這一期的書評，包括鄭斐文評張晉芬、陳美華編的《工作的身體性》、劉名峰評湯志傑編的《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潘美玲評王宏仁的《全球生產壓力鏈》、邱毓斌評何明修的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書評撰寫往往是低回報，而且吃力的工作，我們特別感謝上述四位作者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