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副主編的話
▍曾嬿芬
發表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唯一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被專業同儕閱讀。
（蘇國賢、蔡明璋， <台灣社會學者的隱性社群與知識生產>，2003）
《台灣社會學》目前已經被列為「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TSSCI)期刊的正式名單，這項名單的目的是為了要建立台灣社會科學期刊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資料庫是工具，重要的是，學界同行是否閱讀並重視期刊論文？究竟，過去以來，學界同行如何看待期刊論文？我想利用這寫「編輯者言」的小小特權，拋出一些議題幫助我們思考中文期刊論文在本地學者的學術閱讀與知識累積中所扮演的角色。
蘇國賢以及蔡明璋最近在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發表的論文 <台灣社會學者的隱性社群與知識生產 >中，提供了一前所未有的機會，讓學界瞭解我們以作者身分用論著與他人交流的情形。他們分析歷年來至 2001年為止在 TSSCI觀察與正式名單中發表過的論文所引用的文獻（包括期刊論文、書籍、專書論文等），他們發現，台灣社會學者是一群「孤獨的」作家，因為在這些論著中，中文文獻佔所有文獻的 30%，而屬於現職社會學者作品的百分比只佔全部文獻的 9%。學者彼此甚少引用彼此的作品；在有被引以及引用他人的社會學者中，每一個人只有一至二位「雙向互引」的同行，專業領域的相似性也未能增加彼此的互引機會。其中，與學術專書相較，期刊論文尤其並未受到學界同行的重視。中文期刊論文只佔這些期刊中發表之論文的引用文獻約 6%的比例，換言之，中文期刊論文並未在後續的知識累積過程中，扮演顯著的角色。可以預期的是，這一重要的發現，對於學術出版的何去何從，將會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畢竟，每篇學術論文從蒐集文獻、資料，到分析、寫作，作者無不盡心盡力，投稿後，期刊編輯經過各種送審程序，審查者閱讀並給予修改意見，一篇論文得以出版需要人力、物力、心力的大量付出，低度閱讀意味著這些付出的徒勞無功。有許多同行曾經無奈地戲言：「仔細閱讀我論文的人大概就只有審查者」。沒想到，這樣的戲言的確反映我們作為一個「隱性學術社群」的現實。
為什麼我們在論文寫作中低度引述台灣學者的論文？兩位研究者提出了許多結構性的分析，包括社群人口的限制加上領域過於分散、向外多於向內連結的研究網絡、國外期刊論文作者與在國內期刊發表作者之間的區隔、女性學者的研究被引述的機率較低（儘管她們比男性學者引用國內同行的機率高）等，每一點都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可見的事，有些結構的調整比其他結構面向困難。
在結構性因素改變之前，作者引述文獻的行為與習慣，或許是可以先行調整的。我想以參與幾個期刊編輯工作三年多的經驗，提出以下幾點觀察。首先，作者對於未能引用國外（英文）學者的重要文獻比未引用國內學者的文獻感到比較大的壓力，因此，許多論文對同一領域的國內研究與論說，並未周延地搜尋、閱讀與引用。第二，許多作者對國內文獻「只引不用」、「引而不述」，對國內學者的觀點、論述、研究發現，比較不會給予足夠的篇幅仔細陳述，只有「引」但沒有「用」。結果，我們往往不知道，引用者究竟讀到什麼？得到什麼結論？如何定位、評價所引述的研究發現、論述、以及觀點？也就是對於國內學者的論著觀點，我們並不覺得應該用力地去討論、比較、定位。這樣的習慣，並不利於論述與觀點之間的詰辯與呼應。
被低度閱讀的學術論文，目前則是學者升等、申請計畫的重要出版項目。如果這種期刊論文被低度閱讀的情況不能獲得改善，學者將看到自己出版的一篇篇文章只有成為被評估的門面，卻缺乏實質的學術影響，這是我們學術「勞動」所能經驗到的最大的疏離。就像本文一開始引述的那段話，論文寫作的終極目標是在被閱讀、被討論，而一本期刊出版的終極價值也不是只為了出版本身，或是為了被收錄在 TSSCI的正式名單中，而是為了替同行讀者推薦一些在專業上值得被閱讀的論文。身為編輯，喜悅之處並不止於出版之日，真正持久的喜悅乃在於出版的論文被廣泛閱讀、討論。要如何繼續把推薦的工作做好，是期刊編輯委員會該盡的責任，但是盡力搜尋、參考國內文獻並用力地將之納為對話對象，卻也是學界社群的每一個人可以努力的事情，寄望我們的學術社群可以逐漸地往一個顯性的、互動頻繁的社群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