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副主編的話
▍ 蘇國賢
在對意義充滿懷疑的後現代情境之下，學術期刊要成為作者、文本、專業讀者及評審人之間互動的中介，本身已是一項極為艱鉅的挑戰，更遑論是在對於權力與權威濫用特別敏感的社會學門中。要執行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必先對期刊作為溝通工具的可能性與有效性進行一些假設。首先，無論一個人對於知識與科學的信念為何、是實在論者還是非實在論者，同意參與期刊的評審與編輯工作者，最起碼要相信文本裡確實有讀者可以領會的意義，且這個意義是不能完全被作者或文本所「固定」。在投稿時，期刊與作者的隱含約定是，作者願意做出適度的讓步，保留一些未確認的空間，讓一群專業讀者（評審與編委）享有特權，有機會與作者、與文本進行互動，並參與在意義的建構與詮釋中。這種特權與讓步必須基於一個共同的信念，即透過雙方良好的溝通，確實能幫助我們管制及規範整個「瞭解」的過程。
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在任意武斷的詮釋相對主義與過度參與的極權主義之間找到平衡。具有期刊投稿或審稿經驗的學者都清楚了解這種間接溝通的困難及不完美，但一時之間似乎也找不到能維持期刊公共性的更好出路。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秉持奧古斯丁所提出的「寬厚」(charity)的原則，相信我們是為了他人及後人的益處而從事這項工作。無論雙方對於互動過程的感受為何，無論溝通的行動多麼的拙劣與失禮，我們都願意尊重所有人對於文本的詮釋，並相信每一次溝通的背後，都具有行動者的最大「善意」。如果瞭解與溝通的行動是不可能的，或是背後隱含非良善的意圖，則我們所做的一切將歸於虛無。
在本土學術期刊發展的蹣跚路途中，期刊的運作已經逐漸制度化，受到的規訓也愈來愈多。近年來學術評鑑制度流於形式，學術期刊也受到牽連，被視為是必要之惡。歷史告訴我們，制度化的過程難免會導致與原本制度精神脫鉤的現象。道德經中提及「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認為禮樂制度是缺乏道、德、仁、義之後的產物，充其量只能做表面的規範；耶穌批評法利賽人虛有其表的律法主義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周禮，或是猶太舊約的律法，皆闡明缺乏對人的關懷，制度律法很快就淪為極繁縟的形式主義。學術期刊不是用來評鑑篩選的制度，而是作為學者進行知識交流與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梁。評審制度本身當然不完美，但「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新約提摩太前書）。制度必須藉由「人」建立彼此和諧合宜的關係才得以成就，即孔子所謂的「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本屆編委會承接前幾屆編委所豎立的優良典範與傳統，致力於使本刊成為搭建關係的橋樑，而非破壞關係的競技場。
本期的前三篇文章分別探討不平等與認同的問題。公民審議的過程是否被社會優勢群體所支配？林國明的論文以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來檢視這個問題。這篇論文對於分析公共討論的不平等，在方法和理論上有著重要的貢獻。他區分不同的言說面向，發現社會弱勢群體在公民審議的過程中，確實比較少發言、難以引導議題、也較少質疑他人的觀點，不過，一旦發言，弱勢者與優勢群體一樣能夠講道理，也能影響結論；他也發現，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廣泛且容易了解的議題中，社會群體之間言說互動的不平等並不顯著。這些發現對促進更平等的公共討論有實踐上的重要意義。藍佩嘉透過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父母的深度訪談與家庭觀察，分析親職敘事與教養實作的階級差異，勾勒出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在經濟、文化社會、象徵資本上的不平等，同時在教養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間促成了階級界線的再生產。陳緯華與張茂桂以生動有趣的敘事，描繪大陳人透過宗教與社群的集體力，從「大陳義胞」變成「大陳人」、從「蔣公崇拜」變成「大陳神明」的身分認同建構過程。夏傳位的「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脫胎自作者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從理論文獻來探討三種不同學術論述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並試圖提出一個包含結構、制度、過程及行動四個面向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是年輕學者大膽的挑戰。台灣青少年研究的先驅伊慶春所主持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歷經數年的累積，匯集重要成果出版了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一書。這項國內重要的研究成果，由另一個與青少年相關的大型長期追蹤計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的主持人關秉寅來進行評論，是一場具有相互激勵與經驗交流的精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