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副主編的話
▍ 汪宏倫
非英語系學術社群的期刊定位與發展策略
由於前任主編蘇國賢教授接任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筆者於去 (2015) 年 10 月 1 日提前交接上任。提前的好處是可以儘早熟悉編務，多一點餘裕思考刊物的定位與走向。新主編上任沒有三把火，倒是有若干對學術社群與期刊定位的思考，願意在此野人獻曝，供同儕先進參考。
自從決策當局將「國際化」做為學術評量指標後，學者被鼓勵以外文（通常是英文）在「國際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中文發表相對不受重視。台灣學界當然需要多與外界交流，讓國際同儕也能理解台灣學界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以本地社會所熟悉的語言來建立自己的學術社群，累積研究成果，卻不應因此而被輕視、甚至遭到偏廢。正如一位學界同儕在社群網站中所指出，台灣是個小國，國際發表很容易被稀釋，如泥牛入海，消失無蹤；要有本土學術社群的對話與累積，還是必須靠能與在地社會「接地氣」的期刊與書籍。尤其社會學是根植於社會而生的學術知識，脫離了本地社會的脈絡，社會學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台北大學的黃樹仁教授驟然辭世，令人悲痛不捨，他過去發表〈小國的學術困境〉一文所提出的問題，也再度被拿出來討論（參見《台灣社會學會通訊》84 期）。小國的學術發展的確面臨許多結構限制，但我們也毋須過於悲觀。就以在地期刊的經營來說，台灣可說「德不孤、必有鄰」。今年國際社會學會 (ISA) 的執委會議在台灣舉辦，筆者也有幸在本屆 ISA 執委伊慶春教授安排下與來台與會的各國學者交流，尤其是 ISA 主席 Margaret Abraham 與旗下發行的期刊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與 Current Sociology 的兩位主編Marta Soler Gallart與 Eloisa Martin。在和她們交談之時，筆者發現她們對於理解《台灣社會學》（包含廣義的台灣社會學界）的學術成果很有興趣，而「英文發表是否等於國際化」的問題也存在於非英語系的國家。Marta Soler Gallart 來自西班牙，Eloisa Martin 出身巴西，皆非英語系國家，她們非常清楚地區分出國際 (international)、區域 (regional) 以及國家 (na-tional) 三種類別的刊物，這三種類別的區隔並不在於學術水平的高低，而是在於每一種刊物的目標社群均不相同，關切的問題也不一樣。事實上，非英語系國家（包含台灣在內）有不少期刊，無論就審查過程的嚴謹程度與刊出論文的學術水平來看，比起許多以英文刊行的所謂「國際期刊」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非英語系學術社群的發展，牽涉到的不僅只是規模大小的問題，還有殖民／後殖民等脈絡情境需要納入考慮，此處無法深入詳論，僅能指出：如何促進不同學術社群之間更多的交流、理解與對話，而不是唯英語學界（甚至美國主流社會學）的馬首是瞻，是國際學者們共同關切的問題。
本刊當初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台灣社會學研究》與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合併而成，當時筆者仍任職於台大，是《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的編委之一。在 2000 年討論合併的會議中，筆者建議以《台灣社會學》(Taiwanese Sociology)做為合併後新的刊物名稱，用意即在強調，本刊不僅只是因為在台灣發行才冠上「台灣」之名，而是希望發展出一種深植本地社會、具有台灣特色的「台灣社會學」。這個提案與想法，幸蒙與會各先進認同採納。如今十五個年頭過去，本刊已經發行至 31 期，在眾多前輩先進的耕耘努力下，已經建立一定的口碑與形象。然而，這個刊名並不代表我們只畫地自限於台灣。近來我們收到不少來自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投稿，表示本刊在台灣學界之外，也引發了一定程度的關注與重視。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來自海外的異質性稿件投入，增加稿源的多元性，讓《台灣社會學》有機會朝向台灣發行、但具有區域特色的華文學界期刊邁進。
本期刊出的論文與書評各有在地社會的問題意識與特色，某種程度也形成了內在的關聯對話。張恒豪與王靜儀的〈從「殘障」到「身心障礙」：障礙標籤與論述的新聞內容分析〉，探討了新聞媒體中從「殘障」到「身心障礙」的用語變化，並分析這些變化如何對公共論述的內容造成影響。林國明的〈誰來審議？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來探討「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參與審議民主」，結果有相當耐人尋味的發現。李宗榮的〈企業權力與民主：台灣企業集團 2008 年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分析〉，關注的則是企業資本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作者蒐集了 503 個企業的政治獻金資料，為我們剖析台灣政商關係中錯綜複雜的面貌。鄭志鵬的〈外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形成：以珠江三角洲私營企業主創業過程為例〉，某種意義下也是關切經濟資本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係，但切入的角度與問題意識不同，以珠江三角洲的私營企業為例，探討外生資本與後進國家資本主義生成的關連。本期書評由謝斐宇評論劉華真的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是一篇與作者展開深入對話的精闢書評，錯過可惜。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去年科技部的「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錄期刊審查意見，審查委員認為本刊的量化研究論文比例偏低，建議未來增加量化論文的數量，更積極出版量化研究的成果。本刊過去幾期曾經有量化論文比例偏低的現象，或許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讀者因此認為本刊偏好質化研究甚於量化研究，那可真是天大的誤解。在接任主編之前，筆者也曾擔任多屆編委，因此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本刊對於量化與質化研究，絕對沒有任何偏好或預設立場。巧的是，本期刊出的四篇論文中，前三篇均採用了統計方法來做為主要論證與分析的基礎，證明本刊對量化論文並無偏見；而最後一篇論文雖然並非屬於嚴格意義下的「量化研究」，但裏面還是採用了不少統計資料來做為論證依據。事實上，所謂的「量化」與「質化」本來就不是截然二分，更非相互對立。本期的各篇論文也非常好地證明了，量化資料與質化分析的搭配運用，非但沒有扞格，反而能讓論證更加明晰透澈。
最後，套用一句老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多的理想，還是必須要有現實條件配合，靠眾人的投入參與才有可能實現。無論您的研究採用的是質化還是量化方法，也無論您是立基台灣還是身處海外，只要您認同本刊的理念，願意透過本刊與學術同儕交流對話，都歡迎踴躍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