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學》

▍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鍍金的鳥籠：中國的科技、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雷雅雯著，李宗義、許雅淑翻譯，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5年 2月。

雷雅雯教授的《鍍金的鳥籠：中國的科技、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英文版 2023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面市後學界即佳評如湧，榮獲多項著名書獎。¹ 台大出版中心於今年出版中文版（以下簡稱本書），也在國內掀起一波閱讀討論風潮。

這是一本了解中國產業轉型路徑與結果的必讀專著。作者發掘幾乎快被遺忘的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賦予他的「工具性權力」概念在詮釋上的魅力，呈現中國國家能力的變化、科技資本的增長，以及國家、資本、勞工三邊關係的最新動態。作者結合理論分析、經驗調查與寫作的卓越能力，使得本書引人入勝，採證確實且流暢易讀。

本書的核心議題是，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的科技產業（平台經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成果如何？產生了哪些問題？進而解釋從舊政商關係聯盟過渡到新政商關係聯盟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如何走到結合科技發展與平台經濟的道路；習近平政權為何在培育並放任平台巨頭發展十幾年之後，「突然」決定修理金融科技部門；中國基層勞動者的處境，從工廠作業員轉行到平台騎手的實況；以及軟體工程師作為「編碼精英」的真實生活。

本文藉由導讀本書論述來提出印證與參照，包括：一、中國如何走上「科技發展主義」（數位平台經濟）的道路；二、從「落漆的鳥籠」角度對照被誇大的「鍍金年代」；三、解釋中國政府為何在 2020年打壓平台巨鱷；四、提出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延伸討論。

如何打造「鍍金的鳥籠」
中國如何走上「科技發展主義」的道路？本書以數位平台經濟作為主要個案。作者結合幾個因素來解釋中國科技驅動的成長模式，包括：第一，中國政府與菁英對科學與技術的崇尚（信仰），對富國強兵、東升西降、民族榮耀感的追求。這種集體情感如今被習近平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象徵話語收編。

貝爾早在 1973年出版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就預言未來社會將結合國家規劃和控制技術，並以數位為媒介的全球經濟；資本與國家的「工具性權力」將大幅擴張。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的新穎與核心特徵是科學、技術和經濟之間的相互生成，以及「以技術為基礎的工具性權力增強，權力勝過自然，甚至是勝過於人」。……工業社會的「設計」是「對抗人造自然的競賽」，集中在人類與機器的關係並利用能源將自然環境轉化為技術環境；後工業社會的「設計」則是「人與人之間的比賽」，在這場比賽中，智慧技術建立在資訊、資料、計算、演算法和編碼之上，與機器技術一同崛起（頁 4）。

從這個理論視角來觀察當代中國，壓縮式的發展疊合了農業、工業、後工業三層社會肌理。中國社會對科技發展有無限嚮往（遙指五四運動時期的「賽先生」，更早可追溯至晚清的「中體西用」），許多中國人對作為「硬體」的科技物滿懷信任，並且產生近乎崇拜的信仰。而在科技發展大旗下，官員日常必須針對政策執行做出 KPI績效評估，包括數據化、可視化和指標化。因此，採取貝爾的工具性權力來詮釋當前中國科技政策發展，便具有說服力。

第二，使用「鳥籠邏輯」的比喻。鳥籠說源於中共元老陳雲，作為後毛時期計畫經濟派掌門人，陳雲有別於鄧小平等人的改革開放派。陳雲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適度放鬆，但不能全部放開，必須在國家管控範圍內活動，這個被限定的活動空間就是所謂的「鳥籠」；「鳥籠經濟」於焉誕生。然而，本書轉喻了鳥籠的原始語意，將之詮釋為中共執行政策的「工具」—籠子代表政府對社會進行制度控制的工具。在陳雲那一代經濟決策者的思維邏輯中，鳥籠的原意是劃界限定。但在雷雅雯手上，其指涉延伸到同時包含「限定」與「促進」的雙重意涵。在分析上，鳥和籠拆分處理。在這層轉喻上，「籠」便可連結到貝爾的「工具性權力」概念，「鳥」則連結到產業選擇。這是全書在概念上最為創新之處。

由於承載了科技發展的炫目光彩，這個籠子是鍍金的，但作者對其光澤有所保留。書名《鍍金的鳥籠》，明顯在跟洪源遠（ Ang 2020）《中國的鍍金年代》做批判性對話。洪源遠對中國發展成果有高度（但過譽的）評價，雷雅雯雖然贊同「中國經濟和社會不凡的轉型之路」，但「試圖強調這些變化較為陰暗的一面」（頁 34）。

第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催化出中國數個發展方向的「分流」，這是政策選擇與產業發展互動的結果，而非歷史必然。中國以低廉勞動力和土地等稟賦為基礎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模式，在 2000年代中期已經面臨成長動力耗竭，必須尋找產業轉型的出路。廣東最早提出「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的政策理念，亦即淘汰籠中舊鳥（高耗能、高勞力密集、高污染的傳統產業），迎接高科技的新鳥。廣東的騰籠換鳥主要仍在製造業的思路中進行。這個政策宣示招來不少港台製造業者抱怨，例如一些外商認為地方政府趁機收回土地使用權，試圖持續擠壓「土地財政」收益。加上新政策推出不久就遭逢全球金融危機、出口急遽萎縮，廣東政府方面卻不願意讓步，因此放緩升級步調。但製造業升級仍在中國政府堅定的產業政策下推進。今日回顧，廣東成為高科技製造業中心，例如半導體、手機、無人機、電動車等產業，可以解讀為當年產業升級政策的結果之一。該部門的成長反映了第五次技術革命中心（矽谷）對台灣與中國（深圳）的擴散和連結（頁 259-260）。結合創造本土價值鏈和深化加工出口模式的策略，是 2008年後的第一條發展路線。作者以數章篇幅描述地方政府在騰籠換鳥上的具體作為，包括整頓、淘汰過時的資本與勞動力模式，機器人製造等等。 

2008年，中國中央政府為了處理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震撼，急速推出四萬億基礎建設計畫，這個計畫在實施初期成效顯著，國際也刮目相看，因此讓中國信心滿滿。然而，使用高度金融槓桿促進成長的模式，卻埋下十多年後惡果的種子，包括：基建過度膨脹、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危機、地方負債累累、國進民退等等。金融化與基礎建設是 2008年後的第二條發展路線。

科技資本主義或數位資本主義則是第三條發展路線。中國互聯網風潮起源於上世紀末， 2008年之後中國網路公司掀起在美國上市的熱潮， 2015年更有國家的「互聯網 +」政策鼓勵加持。總的來說，國家鼓勵數位資本主義發展的商機，中國以後進者身分跳過信用卡階段，直接進入線上數位金融。但此爆炸性成長背後有其陰暗面，例如中國缺乏法治，政府放任（當時仍是）民營電子商務與網路資本在罔顧人權情況下，讓「監控資本主義」大肆成長。結果就是政府「監管寬容」造成「金融創新」的氾濫。

上述三條路線從 2008年後起並存發展，分別代表「舊鳥」、「有毒新鳥」和「科技新鳥」三類。「舊鳥」是過時企業的低端資本，耗能、污染、勞力密集、低端勞動力，應被淘汰改造，即所謂機器換人；「有毒新鳥」是房地產業，飛騰的房價讓工薪階層無法在大城市買房；「科技新鳥」則是科技公司與平台經濟，擁有光鮮亮麗的鍍金外表，雇用編碼精英和龐大外賣員（騎手）隊伍。嚴格而言，深圳科技製造生態圈也屬於科技新鳥，但這個部門和平台經濟的運作邏輯差異頗大。

鍍金鳥籠何以落漆
接著從「落漆」的角度來對照被誇大的「鍍金年代」。作者說中國科技產業發展是「金玉其外」，但沒說破這句成語後四字，只是從幾個方面檢證表象與真實之間的落差。中國發展科技國家資本主義，並且投入龐大基礎設施，「超前建設」確實使國家的硬體建設大幅現代化，此等成就不容忽視。與此同時，國家和資本在工具性權力上幾乎不受制約地擴張，國家資本控制了演算法、大量數據和規則制定權，這種基礎權力讓中共牢牢掌控著社會。影響所及，政府監管、科技資本、勞動者／受僱者之間存在多重矛盾關係。

作者探索光鮮亮麗成就之下的真實。首先，中國是一個「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參見黃仁宇的說法）。現實上，基層官員擔負促進產業轉型的責任，每天搞報表、孵化新創企業、申請專利；企業忙著申請補貼，熱衷尋租活動。大量表格呈報 KPI數據，無法達標則大玩造假遊戲和形象工程。黃仁宇（1993）曾讚賞毛澤東將中國改造為可用數字管理的國家；薄一波（1997）從大躍進期間大煉鋼和放衛星（誇大、浮報產值）的慘痛經驗，檢討數字（指標）管理造假的災難。中國政府從數字管理到科技作為工具性權力乃一以貫之，如今亦危機四伏。

其次，中國真實的勞動狀況。本書聚焦兩個產業：電商平台和網路科技業，分別對應到平台騎手和編碼菁英這兩種勞動模式。作者做了大量的勞動者訪談，記錄其日常勞動與生活。在平台騎手這個急速膨脹的勞動部門，有「專送平台」和「眾包平台」之分，類似製造業中「職工」與「民工」的雙元勞動力市場。前者以傳統僱傭合約為基礎，旨在建立可靠的勞動力；後者則迴避傳統僱傭合約，騎手不屬於公司正規員工，旨在利用其彈性的勞動力（頁 295，表 7.2）。統計資料顯示，騎手大部分是非正式僱員，而平台勞動者很大一部分從傳產工人轉職而來，從一個高強度勞動而低薪的工作，流向另一個同樣低薪、高剝削，但享有某種主觀上「自由」的零工經濟。

平台公司利用高科技對騎手進行控制與勞力壓榨，最終爆發了抗議和罷工。作者從訪談中挖掘出騎手們不滿的根源，例如，對科技的信仰崇拜和科技資本宰制下的不滿，充分顯露了矛盾困境：

小潘和他的朋友最終明白，儘管有科技發展，他們仍然處於社會底層，比下單的消費者、禁止他們進入大樓送餐的警衛，甚至街上的路人都要低下。但是，他們並不想回去工廠，因為在生產線上班太無聊，而且工廠的工資固定。他們嚴重懷疑自己該靠什麼過日子，但又沒有簡單的答案。（頁317）

編碼精英（工程師）的待遇比騎手好很多。作者將編碼菁英區分成四類進行詳細分析，揭露其真實處境（頁 339-66），共通點是普遍處在工時過長（他們抗議「996.icu」）和 KPI壓力下（不斷的「優化目標」），例如：「這公司可真夠狠的！他們設定的 KPI 高得離譜，還讓你跟同事 PK。……這些 KPI 是一層一層往下壓的。我剛開始在互聯網公司工作時候還挺自由的，現在可好，內卷得很嚴重」（頁 336）。此外，儘管編碼工程師薪水較高，但所得也不足以在一線城市買房。環環相扣的宰制和壓榨關係，構成了盤根錯節的剝削鏈（參見王宏仁 2019）。總之，中國勞動體制中普遍存在著對受僱者的高強度剝削和壓榨，情況並不因為科技產業而有所差異。

習政權為何打壓金融科技與平台經濟？ 
2020年底，習近平出手，使用《反壟斷法》等手段整頓平台經濟和網際網路大資本，這種手法類似「運動式治理」（參見周雪光 2012），形同政治打擊。中國政府為何「突然」打壓平台巨鱷？《反壟斷法》早在 2008年生效，卻直到此時才對阿里巴巴祭出罰款。數位平台經濟既然是十多年來的發展亮點，中國政府為何要整頓，豈非自毀長城？原因是平台巨頭跨越了三道紅線（第九章）。第一，中共認為大肆擴張、愈來愈不受控的平台經濟已然造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第二，平台經濟部門接二連三出現了集體抗爭行動，放任不管恐危及社會穩定。第三，國家安全問題，習政權意圖將數據與網路收歸國家控制。中國的「安全化」已備受學界關注，尤其是強調數據安全、金融安全、網路主權；安全至上是習政權的正字標記。此外，國際環境的變化也不利中國平台資本在西方國家的擴張。美中進入激烈的戰略競爭，美國開始干預抵制中資，而中共也擔憂中資在美國上市會受到外國勢力影響，甚至讓美國政府得以掌握中國企業的數據。

除了上述三道紅線，另外還有催化因素。例如，馬雲當時高調炫耀螞蟻金服將在紐約 IPO，並且批評政府監管機構的措施。馬雲的言論可說是壓倒巨獸的最後一根稻草。

事後回顧，習政權打壓平台經濟與金融科技並不突兀，符合中共政權一慣的性質，包括國家的專制權力搭配強大的基礎權力，使得「民營經濟」隨時面臨被整的命運。畢竟民營並非國營，當民營資本與國家權力或黨國資本發生矛盾時，握有合法暴力的「社會主義」威權國家占有絕對優勢。從另一個角度理解， ABT等大款被罰巨款，是養肥了必然要抓來宰，服膺習近平共同富裕的指示（頁 416-18）。

延伸討論
過去幾十年，中國利用美國提供的全球化環境，遂行其國家資本的全球擴張。中共善用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開放性，但自己的國門頂多是半開半掩，更多時候是設立層層壁壘阻卻外資進入。既有觀點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存在著細微的差異。

作者將中國數位資本主義發展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架構中分析，指出：

隨著中國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國政府保有經濟的控制。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允許中國的科技公司進入全球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中國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未阻止中國政府利用「防火長城」和產業政策保護主義來避免中國本土的科技公司受到外部競爭。（頁434）

這個見解部分接近張夏準（Chang 2002）和 Dani Rodrik（2011）等人的判斷：在 1970 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者主張拋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下的「淺層整合」模式，轉而推動以「深層整合」為特徵的全球化（Rodrik 2011）。然而，近幾十年來，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卻拒絕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Chang 2002）。尤其是中國的經濟政策，展現出鮮明的新重商主義特徵（Rodrik 2013）。

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兩個不同的議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在金融領域的超級全球化，並不適合用於描述中國的發展（情況如同印度），中國只是藉由全球化國際環境來提升國內經濟發展，基本上並不開放金融與戰略產業部門。因此，與其說中國「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毋寧恰恰相反，是將國內市場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外部環境進行「區隔」。舉例來說，觀察中國重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可以看出其與全球化互動的一種獨特模式。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最初聚焦於出口加工部門及勞動等生產要素，但即便在這些領域中，各級政府仍透過政策主導的監管與尋租行為，積極介入全球價值鏈。與此同時，中國在金融、國有企業網路空間，以及國內市場等領域，都維持嚴格的監管與保護。

中國善於玩弄這種遊走境內 /境外的雙元化與不對稱遊戲。首先，2008至 2020年之間，當中共政府決定扶植電商與平台金融，監管上即刻意寬容國內民營大企業自由進行仿若廣闊無邊的金融創新，因此急速壯大了網路科技資本，這是在國內層次的超級自由化，由國家與資本合作（但資本最終仍依附國家權力，這解釋了為何當國家著手收奪民營資本時，民營企業基本上只能束手就擒）。其次，這些平台資本逐漸壯大後也向全球輸出，國外募資和搶進市場皆頗有斬獲；但反觀其國內市場，在強大國家權力的保護之下，國際平台資本無法進入分潤中國市場，這是在國際層次的保護主義。我可以走出去，別人進不來；對內自由放任，對外執行保護，這個看似矛盾的不對稱性，正是中共政權維持統治地位、推行新重商主義的要訣。因此，這段全球化的歷史，再加上考慮中國經濟的量體和在全球貿易的份量，便難以用新自由主義來詮釋。

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對接全球化所產生的政治後果相當深遠。透過維持共產黨的威權統治，中國最初發展出以出口為驅動的經濟體系，進而獲取資源並建立介入國際體系的管道。藉由全球投資，中國一方面取得資源與技術，另一方面輸出軟實力與銳實力，由於此模式中深植政治意圖，中國得以有效地將其帝國野心與全球化機制結合。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發現中國的全球主義戰略—藉由全球化實現經濟現代化與全球擴張——實際上與干預主義及威權價值的擴散目標並行不悖。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旗幟高張的三十年期間，參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國經濟，執行的一直是一套新重商主義的霸權爭逐戰略。本書也再度印證了中國在追求自主經濟策略上的國家能力與結構限制（吳介民 2023[2019]）。 

2018年開啟的美中戰略競爭，可說是美國公開承認低估了中國國家能力且高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化」（馴化）中國政治結構的能力。回顧 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時，其論調如同裝扮為交往政策的華爾街利益超級推銷員（參見 Hung 2022）。對照鄧小平在 1982年與英國首相柴契爾談判香港地位時展演的堅決和自信，以及在 1989年下令武裝鎮壓天安門抗爭時為保衛政權的殘酷決斷，確實呈現了兩種資本與兩種帝國權力運作的根本差別。

結語
《鍍金的鳥籠》是一本結合理論和個案研究的傑出專書。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本文無法一一討論書中的每個重要命題，例如貫串全書的比較觀點，將中國在科技產業發展的軌跡與東亞主要國家和美國做比較等，諸多議題與細節值得深入對話。

本書在理論架構、概念援引與轉喻、田野訪談、寫作技巧各方面都展示了高超能力，對經濟社會學、勞動社會學、發展主義國家、科技民族主義（鄭力軒 2025）等領域，都有諸多洞見與貢獻。尤其是，作者在研究與寫作上的「高」（全球化浪潮、宏觀國家政策與產業分析）與「低」（勞動體制與過程）的搭配極為出色，充分展現了社會學家的技藝。

參考文獻
王宏仁， 2019，《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吳介民， 2023[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增訂版。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周雪光， 2012，〈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開放時代》 9: 105-125。
黃仁宇，1993，《中國大歷史》。聯經。
鄭力軒， 2025，〈網路科技發達，社會高度不均的中國：評《鍍金的鳥籠》〉，《思想坦克》。取自 https://voicettank.org/20250307-2/
薄一波，1997，《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人民出版社。 
Ang, Yuan Yuan. 2020. 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a-Joon.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Hung, Ho-fung. 2022. 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 2013. "The New Mercantilist Challenge." In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 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return-of-mercantilism-by-dani-rodrik 

¹本書獲得獎項，請見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12838/the-gilded-cage?srsltid=AfmBOoq5B5PdF5oxJvgXNr4EDtYr5htuOa2F2c9cZtGvD8krs2lR7qA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