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殖的多重路徑:專題導論
解殖( decolonization)與解殖理論( decolonial theory)是具有高度活力及複雜性的理論概念與實踐路徑,晚近在諸多人文社會學科中皆有發展。解殖關注的是殖民性( coloniality)的問題:殖民統治即使形式上已結束,仍有諸多與殖民體制或殖民經驗密切相關的權力關係深植於前殖民地的社會結構、知識體系、身體規訓與感知模式。唯有揭露、分析、挑戰、重構這些權力關係,方能建構更公正、豐富與解放的世界。本專題收錄的兩篇文章,分別從「解殖酷兒實踐」與「原住民藝術的解殖感知」的角度切入,展示並拓展了「解殖」在不同領域的理論潛力與面臨的挑戰。兩篇文章共同指向一個關鍵問題:當殖民性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結構中,更滲入最私密的身體經驗與最細微的感知模式時,解殖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現代性的「普遍」範疇(無論是「性別」、「酷兒」還是「藝術」)本身即是殖民性的產物,該如何使用這些概念進行(自我)批判?
解殖酷兒實踐:超越身分政治
李柏翰的〈解殖酷兒實踐:後殖民地緣政治與跨域抵抗的亞際分析〉(以下簡稱李文)呈現了東/南亞國家中性/別少數權利運動的複雜圖景。李文揭示了一個貌似矛盾的現象:同樣是「 LGBT人權」論述,為何在某些亞洲社會(如台灣、泰國)能夠成為爭取平等的有效工具,在另一些社會(如印尼、馬來西亞)卻被視為新型態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作者透過細緻的亞際比較分析,指出這種差異不能簡單歸因於「進步」與「保守」的二元對立,而是反映了不同的後殖民社會在面對多重殖民遺緒、冷戰結構與當代地緣政治時的不同處境。文章特別強調冷戰結構如何阻礙了東/南亞的解殖論述,使得其面對新形式的文化殖民時缺乏有效的理論工具。
李文運用了拉丁美洲解殖理論的概念,特別是 Walter Mignolo的「邊界思維」( border thinking)和 Ramon Grosfoguel的「發聲位置」(locus of enunciation),來理解亞洲酷兒運動者的能動性。這些運動者並非被動接受或拒絕西方的 LGBT框架,而是靈活運用不同的策略:有時利用國際人權論述爭取外部支持,有時透過文化協商開拓日常生存空間,有時則創造如 SOGIE(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氣質)這樣更具包容性的在地概念。
李文還提出「解殖酷兒實踐」作為一種兼具理論與倫理意涵的介入方法。這不僅是對西方酷兒理論普遍性的質疑,也是對東/南亞錯綜複雜的殖民遺緒(定居殖民主義與冷戰結構)以及(法律)知識殖民性的雙重批判。「解殖酷兒實踐」包含四個相互作用、環環相扣的層次:國家的解殖(批判民族國家治理邏輯)、區域的解殖(透過亞際行動挑戰疆界治理)、酷兒主體的解殖(重塑身分認同與挑戰殖民性別規範)、知識的解殖(主張「邊界思維」作為另類認識論)。這種解殖的取徑要求知識生產者與運動者超越現代性/別秩序與西方中心的身分政治,以更具彈性和開放的態度,在殖民史的脈絡中重新辨識、定義甚至懸置酷兒性,從而質疑與擴充既有的性/別知識。
原住民藝術與解殖感知:挑戰視覺殖民性
梁廷毓的〈論「原住民藝術」的纏結殖民性與解殖感知條件〉(以下簡稱梁文)則將焦點轉向藝術領域,探討台灣原住民藝術如何在多重殖民性的纏結中尋求解殖的可能。梁文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關注知識層面的殖民性,更深入到感知( perception)與感官(senses)層面,揭示現代博物館體制與藝術評論系統如何透過視覺中心主義延續了殖民邏輯。
梁文細緻梳理了原住民藝術在台灣藝術史中的邊緣化歷程:從日治時期被排除在「美術」(......)範疇之外,到戰後被歸類為「原始藝術」、「山地藝術」、「山胞藝術」或「土著藝術」,再到當代雖然獲得更多關注,卻依然受制於西方藝術概念與漢人社會的雙重支配。這種「知識的殖民性」不僅體現在藝術史的書寫與分期方式上,更深入到「藝術」概念本身:當原住民社會原本就沒有對應於西方「藝術」的概念時,使用這個範疇來理解原住民的創作實踐是否已經構成一種認識論暴力?
梁文的核心貢獻在於提出「解殖感知」的概念。作者指出,殖民性不僅運作於知識生產的層面,更形塑了感官經驗與審美判斷。現代博物館的展示邏輯(強調視覺性、去脈絡化、物件化)正是「殖民感官」(colonial senses)的體現。相對於此,原住民藝術往往強調多感官性、儀式性與關係性,這些特質在現代展示體制中被系統性地忽視或扭曲。
因此,原住民藝術的解殖不能停留在增加展覽數量或納入藝術史敘事,必須從根本上挑戰視覺中心主義的感知框架,發展出容納多元感官經驗與認識論的新展示方法。梁文據此援引了「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的概念,亦即一種動態的、協商性的文化相遇空間,不同的感知模式能夠在其中相互作用,而非單向支配。舉例而言,透過互動式展覽或社群參與的策展,原住民藝術得以成為不同文化協商與對話的動態空間。
解殖的悖論與多重路徑
儘管研究對象迥異,兩篇文章卻在理論關懷上展現出深刻的共鳴,也都運用了拉美解殖理論的核心概念(「現代性/殖民性」)來分析亞洲的在地經驗。秘魯社會學家 Anibal Quijano提出的「權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也在兩篇文章得到創造性的應用(雖然梁文沒有特別引述這個概念)。李文揭示了這種權力如何透過國際人權體系與國家主權論述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後殖民社會中產生不同的效果;梁文則論證了權力的殖民性如何透過貌似中立的美學判斷與展示技術,持續邊緣化原住民的知識體系與感知方式。
兩篇文章同樣提出了方法論的反省。李文之所以強調「發聲位置」,不僅是要反思研究者的位置,也是為了肯認研究對象的主體性。作者透過田野觀察與訪談,展現了亞洲酷兒運動者如何在不同的發聲位置之間策略性地游移,既不完全認同西方的身分政治框架,也不落入本質主義的文化相對論。他進一步指出研究者需具備「多維反身性」( multi-dimensional reflexivity),「既讓我們辨識研究者與行動者在國族體制中的受限位置,亦鼓勵我們透過邊界思維,去肯認游離於國家話語之外的知識與情感實踐」。同樣地,梁文也將「反身性」視為研究原住民藝術的倫理要求。他坦承自己身為接受西方學術訓練的研究者,在詮釋原住民藝術時面臨的困境。這種反身性不是自我耽溺的懺悔,而是認識到解殖必須從研究者的認識論轉變出發,如作者所言,研究者需要以「肉身在場」的方式,深入理解原住民藝術實踐的生命脈絡,而非僅以既定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這種方法論的自覺,回應了 Linda Tuhiwai Smith在其名著《解殖方法論》(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中的呼籲:研究不應該是對原住民的又一次殖民,而應該成為解殖的實踐場域。兩位作者都意識到,使用「西方」學術語言討論解殖本身就充滿張力,但這種張力恰恰可能成為創造性思考的起點。
由此出發,兩篇文章也都觸及解殖理論與實踐的悖論。李文指出了「解殖悖論」(decolonial paradox):當民族國家本身就是現代性/殖民性的產物時,若訴諸國家主權以抵抗文化帝國主義,可能反而強化了殖民邏輯。這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反 LGBT政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常以捍衛國家傳統文化為名反對 LGBT權利,但其依據的法律卻是源自英國殖民時期的刑法第 377及 377A條(針對「非自然性行為」與「男男嚴重猥褻罪」)。梁文則揭示了另一種悖論:當原住民藝術必須進入現代藝術體制才能獲得認可,是否已經失去了作為解殖實踐的可能?更根本的問題是,當「藝術」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殖民性,「原住民藝術」是否是個自相矛盾的範疇?
然而,兩位作者並沒有因為這些悖論而遁入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反而都強調在悖論中尋找出路的必要及可能。李文強調解殖不是為了尋求另一種普遍性,而是開啟多元的可能性,包括介入、協商與抵抗等多種策略,可以根據具體情境靈活運用。梁文則透過「解殖感知」,強調原住民藝術的意義不在於被主流藝術體系納入或排除,而在於挑戰我們既定的感知框架,開啟新的感受與理解世界的方式。舉例而言,當代策展實踐中的「感官博物學」試圖呈現感知的多樣性,並促成多重「感官宇宙觀」(sensory cosmologies)的相互接觸與作用,正是「解殖感知」的可能路徑。我們也可以藉由兩篇文章的交互對話,進一步揭示身體與感知的解殖是相互關聯的過程:性/別與身體的解殖,必須結合對殖民感官體制(colonial sensory regimes)的批判;原住民藝術的感知解殖,也必然涉及對規範化身體(normalized bodies)的質問。
將這兩篇文章收錄在同一期,還可以開啟幾種思考方向。兩篇文章都強調,解殖是多層次、動態、充滿張力的過程;不是簡單回歸「傳統」或摒棄「現代」,而是在歷史的斷裂與延續中尋找新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正來自於在地與跨域的靈活連結。從東南亞 SOGIE小組的跨國合作,到藝術家的跨族群對話,兩篇文章都凸顯了「連結」的重要性。然而,這類連結指向的並非某種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意謂將特定的地理、族群或政治單位加以本質化(例如民族國家、「西方」、「漢人」,甚至「全球南方」),而是不斷將內外部的差異與權力關係「問題化」,並從中檢視維繫(全球)不平等與排除另類認識論的結構條件。
的確,某些以「解殖」為號召的理論取徑在挑戰「歐洲中心論」時往往落入「地理認識本質主義」(geoepistemic essentialism),即「假定世界可以區分成本質化的特定地理空間,像是北方、南方、西方、非西方,並假定這些空間可以直接對應特定的文化與知識」(Go 2023: 290)。舉例而言,Sandro Mezzadra(2020: 34)便批評Mignolo在倡議「脫鉤」( delinking)、「解殖性」( decoloniality)等概念時,傾向於「強化西方與非西方文明的邊界」,有落入本質主義的危險。當前的全球保守勢力經常挪用「反西方」的論述來合理化民族國家內部的壓迫關係,但另一方面,所謂的進步力量也經常在不自覺中複製殖民邏輯。在這種複雜情境下,發展兼具批判性與在地性的解殖視角便尤其重要。本專題收錄的這兩篇文章,正是對此類迫切問題的回應,應能帶來不少啟發。
參考文獻
Go, Julian. 2023. "Thinking against Empire: Anticolonial Thought as Social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4(3): 279-293.
Mezzadra, Sandro. 2020. "Challenging Borders: The Legacy of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 the Present Conjuncture." Soft Power 7(2): 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