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學》

楊孟軒（密蘇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躋身台灣上下流：外省人的營生圖》，楊聰榮主編，台北：允晨文化，2024年 2月，276頁。
《國與家：戰火陰影下的外省人故事》，沈秀華主編，台北：允晨文化，2024年 2月，280頁。

這兩本 2024年初出版的外省人研究論文集，分別收錄九篇（共十八篇）文章，大多由社會學、人類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族群與性別研究等碩士論文改寫而成。楊聰榮主編的《躋身台灣上下流：外省人的營生圖》考察不同外省群體在台營生歷史，探討議題包括軍公教待遇、不同公職之間身分的轉換和升遷方式、公職考試制度、眷村福利、榮民照顧機制等。貫穿此書的核心問題為，在國民黨主導的威權體制下，是否存在族群間資源分配不公的情形？更重要的是釐清造成不公的成因，以及由國家主導的不公是否延續到下一代？沈秀華主編的《國與家：戰火陰影下的外省人故事》則關注戰爭流離對外省人在台成家及其認同之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沈書後半部收錄的四篇文章，從傳統外省研究中經常被邊緣化的女性視角出發，審視外省社群中的親密關係，在性別、族群、階級與身分多元交織性的議題上做出貢獻。

《躋身台灣上下流》與《國與家》雖在 2024年出版，但兩書收錄的十八篇選文並非新的研究成果。原著論文的田野調查和資料蒐集，大多於 2010年之前就已完成。這兩部書原屬 2010年「社團法人外省台灣人協會」在「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贊助下的「台灣外省人叢書」中五大主題與出版計畫。原計畫致力於呈現外省人多元的在台歷史、不同世代間的認同轉變與離散經歷。參加計畫的學者、研究生與文史工作者，希望藉由增進族群之間相互理解，來促進台灣社會的包容與和諧。當年因經費和編輯上的問題，只出版了三本論文集，即是由張茂桂（ 2010）主編的《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李廣均（ 2010）主編的《離與苦：戰爭的延續》與張翰璧（2011）主編的《扶桑花與家園想像》。沈楊二書為計畫中未能完成的兩個主題。而這兩部「遲來的」論文集，在 2021年得到了「社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和「社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的支持，得以重新啟動，完成出版工作。

兩書特點
《躋身台灣上下流》與《國與家》成書時間較其他三本論文集晚了十餘年。因時間差而浮現的兩個問題是：一、這十八篇外省人研究，相較於之前已出版的三本論文集，有何不同或特別之處？二、其內容對於現今的台灣社會，是否還有重要的意義和啟示？

針對第一個問題，就最廣一層的意義來說，這十八篇研究和先前已出書的論文集是同時代的產物，在呈現外省群體的多元性及研究方法取向上，和已出版的三合輯，差異不大，也有許多交疊甚至重複之處，譬如對眷村、老兵、階級、職業別不同、世代差異、省籍情結、國家認同等核心議題的探索，以及方法學上倚賴社會學數據分析、田野口述生命史訪談，或是傾向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等三大取向。

沈楊兩新書的一個特別之處在於，部分作者對自己年輕時期的研究動機、視角、田野和書寫方式的重新檢討與省思。許多章節撰寫者並未進入學術領域，而是成為教師、公務員、社會工作者與作家。在不同領域職場工作，累積了許多社會經驗之後，有機會審視自己十幾年前、甚至是二十幾年前從事的研究，在一個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之下，將自己的論文改寫（其中一篇 [鍾基年 ]由他人代修改），去蕪存菁，加入一些新的觀察，重新呈現給新一代的台灣讀者。這是件頗具學術價值和時代意義的工作。
兩部新書的另一特點為各自的主題。如前所述，《躋身台灣上下流》論證的主題為：「外省人是否因其軍公教的身分，在威權體制的資源分配機制下，在擔任公職和受教權上，相對於其他台灣族群，享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國與家》則從個人的社會網絡和親密關係，尤其是不同族群和社會背景女性的觀點切入，來詮釋外省家庭歷史經驗的交織性與歧異性。

主要議題與貢獻
楊書處理的議題爭議較大。台灣民主化之前，由威權國家主導的社會資源分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這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高等教育學位的獲取，另一點是經由軍隊的退撫和轉考試制度取得政府公教職與事業機關工作。這些特殊的待遇經常被認為是「族群不公」的顯現，民主化後一度演變成「族群衝突」的導火索。外省人是否因政府的政策而享有優勢？只看特定時期教育和就業統計數字的分布與加總，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書中收錄的九篇論文揭示，要深入理解這個問題，不能只選擇性地、去歷史脈絡化地看大數據，而需在宏觀數據上導入 1949年戰爭和政治移民的因素，以及階級、（父母）教育和職業別、居住地、世代、性別等差異。省籍 /族群身分只是不平等的其中一個因素，在某些情況之下，並非最重要的因素。軍公教身分享有的優勢，也隨著台灣經濟發展逐漸淡化。

書中各章節的部分，林丘湟的第一章提供了基本的圖像和大數據。張茂桂和吳忻怡的論文，對歷年來不同學者針對外省人優勢族群的主要論著（蔡淑鈴、瞿海源，吳乃德，駱明慶，陳婉琪，范雲、張晉芬，蘇國賢、喻維欣），做出綜合性評論，指出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教育資源的討論上。張和吳的論點是，許多有關外省人優勢的說法，如「教育補助假說」、「標準國語假說」、「公部門效應」等，在仔細比對統計相關性後，皆無法完全成立。另一方面，鐘基年原著（潘美智改寫）、劉唐芬兩篇論文揭示了第一代與第二代外省人因為戰爭遷台之故，多在軍公教安身，以及他們在公部門之間轉換、安插、考選與升遷的情形。巫智豐、李紀平兩篇論文聚焦由國家主導的榮民安養制度，巫著重在開放後的兩岸聯姻問題，李的田野則揭露花蓮農墾老兵在國家屯田制度下與在地居民和環境之互動。最後三篇論文，進一步呈現外省人「優勢族群」一說之複雜性。陳慈莉探索南投省政府中興新村的歷史，中興新村作為一個受國家各項優待和福利而孕育的官僚體系與社群，是最符合外省優勢族群的案例。與之不同的是，呂秀玲筆下的國家編制外、由退休老兵自發形成的「散戶」型眷村—台中忠義社區。彭芊琪的最終章則記述了苗栗南庄獅頭山的外省客家礦工群體，這些礦工家庭為了逃離戰亂， 1949年自發渡海來台，到異鄉尋求同鄉的幫助開創新局，他們沒有享受國家給予的特別照顧。

綜觀多數的研究與論著，包括楊書收錄的九篇論文，外省優勢說最重要的三個爭議點在於：一、民主化之前國家在資源分配與公職任用制度上是否公平？二、不公平是否世代傳承？三、不公平的本質或歷史成因為何？筆者認為最接近歷史事實的詮釋應為：國民黨作為一個從中國戰敗被迫遷移到台灣的一黨獨大政權，早期在教育資源分配與公職任用制度上明顯傾向外省人，但這個情形並沒有顯著的世代延續性，反映了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流離政府，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需要安置、吸收、控制與利用大量自中國流入，不同階層的外省人的處境。當然，國民黨為了有效統治，也選擇性地培養與吸收台籍和原住民菁英。但總的來說，戰爭流離仍是決定性因素。部分讀者可能不滿意這個詮釋，認為殖民心態，尤其是在政治、文化和語言上的歧視，才是導致不公平的原因。這個說法當然也可以成立，並非完全沒有根據。然而，強調殖民論的人需要解釋，為何不公平並沒有歷史延續性，沒有顯著的世代傳承，這是否意味國民黨已經成功吸收和同化了大部分的台灣居民？威權的國民黨作為殖民政權或遷占者國家，與台灣之前出現的其他殖民體制有何不同？筆者提出這些問題，不是意圖幫國民黨洗白，也並非否認政治和文化權力不對等確實存在，而是點出台灣二戰後歷史詮釋的一些盲點。

同樣關心戰爭流離對外省人造成的影響，《國與家》的焦點是婚姻關係和家庭。貫穿全書的雙主軸為各種國家、社會、制度力量的作用力，以及個人在這些制約力量下，所顯現出來的能動力（頁 13）。如前述，沈書最突出的貢獻是提供多層次的親密視角，尤其是女性觀點。戰亂時期的女性需依附國家與父權才能生存和逃離，但時代也賦予部分女性利用流離來脫離傳統家庭和父權束縛的機會。另一方面，由於性比例失衡的緣故，大量中下階級外省男性與本省、原住民、新住民女性建立家庭或其他形式的親密關係，或者自行組建老單身男性互助關係；後者在今天的觀念中可以被認定是「多元成家」的一種類屬。沈秀華在序中寫道：「以往對外省人的台灣認同問題，往往局限於父權觀點的討論，忽略了妻方親屬團體的關係考量，所以不重視在『台灣的家』中所產生的台灣關係及其認同的相關討論，也因此鮮少注意到這些外省男性透過婚姻與家的重建，建立台灣認同的可能性」（頁 32）。接著又進一步說明：「問題不是因為外省人在血緣、歷史、地域上與中國親近，而是台灣與中國社會裡同樣存在的父權體制與認同」（頁 34）。

《國與家》的前五章討論流離世代（第一代）的外省人對婚姻和家庭的追尋，還有這些追尋對於個人認同的影響，五章的主角仍為老兵和單身男性。張永安和孫立梅指出，對家庭歸屬感和親屬關係的異常渴求，為外省單身男性流離創傷的主要徵狀，這是他們徘徊於原鄉 /中國認同和在地台灣認同的主因。施麗雯探討台中市後火車站附近的紅棉新村中六種不同婚配狀態形成的六個形式的家庭組合。廖如芬則反思十六年前的自己，身為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將單身老榮民當作「去性化的老男人」（頁 142）從事田野訪談時，所衍生的問題。鍾建國關注老榮民與大陸配偶的兩岸婚姻，凸顯政府保障基本人權與維護國家安全使命相互牴觸之處。鍾文與《躋身台灣上下流》收錄的巫智豐一文有許多重疊之處。

後半部的四章採多元女性視角去檢視外省家庭的親密關係。周思諾以訪談描繪眷村第一代婦女社會網絡締結的圖像，展示女性戰爭記憶形成的獨特人際關係網絡，指出這些網絡對眷村媽媽身分認同和群體意識形成的重要性。鄭美里針對其 2008年主編的《遇合：外省女性書寫誌》一書中，女性離散與通婚經歷之文本，做出一個宏觀層面的論理分析，探索庶民女性在戰亂、父權家庭、國族、帝國重層權力交織下，如何透過回憶及書寫來療傷止痛、重新定義自我。賴錦慧在花蓮四季新村的田野工作重建嫁給外省老兵原住民女性的生命史，彰顯原住民女性在經濟、文化、語言、性別歧視的諸多限制下，經營老夫少妻家庭的勤懇、艱辛、心理糾結和韌性。張芫榕的最終章感人至深，我認為是《國與家》中最好的一篇文章。張以一位外省第二代女兒的觀察、反思和心路歷程轉變來記述她與外省父親和本省母親之間的親子關係。這個看似平庸瑣碎的親情倫理故事，道出了階級、族群、性別權力不對等之各項因素在母女兩代之間創傷傳遞的作用。

啟示與時代意義
最後我們考慮第二個問題：「這兩本書對現今台灣社會，是否還有重要的意義和啟示？」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台灣民主化之初，藍綠政治高度對立，「外省人」或「外省族群」成為政黨競爭和國家認同衝突中浮現的社會議題。 1990與 2000年代，爭議集中在幾個點：1949年隨國民黨遷台的百萬軍民是優勢的「殖民者」？還是因戰爭受創、被迫離鄉背井的「政治難民」？他們為何多數認同中國、傾向支持統一？他們為何支持威權的國民黨？他們為何反台獨、為何「不愛台灣」？這些問題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外省人的幾個刻板印象，某個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年外省人研究想要回應的幾個問題，這其中包括了楊與沈這兩本遲來的論文集。這些爭議在李登輝本土化政策下的 1990年代開始發酵，歷經了陳水扁、馬英九兩任總統時期的抗爭與磨合，在 2010年後半蔡英文總統執政初期，才慢慢消逝退潮。許多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省二代與三代，為「芋頭和番薯」聯姻的後代，或是出身外省和原住民結合的家庭。面對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他們覺得自己複雜的歷史經驗被集中單一化和汙名化，使得他們對台灣、中華民國與國民黨不同形式的認同和想像，成為生活在民主台灣的巨大負面資產。夾在父祖輩對文化中國的記憶和緬懷，這些想像與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差異，以及在台灣成長經歷的點點滴滴之間，「台生世代」的外省人試圖尋求屬於他們自己的認同和歸屬感，許多人投入外省歷史發掘和文化保存的工作。這是 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蔡英文執政之前，族群衝突和外省研究興起之時代因素與辯證關係。

今天台灣的政經氛圍和兩岸關係已大不相同，相較於二十幾年前，台灣社會已然蛻變，進入以台灣本土意識為主流的境界。許多三十、四十歲以下的青年都是「天然獨」，當年的族群藩籬早已淡化。在各種社會調查中，自認為外省人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少。再者，台灣各大城市中都設有眷村博物館，眷村和老兵文學也成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在這個情況下，或許會有讀者認為，現在再提外省人研究來「促進族群間的相互理解和社會和諧」，是否為老調重彈亦或畫蛇添足？然而，今日台灣仍是高度政治對立。 2024年大選後，國內某些政治勢力跟共產中國的往來趨於密切，中共則透過這些勢力對台灣滲透。誠然，一個人的家族歷史、政黨支持和族群身分與其是否從事「賣台」的行為通常沒有直接的關係，金錢利益、戰爭恐懼和信奉大中華國族主義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問題在於國族想像仍為重要因素之一，在這個情形之下，許多與中國或中華民國相關聯的歷史經驗和非主流的台灣認同，被單一化和汙名化的可能性持續存在。以族群為區分的對立或許不再顯著，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歷史記憶群體與國家之間持續的政治和文化衝突，而中共則利用這些現存的矛盾來分化台灣社會。張茂桂在為此兩書撰寫的新總編序中提到：「方式與話術也許改變，但社會分類政治、記憶戰爭，仍是進行式」（《躋身台灣上下流》，頁 6）。施麗雯在文章中提及，今日眷村多已成為遊客與網美打卡的背景建築，許多年輕世代並不了解這些建築的居民到底經歷了什麼，他們跟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發展又有什麼關係（《國與家》，頁 103）。外省人研究是台灣民主化早期發展包容性多元文化的重要里程碑，適時回顧之前的研究能對現今所面對的問題帶來重要啟發。

參考文獻
李廣均編，2010，《離與苦：戰爭的延續》。新北：群學。張茂桂編，2010，《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觀點》。新北：群學。
張翰璧編，2011，《扶桑花與家園想像》。新北：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