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學》

▍吳介民（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中國自從 197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社會條件與制度已經發生巨大幅度的變遷。這一場變化，一開始是以「改革開放」的口號展開。學術界的主流說法則是「市場轉型」 (market transition)。轉型經濟之研究一時蔚為顯學。三十多年後回顧中國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上所發生的變遷，研究者的視野已經更為開闊，對於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變化所帶來的政治意涵的辯論也更加火熱。因此，最近學術界興起了中國發展模式以及中國資本主義進程的熱切討論。根據中共官方的定調，中國經濟的大格局仍然是在追趕西方先進生產力的歷史階段。這個說法，要如何精確轉譯為社會科學概念其實充滿爭議。早在 1980年代，中國有所謂「姓社姓資」之爭，顯見統治菁英集團內部對於經濟變革的大方向仍有高度不確定感。這個爭議擺盪到天安門事件之後，並隨著中國最後一個最高領袖 (paramountleader)鄧小平「南巡」之後塵埃落定。其後，新一輪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的熱潮顯示，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已經將社會主義的分配邏輯壓在腳下了；而外國直接投資也是在這個階段開始大舉進入中國。有趣的是， 1990年代影響中國研究學界甚深的關於地方發展動力的 local(state)corporatism分析架構（由 JeanOi,AndrewWalder,NanLin等人提出），¹其實可以視為「姓社姓資」辯論在社會科學界的鏡影。這個概念的流行，一方面固然表明了學術研究總是呼應於社會現實，又後於社會現實；另一方面，這個辯論加深了學術界對於中國之中央－地方關係複雜度的理解，並且引起更深入理解地方制度演變的興趣。當然，讓學界注意到地方觀點、跨區域比較、以及中央地方條塊關係之重要性的學術著作汗牛充棟。但是， localcorporatism儘管有著分析上若干限制，並且難以掌握到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地方私有化的潮流，但是卻樹立了一個清晰的分析上的定位點。加上同時期新制度論取向的流行，使得中國研究產生了一個紮實的地方制度分析的角度，以及豐富的文獻累積。本專題的兩篇論文，即是在區域層次上從事制度的比較分析。

當前由於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及相應條件的刺激，使得「中國模式」的提法備受注意並引來爭議。中國正在走一條不同於西方典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嗎？中國可以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新典範嗎？這個問題涉及了經驗層面的現象確定與分析詮釋；也涉及了倫理實踐層面的可欲性。一些觀點已經明白指出：中國模式縱使在中國行得通，它也無法推廣，因為它是在犧牲廣大農民與勞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這種開發模式對於環境生態的剝奪也太厲害。三十幾年後，回顧中國這場工業化的鉅變，所謂「改革開放」的標籤，在概念上已經難以掌握目前發展的動向。我們觀察到中國經濟體制在開放給外資以及部份競爭性私人資本之外，其實壟斷性的國家或官僚資本，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個發展驅動力遠非「開放」，毋寧是封閉性質極強的「壟斷」。因之，有評論者甚至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封建資本主義」。 Fernand Braudel曾主張資本主義的動力是壟斷，這個見解衡諸當前世界，以之觀察中國政治經濟的動向，依然頗具洞察力。無論是改革開放或是官僚資本壟斷，中國模式作為發展典範的提法，仍然備受關注，原因無他，這一方面反應了世界政治強權之間權力關係的消長；另方面也反應了世界學術強權對於中國快速成長及其後果的高度關切。

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中國研究社群，與其他學術強權相較雖然規模仍小，但近年來已經逐漸浮現了團隊研究成果。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最近策劃了幾次小型研討會，涵蓋「中國市場轉型：組織模式與身分變遷」、「後社會主義轉型中的階級政治、公民權與社會福利」等主題。這一系列研討會的一個重要主題，是運用新制度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從事地方層次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究。也就是從地方層次切入「當代中國資本主義進程及其性質」這個大辯論。本期專題刊登的兩篇論文，都呼應了上述經濟變革的政治意涵。施世駿對「改革開放」後養老制度發展做了細緻的歷史制度分析，並將焦點放置於中國社會公民權在省市這一級地方政府的制度變化。劉雅靈則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農民收租階級興起的脈絡中，比較了兩個地區「城中村」的轉型路徑以及社會福利分配上的異同。這兩篇論文皆觸及中國後社會主義轉型的一個重要制度遺緒：戶籍制度。中國的戶籍制度是城鄉二元體制 (rural-urbandivide)的核心支柱，也是當前資本快速積累的一個微妙的經濟剝削機制。因此，兩篇論文乍看之下處理了相當不同的題目，但都指向中國公民身分與公民權利演變的關鍵議題：中國社會福利改革的方向，「反映出一種在空間政治層次的新形態社會保障重組過程，從而對於社會公民權的賦予有深遠的意涵」（施世駿）；而從農村集體產權與戶籍出發，「農民收租階級意識與階級利益不僅被農村集體產權所形塑，更被戶籍制度所增強，階級間的分配衝突也因此而衍生」（劉雅靈）。因此，這兩篇論文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公民權演變以及新的階級形構，做出了精彩的貢獻。而在最關鍵的戶籍議題上，兩篇論文都指出戶籍制度正在面臨制度重組。在這個重組的過程，戶籍的作用在每個地方會因為當地稟賦與外部因素的差異而產生迥異的後果：制度趨同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與制度分歧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兩股力量在地方層次有多重而複雜的交互形構作用 (configuration)。因此，將地方制度分析扣連於全國性政策變化以及國際政經壓力的脈絡下，可以清晰觀察到：所謂的「市場轉型」實際上是在中國各區域併生了多樣化的面貌。「市場轉型」既非單一而統合的歷史過程，則對於「中國模式」的描繪與分析，就需要格外細心而謹慎了。

¹ 這個英文辭彙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轉譯，端視對於此概念理論蘊含的理解，例如地方（國家）統合主義、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國家）法團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