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金權主義?黨資本、金錢遊戲與政治動員*

 

許甘霖
(英國Lancaster University社會系博士班)


摘要
1990年以來台灣政治體制重構的兩個特徵是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這兩股政治趨勢在將近10年的時間內竟然共存而沒有發生衝突。本文認為對這兩個趨勢的診斷過度強調民粹主義的族群動員忽略其利益動員,過度強調金權政治的菁英特質而忽視其民粹基礎。本文將政黨競爭和政治鬥爭連繫到黨資本的發展,透過對(國民黨)黨資本多價性和多態性,以及台灣金錢遊戲中最重要的場域—股市—的分析,發現:除了政商聯盟外,黨資本透過股票上市、發行公司債等手段同龐大的投資人逐漸建立了實質的利益連繫。在歷次選戰和政治鬥爭中,國民黨當權派透過政策作多等各種方式討好投資人,逐漸同廣大的投資人形成利益共同體和凝聚共識,作者將這種(有民粹基礎的)金權政治同(以利益為導向的)民粹主義間的結合稱為「民粹金權主義」,用以刻劃1990年代政治體制重構的一個重要面向。作者接著以民粹威權主義為民粹金權主義進行初步的概念定位並以政治轉型進行脈絡安置,最後提出「示範經濟」的構想作為轉化民粹金權主義的方案。
Abstract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has been characteristic of populism and plutocracy. Their coexistence without obvious conflict for decade perplexes political sociology insofar as these two political forms are deemed to be universally contradictory.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recent diagnosis of the former focuses on ethnic mobiliza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terest mobilization, whereas diagnosis of the latter emphasizes elite component at the expense of populist basis. By connecting political process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MT's party capital, the analysis of the polymorphism and polyvalence of KMT's party capital shows that, through public issue of stocks and corporate bonds, the KMT regime economically allies itself with the mass investors. Based on such ownership connection, plutocracy and populism achieve not merely coexistence but even synergy. The author terms this co-evolving political form as 'populist plutocracy', along with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to characterize the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of the 1990s. Finally, 'demonstrative economy' is proposed as a transformative proposal of the populist plutocracy.
 
關鍵字:(中國國民黨)黨資本、黨營事業、股市、政治轉型、選舉動員。
Keywords: (KMT's) party capital, party-owned enterprise, stock market, political transition, electoral mobilization.

 


 

股市應以投資人的利益為優先。(李登輝總統1)
說清楚,講明白,票自然來。(李登輝總統2)

中華開發有卅萬股東﹐加上眷屬起碼一百萬﹐轉投資事業又那麼多﹐這些人加起來大概有台灣人口的一半﹐所以我有責任感。(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3)

我們本來也都蠻自命清高的,可是自從買了股票之後, 就開始投票給國民黨了。(某上市電子公司經理)

國民黨在解嚴後何以能繼續執政?政治社會學的分析得出了兩個看似矛盾的結論:金權政治與民粹主義。這兩種診斷被廣泛接受,甚至已成為用來分析、報導或質詢的基本辭彙。然就理論上來說,金權政治與民粹主義若非水火不容,至少也是扞格不入4,而令人訝異的是,在台灣這兩股政治趨勢竟然相安無事。如果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的診斷有理的話,這便對政治社會學了提出嚴肅的挑戰:金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能否並存,甚至共進(synergy)?本文即是面對這個挑戰的初步嚐試。

將黨資本的歷史形構同民眾的投資理財行為(証券投資)和政治重構的脈絡連繫起來,對黨資本多價性與多樣性的分析指出: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在台灣是並存的,甚至是共進的。就民粹主義而言,由於台灣的股市結構以小額投資人為主,為數可觀而有組織的散戶對獲利和解套的需索和期待,在歷次選舉時對執政黨構成強大的選票壓力;就金權主義來說,國民黨當權派除了以黨資本盈餘支應選舉經費及透過黨資本來重構它與財團及地方派系間的關係外,由於投資組合的改變,黨資本的獲利水準也高度依存於股市行情,加上黨營事業股票上市、發行公司債等「擴大民眾參與」的措施,使黨資本更與龐大的小投資人建立實質的利益連繫。黨資本與投資大眾間的利害關係,在國民黨內部權力重構和歷次政權保衛戰中,不斷地建立共識和強化凝聚,作者將這種具有金權傾向的民粹主義和具有民粹基礎的金權政治間的共同演進(co-evolution),稱之為「民粹金權主義」,用以刻劃1990年代台灣政治體制重構的一個重要面向。

本文結構如下:第一節回顧民粹主義和金權主義作為台灣政治體制診斷的意涵,以及民粹主義與金權主義結合的可能性;第二節討論股市的政治社會學意涵及本文採用的方法論;第三節勾繪民粹金權主義的構成要素和促成的政治局勢;第四節分別以民粹威權主義和政治重構對民粹金權主義進行概念定位和脈絡安置;結論部份總結民粹金權主義的政策意涵,並提出轉化民粹金權主義的初步構想。


一,文獻回顧

(一) 台灣的民粹主義與金權政治5

大多數以民粹主義或金權主義刻劃1990年代政治體制的文獻裡,僅有少數同時考察民粹主義和金權主義,即使同時處理,通常是嚴格地檢視「民粹主義」的概念 (相關彙整見李明勳1997),但卻把「金權政治」當成沒有爭議的語彙來使用。根據本文的主旨,底下僅回顧兩篇同時面對這兩股政治勢力的研究,其一是黃光國(1995)的「民粹式民主」,其二是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的「民粹威權主義」,底下分述之。

黃光國認為,李登輝的「民主改革」其實是東方專制傳統和西方民主思潮結合起來的「民粹式民主」。李登輝為了鬥垮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一面勾結財團與資本家,冀望其「政治捐獻」,一面利用地方派系,回過頭來清除國民黨的舊勢力。這造成兩個後果:首先,直選總統李登輝具有堅強的民意基礎,握有沿自戒嚴時期的大權卻不必對立法院負責、抬高「民主」而不講法治,致使「民主」異化為「民粹式民主」;其次,李登輝透過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多數優勢,修訂各種法令措施,來保障大財團或地方派系的利益,以至於金權橫行。而在李登輝進行「民主改革」的同時,也出現一批懷有「民粹」思想的政治人物,他們一旦經過各種選舉當選公職後,便自認為是「人民精粹」而利用職權為所欲為:一方面挾選票以自重,認為選票等於權力、權力就是真理而視法律於無物,致使監督政府運作的民意機構,反倒成為社會的亂源;另一方面則預設支持自己的群體,然後拿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之類的空洞口號,拼命通過可以立即討好選民的法案。幾年下來,台灣的政治演變成「假民主之名、行多數暴力之實」的「民粹式民主」,台灣社會也演變為「金權治國、黑道治縣」的特權社會。(Ibid. 3, 15-6, 25, 32, 37, 43, 67, 73, 116, 177-8)

黃光國對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的界定和使用並不一致。他所謂的金權政治大概是指「勾結財團、捍衛財團和地方派系利益」,而「民粹」一詞就「訴諸民主、逾越法治」而言,比較接近「民粹式民主」,但就「挾選票以自重、為所欲為」來說,又比較接近「政客型民粹」(politician populism)6。據此,金權政治和民粹式民主之間的關係有三:其一是民粹式民主質變為金權政治,即「人民精粹」背叛人民;其二是民粹作為金權的工具,如(以「洪福案」為例)「金權政治」的本質,是「在『股市應以投資人的利益為優先』和『一切尊重民意代表』的『民主』前提下,政治人物視法律於無物」;第三,兩者的衝突可以遺忘或轉移,如「由於選民普遍懷疑民進黨的執政能力,而民進黨內許多人又有強烈的李登輝情結,所以李登輝可以放心地以民主之名,行民粹之實」,或「(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成功地將台灣民眾的注意力由國內轉移到國外」。黃光國的看法可以重構如下:李登輝藉資本家和地方派系之力訴諸「民粹式民主」的改革,使「民粹式民主」轉化為「政客型民粹」和「金權政治」。但因李登輝情結、民眾的健忘或「人情法則」之故,民粹式民主和金權主義的衝突不但被轉移或遺忘,民粹主義甚至成了金權主義的工具。在這裡,「人情法則」扮演消解衝突的功能:「賄選」是金權政治的起點,而依照傳統的「人情法則」,拿熟人(候選人樁腳)的錢(走路工)又去向官府選舉,有違反做「人」的道理,是以金牛級候選人仍能繼續當選,而金權政治依然橫行。(Ibid. 15, 118, 193, 77-8)

然而,就樁腳可能同時代理多位金牛以及收受賄款不等於投票支持來說,「人情困境」頂多只能解釋普遍「賄選」而無法解釋「金權政治」橫行。黃光國的「民粹式民主」忽略了民眾的工具理性而誇大其價值(不)理性:如果民眾對金權政治那麼地深痛欲絕,為何在歷次選舉都看不出資本和地方派系利益的變裝和「人民精粹」的背叛?

王振寰與錢永祥(1996)的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則嘗試理解台灣新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和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間的關係。1980年代後期,國民黨的改革派雖主導黨政運作,但一方面必須與黨內舊勢力妥協,一面又必須面對社會運動,使整個政治轉型初期顯得改革緩慢而不確定(「迷惑的國家」);在外有資本家不滿、內有舊勢力對峙下,國民黨的改革派同舊勢力妥協成為新保守聯盟,並拉攏資產階級與地方派系,以反制民進黨和反對運動所訴求的「人民」。李登輝在1990年5月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而使黨內新舊勢力達成妥協,政治轉型也倒退進入新威權主義時期;由於國家認同、黨政關係和政商關係等議題上的分歧,國民黨改革派與地方派系和資本家的聯盟對舊勢力展開攻擊。1993年2月連戰接替郝柏村之後,國家機器建立一個新國族的各項政策逐漸出現:相較於先前有關國族建構的研究集中在反對運動對「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建構(如張茂桂1994),王、錢認為1993年以後黨國機器也全面加入建構「想像的共同體」以召喚台灣人民「邁向新國家」的行列,包括將中國認同轉移到台灣本土認同,以建立國族–民粹7(national-popular)的文化企圖等等。(Ibid. 38-42, 22-3)

政治轉型帶來的新國家趨勢日益明顯:在政治代表性方面愈以台灣本土為基礎,在國族意識方面是形成召喚台灣意識、凝聚主權在(台灣人)民的共識,但在政治體制方面卻是朝向「民粹威權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危機提供體制轉向Weber所謂「訴諸民意的領袖民主制」(plebiscitary leadership democracy)的空間:體制的威權性格藉「領袖制民主」得以維持,而訴諸民粹主義為正當性基礎的趨勢,也藉著「訴諸民意的民主」繼續發展。這種領袖制民主的表現在於:雖然體制已具轉型的程序要件,卻仍以領袖式行政首長制為核心,採取由上而下的權力運作。領袖制雖獲得「人民」的信任與認可,但這種「人民」不是積極參與的公民,而是消極被動、由統治者賦予集體身份、功能在為正當性背書的「雜眾」:她們在組織上是由上而下動員而來,其身分乃透過國族的召喚而成;她們缺乏社會性的分化和體制性的意識形成過程,也沒有機會參與政治議題的決定—她們是散佈在政治過程之外抽象無名的人民之聲。王振寰與錢永祥建議將這種「動員缺乏固定體制形貌的『人民』以提供『同意』所蘊涵之民主正當性的政權」,稱之為「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地方派系和資本勢力加入國民黨的當權派後,構成主流勢力的「民意」與「人民」,使建構新國家的威權取向和國族主義相輔相成,一條清晰的轉化路線於焉浮現:從建立新國家所孳生的新國家主義開始,衍生出召喚與建構「人民」的必要性,進而建立了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與制度。王振寰與錢永祥認為,國家致力於建構這樣一個同質、被賦予集體意志和集體利益的「人民身分」(peoplehood),乃是基於國家本位的需要,亦即,以如此建構的「人民」為基礎,為國家意志與國家利益在概念上取得立足之地,使國家利益相對於社會特殊利益取得優先性;然而,既然「人民」的人格端賴國家的支撐,脫離了國家,人民將解體「雜眾」,自然喪失形成集體意志的可能,使「民之所欲」成了空談。(Ibid. 23-30, 42-3, 46)

王振寰與錢永祥對民粹威權主義的界定和分析十分清楚,但這也是弱點所在。由於民粹威權主義相當程度上是透過李登輝以「國族–民粹」的召喚來鞏固政治統治的正當性,而不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王振寰1996:327),因而這個架構無法安置經濟利益的衝突。王振寰後來指出,新國家依賴新的權力聯盟來運作政治經濟,但相對地也在政治上受制於這些利益團體,因而金權對國家機器的滲透,使新國家面臨了只依賴權力聯盟為社會基礎的統治形態,進而產生正當性危機(ibid. 319-22)。除了與黃光國的「民粹式民主」一樣低估民眾的工具理性而高估其價值(不)理性之外,就民粹威權主義與金權對國家機器的滲透乃同時並起趨勢來說,李登輝1996年的勝選似乎否定了正當性危機的存在,至少否定正當性危機的嚴重性。

上面回顧的研究有幾個共同點:首先,金權政治(金權對國家機器的滲透或國民黨勾結地方派系和財團)與民粹主義(訴諸民意的國族建構、訴諸民主逾越法治的政治運作)乃同時興起的趨勢(約為1992年);其次,民粹主義的訴求對象都是被界定、被動員然後被遺忘的消極雜眾,而不是認同明確、有集體意志的能動公民;第三,民粹主義的訴求目標主要是政治性(族群、國族建構、民主)而非經濟性的(階級、物質利益);第四,李登輝的個人色彩在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的建立方面都扮演相當強勢的主導角色。然而,前述作者對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的關係也都語焉不詳:這兩者似乎是衝突的(正當性危機),但該衝突或被(國族主義和國家認同)轉移、或被(健忘的民眾)遺忘,甚至被(人情困境)絆住而消解掉或沒有顯現出來。本文認為,這些解釋上的弱點主要是由於忽略民粹主義的經濟面向,以及缺乏對金權政治的理論定位所致。底下透過W. G. Sumner對金權政治及V. Pareto 對「譁眾取寵的金權政治」的分析,討論民粹主義的經濟面向及其同金權政治結合的可能性。

(二) 民粹主義與金權主義

Sumner為金權政治(plutocracy)下了一個最簡單的定義:財富作為實際控制力量的一種政治形式。這種當時所知最骯髒可鄙(the most sordid and debasing)的政治能量形式,正在歐美快速蔓延,對民主制度構成最大的威脅8。然而,Sumner特別提醒必須把「金權政治」和「資本的力量」(the power of capital) 區分開來,如果不加批判地詆毀資本,反而會促成金權政治。Sumner認為,勞動的尊嚴(the dignity of labor)和資本的力量同是現代運動的產物,資本的力量使勞動和勞動者從卑微、單調和苦難中解放出來,因此,資本的尊嚴(the dignity of capital)和勞動的尊嚴是分不開的。而財閥(plutocrat)則是這樣一種人:他掌握資本,也具有處分資本的權力,但卻把這種權力用於政治而不是用於工業—他收買議會說客而不雇用工人、將資本透過立法特權強加於市場而不投資於土地、把機巧用於遊說策略而不是生產過程。換句話說,財閥是透過政治手段來積累資本的資本家。那麼,透過立法來防堵金權主義嗎?Sumner期期以為不可:這會使金權政治的運作化明為暗且更為精巧,因為民主制度並沒有強到足以抵抗金權政治的程度。(Ibid. 143, 144-7)

民主制度在金權政治面前的脆弱有兩個重要原因。首先,民主有一整套超出法律之外(extra-legal)的制度:如政黨、初選、全國代表大會等等,而財閥通常是偷偷摸摸地在政治行動的形成階段插一手,進而使這套制度為她們服務。在憲政體制的領域裡,「數人頭」(numbers)與「砸鈔票」(wealth)之間的衝突,具現於代理國家草擬法案與代理財閥做掉法案的兩組律師間的辯論,由於後一組人馬的酬勞比前一組好,辯論結果常是慘不忍睹;其次,Sumner認為,前個世紀最廣為接受的一個想法就是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舒適和奢華,因而如果有人享受到而其他人沒享受到,這表示國家沒有履行它的職能,下一步就是纏住國家好讓它履行保障所有人都能得到舒適和物質利益的職能。隨著對奢華的渴望進而將這種渴望納入權利範圍內,不義之財(dishonest gains)—特別是將機巧用政治機會而不是拐騙偷竊所獲得—的誘惑就增加了。那些醉心此道的人,並不覺得自己不誠實,也沒有犯罪意向,而認為她們不過是抓住機會撈一票罷了。從出賣選票的選民到濫用公權力的政客都習於此風,於是產生了一個待價而沽的階級(a class of men who have their price)。金權主義的原則是金錢萬能,而這個「待價而沽的階級」就是為它量身打造的工具。(Ibid. 147-8, 143-4)

即使民主如此脆弱,Sumner也拒絕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方案。他認為在所有的政體形式中,雖然政治職能好像應該從屬於某些抽象的政治和社會福利觀念,但在實際上,各方勢力無不為了占有國家權力而彼此鬥爭。在社會民主裡,群眾被組織起來使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贏得物質利益—這簡直是為民主做臨終祝福(beatification)。根據這個理由,Sumner認為社會民主或民粹主義(populism)對民主是威脅也是濫用,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自治運動(municipalization)的倡議者都是金權主義的同路人。那麼民主如何對抗金權主義呢?Sumner原先(1988-9)認為,對公眾利益而言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將國家與產業的聯繫極小化,因為這種聯繫一旦建立,工業利益就會或多或少地被迫使用金權政治的方法;但後來(1901)看到民主和金權政治的逐漸結合,又把這個淨化政治制度(the purific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的迫切任務丟給20世紀。(Ibid. 377-9, 400, 148, 380, 392)

Sumner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美化和辯護有待商榷,他對社會民主的粗糙理解也有討論的空間,他開出的處方更是問題叢叢—不過這些不是本文的重點—但他對金權政治的分析也提供不少洞見。首先,金權政治的始作俑者是將資本處分權用於政治目的而非直接用於工業用途的資本家;其次,財閥的先遣部隊,是由出賣選票的選民與濫用公權力的政客所構成的「待價而沽的階級」,正是這個階級,使金權政治在民主制度中無往不利。第三,民主體制有一整套不可或缺但超出法律範圍之外的制度(如黨政關係等),正是這些制度提供財閥滲透民主制度的捷徑;最後,正是那種「國家應保障每個人平等享受舒適和奢華」的功利主義民粹意識,使選民、政客和財閥間得以建立透過政治力量來獲得物質利益的共識。

Pareto 對議會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分析,也指出金權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追隨Machiavelli有名的「獅子」與「狐狸」之分,Pareto認為統治菁英訴諸兩種方法來維持權力:武力(force)和巧詐(guile)。獅族的統治菁英是充滿情感但缺乏想像力和寬容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沉迷於意味深長的整體性(wholeness)但害怕異議,並傾向於使用武力甚至暴力來追求目標。狐族的統治菁英則充滿想像力並擅於以創新的方式搞串連,他們努力透過談判和操控來維持政權。一個由狐族統治的政體很可能是自由而容許參與的,這種體制一般稱之為民主(democracy),而Pareto把它稱為「譁眾取寵的金權政治」(demagogic plutocracy)。民主雖然沒有公開宣稱的宗教信念,但以「人民主權」(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為代用神明。(Femia 1995:377-8)

對Pareto而言,當代民主的本質,就是一種主要基於物質利益的「恩庇主–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民主體制是一張恩庇主網絡,每個恩庇主都擁有由小恩庇主(sub-patrons)組成的侍從,而民主便是由許多相互依存的影響力和庇護關係的中樞所構成的多元體制。雖然這些分散的權力中樞無時無刻不在勾心鬥角,但仍保有足以被稱為一個階級(class)的凝聚性。該統治階級雖無單一意志,卻包含一小撮實際上施行控制的群體:在議會體制裡,這個小群體包括主要政黨的政治角頭(political bosses),她們的任務就是收集各方侍從的需求。為了選舉的勝利,各政黨領袖無不絞盡腦汁開出各種取悅侍從的支票。同這種合法的賄選比較起來,貪污僅是小巫。那麼,這個統治階級的成員為何?Pareto認為它(在20世紀初意大利)是布爾喬亞和有組織勞動者的聯盟。雖然不總是具有共同利益,但這兩個表面上對立的「階級」就取之稅收以補助工資或關稅保護等議題來說,實際上處於同固定收入群體(fixed income groups)對立的共生關係。據此,Pareto區分出兩個「階級」:投機者(speculators)和靠固定收入維生者(rentiers)。前者主要是喜歡冒險精於搞串連的企業家或金融家,擅於從把她們視為精神伙伴的狐族政客那裡取得讓步。除了這些冒險家之外,依附於她們的律師、工程師、(有組織的)工人和政客也被Pareto歸類於投機者一族。換句話說,統治(投機者)階級包括所有其收入主要來自機巧和政治連繫(ingenuity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的個體。而與統治階級對立的,則包括把錢存在銀行、購買公債或(不以炒作為目的的)房地產擁有者,以及依附他們的農夫、工人和小職員等所有靠固定(或接近固定)收入過活的人。(Femia 1995:378-81)

根據Pareto的說法,雇主可以把增加的薪資成本轉嫁到(收入固定的)消費者身上以補貼(工會)工人的調薪;或者,通貨膨脹對受關稅保護的生意人而言是有利的,但對靠存款或年金收入者而言,她們資產或購買力的縮水等於是洗劫。然而,如果沒有這些「被蹂躪的固定收入者」,經濟將會停擺,因為正是她們所提供的儲蓄和稅收,支撐了統治階級的投機大業。Pareto認為,在譁眾取寵的金權政治下,行政官員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財富的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上,受到控制的市場和不受控制的公共支出加起來的後果就是宏觀經濟面的扭曲—慢性的殺「雞」(固定收入者)取「卵」(可用於投資的基金):在經濟上,財政赤字和物價不斷攀升,而加稅也耗盡尋常百姓的收入,即使這些窘況或許能以新穎的會計花樣暫時掩飾,但可用於投資的基金將開始枯竭;在政治上,飽受摧殘的靠固定收入維生者和非工會工人,將會起而反叛而把權力交給獅族;最後,在民風(public morale)上,當這麼多人依附於國家干預的施捨,當有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影響力或更有力恩庇主以取得更大份額時,某種貪婪不滿的倫理毅然生根,而自食其力的想法將蕩然無存。(Femia 1995:381-6)

雖然Pareto的分析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9,即受保護的壟斷資本和唯利是圖的工會運動,他對議會民主、法西斯主義和福利國家也提出了不遜於當前新左新右的批評。但本文關涉的,是他對民主體制下金權政治與民粹主義之所以合流的分析。在譁眾取寵的金權政治體制裡,首先,沒有組織起來的力量沒有談判力量,工人是否分到一杯羹端視他是否加入工會(找到恩庇主)而定;其次,財閥(plutocrats)只有譁眾取寵地訴諸尋常百姓的利益和情感,才有可能進行統治;最後,某些財經政策,會使在某層面上對立的「階級」之間建立共生關係,或使在某層面上具共同利益的「階級」之間產生對立。

從Sumner和Pareto 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民主體制下金權主義(將資本處分權用於政治以獲取物質利益)和民粹主義(訴諸人民權利以獲取物質利益)結合的可能性。首先,Pareto的投機者階級包含了Sumner所謂的財閥和待價而沽的階級,她們之間可能因特定的財經政策而形成共生關係;其次,組織起來的力量是建立恩庇主–侍從關係,進而透過政治手段獲取物質利益的前提;第三,民主—人民主權、平等主義的功利思想和處於法律之外的制度機制等—是財閥進入政治體制的捷徑,也是與待價而沽階級建立恩庇主–侍從關係的棧道。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們能否在台灣社會中辨識出「財閥投機階級」和「待價而估的投機階級」?她們可能透過什麼機制結合起來?


 

二,股市的政治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一) 政治的景氣循環與股市的政治鑲嵌性

民粹金權主義—根據定義—(對狐族統治菁英而言)是透過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同時 (對財閥和待價而估的投機階級而言) 也是透過政治手段來達到經濟目的。對這兩個議題的研究可見於公共選擇學派和經濟社會學者,底下分述之。

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把政治如何影響經濟政策進而影響經濟表現稱為政治的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對該問題的解說基本上有兩派說法:機會主義論(opportunistic approach)認為,執政者在大選前會採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如增加貨幣供給)來改進經濟的表現(主要是失業率和通貨膨脹),若選民缺乏理性預期且以經濟表現來判斷政府能力的話,則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會增加實質的經濟活動和執政者連任的機會,但連任的政府在選後會採取緊縮措施,因而產生所謂「機會主義的景氣循環」(opportunistic cycles) (Nordhaus 1975)。即使選民是理性的,但政府也會在選前利用暫時的資訊不對稱,透過增加財政赤字來改善經濟表現,如此即產生所謂「理性的機會主義景氣循環」(rational opportunistic cycle) (Rogoff & Sibert 1988);黨派論(partisan approach)則認為,執政黨會根據意識形態偏好而非機會主義來決定經濟政策,比如說右派政府比較不會像左派政府那樣追求擴張性的經濟政策。若選民缺乏理性預期,這種政策偏好的差異會導致所謂「黨派的景氣循環」(partisan cycle) (Hibbs 1977)。即使選民是理性的,由於選舉結果無法完全預測,因而選舉結果揭曉時,經濟活動者對資源的重新配置會在宏觀的經濟資料上產生短暫的波動,此謂「理性的黨派景氣循環」(rational partisan cycle)(Alesina 1987)。

這兩派說法都有實証研究的支持和否証(回顧見Berger & Woitek 1997),但共同的難題是既預設選民和私部門的無知,又預設選民能夠判斷執政者經濟表現來決定投票(Lohmann 1998)。Harrington 對機會主義論和Roemer對黨派論的修正,分別為兩派的難題找到不錯的新出路。Harrington(1993)認為,選民在乎的是收入,而執政者關心的是連任,雖然選民們對政策如何影響收入並無一致的信念,但是他們的信念會因所得到的訊息而改變。相反的,政策制定者對政策如何影響收入的看法比較固定,雖然選民不知道政策制定者所根據的理論,但會根據過去的政策來推論。因此,決策者會傾向於執行選民「可以理解」而非可以極大化收入的政策。Roemer(1994)則認為,當選民不知道經濟如何運作時,代表社會中不同團體的政黨會透過提出特定政策和經濟理論來爭取選民,若選民對經濟如何運作的想法受到政黨宣稱的經濟理論所影響,而政黨對選民的偏好又有充分資訊的話,儘管宣稱不同的經濟理論,兩黨的宣稱的政策會趨同。Harrington與Roemer的啟發是:首先,選民經濟信念的異質性會影響相競政黨的選戰策略,即以選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宣稱提高收入的政策,而非訴諸經濟理論;其次,選民不全是經濟學家,她們會訴諸以往的慣例(convention)來判斷相競政黨提出的政策。

在股市的鑲嵌性方面,經濟社會學將社會力對市場的穿透稱之為鑲嵌性(embeddedness),這是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爭辯已久的議題。新古典經濟學家W. S. Javons (1931)的「無異法則」(law of indifference)認為:在商品同質、契約可以強制履行、交易成本低、交易人訊息充分等條件下,市場裡的買方對他們買到哪種特殊商品或賣方是誰所抱持的態度是中立的。因此,理性的交易者只會注意商品的價格和品質,而忽視其他特質,是以交易是匿名的而成交也是隨機的。上述滿足無異法則的條件產生有效率的市場(efficient market)(Marshall 1938),而股票交易則為無異法則提供最好的說明:在一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裡,証券的價格充份反應了能夠取得的資訊(Elton & Gruber 1987)。Becker (1968)的歧視理論(theory of discrimination)雖然對無異法則做了一些修正,但也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裡,這種歧視行為會減少。另外,所謂的「同質商人團體」(homogeneous middleman group, HMG)理論也對無異法則提出修正:在契約履行有問題的市場裡,交易者會限定他們的交易網絡而形成類似俱樂部(club-like)的組織,進而排除非會員以降低契約履行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Carr & Landa 1994),換言之,人際關係僅是用以防止欺騙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以上這些理論,都或明或隱的預設:在完全競爭、資訊充分、法律完善的市場條件下,交易者將是純粹由利潤驅動的理性經濟人。

晚近的經濟社會學對這種預設大不以為然。Granovetter (1985)即認為,經濟行動者所涉及的人際關係會大大降低機會主義和不當行為的問題,但人際關係不僅是工具性地用來防止機會主義和不當行為,人們也會透過經濟活動來追求其他非經濟目標。然而,Granovetter未能對「鑲嵌性」做很系統的理論定位。Zukin & DiMaggio (1990)在Granovetter的基礎上對鑲嵌性做了類型的區分,並將政治鑲嵌性(political embeddedness)定義為「經濟制度和決策受涉及經濟行動者和非市場制度的權力鬥爭所形塑」(1990:20)。Carruthers(1994)根據Zukin & DiMaggio(1990)的政治鑲嵌性,以18世紀英國股市這個被認為當時已具高度競爭且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為對象,探討股市投資人的交易模式。1689-1713年間英法九年戰爭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龐大的軍事支出,迫使英國政府必須想辦法來解決財政窘境,其中最重要的創新是股份有限公司(joint-stock company)。當時倫敦股市最主要的上市公司有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和南海公司,這三家公司透過把股本轉貸給政府等方式來解決財政赤字,進而取得各種經營特權10和政治影響力(如王室對閣員的任命),因而這些股份公司的經營權成了輝格黨與托利黨政治衝突的延伸。Carruthers對三家公司股東黨派背景和股票交易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股票交易存有「同黨交易」(party endogamy)的現象:托利黨人主要和托利黨人交易,輝格黨人主要和輝格黨人交易。這種同黨交易現象明顯地與「無異法則」衝突,且無法以規避交易風險來解釋(cf. 同質商人團體理論)。Carruthers的解釋是:由於把股票賣給敵對政黨等於讓對方在公司董事會改選時擁有更大的投票權,進而削弱我黨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因此交易戶情願把股票賣給同黨的股東。換句話說,「股市的同黨交易現象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政治歧視形式」(1994:181)。這種政治鑲嵌性的邏輯是:經濟(股票交易)可以作為達到政治目的(透過掌握股份公司以改變黨派的政治實力)的手段。

上面對政治的景氣循環及股市政治鑲嵌性的討論有幾個重要意涵:首先,執政者會透過選民可以理解的經濟政策來爭取選民,如果為數可觀的選民以股票投資為收入來源的話,則股市政策也是執政者爭取選民的手段;其次,股市投資—在涉及政治利益的範圍之內—也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接下來,透過凱恩斯對股市的討論和批判實在論的重構,提出分析股市選舉行情及政治鑲嵌性的方法論。

(二) 股市的波動與政治鑲嵌性

雖然股市的波動是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而難以預測的,但不因此就讓投資人卻步。J. M. Keynes (1963)在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裡就討論投資人如何面對(就未來收益而言)這種無法降低的不確定性(第12章)。Keynes指出,在高度流動的証券市場中即使投機風熾,但在不確定的情境下仍有某種感受得到的穩定性(appreciable stability)。Keynes將這種穩定性歸因為許多投資人採取的「習慣」作法('conventional' practices):投資人將當前的情境投射到未來,進而根據該劇本來行動,並祇在(多少有確定理由)會發生變化的限度內才會修正該劇本。但如何解釋投資人對這類「慣例」的普遍依賴呢?Keynes認為,主要的因素是投資人希望行動能夠連續和相同(continuity and sameness)的心理需求。雖然遵循慣例讓投資人不至於失眠,但焦慮並未完全排除或控制。因為市場的評估架構無法以小道消息為基礎,加上隨時可能發生影響股市行情的事件,故現有的評估慣例有時也可能會失效。當慣例失效時,冷靜和及確定性的作法會突然瓦解,新的恐懼和希望將突然接管人的行為。幻滅的力量將突然強加為一個新慣例的評估基礎。模糊的恐慌和(同樣模糊而且沒有理由的)希望都未曾真正擺脫掉,而是潛藏在表層底下。據此,Keynes得以解釋為何恐慌性賣盤是股市的經常現象,以及為什麼投資人有時寧可持有現金。我們可以從Keynes的討論得出三個解釋股市穩定性(和不穩定性)的要素:無所不在的心理動機、(對未來收益而言)不確定性的結構,及(以促進流動性為目標的)投資市場的組織。(Lawson 1997:182-3, 280)

Keynes認為心理因素的影響有限,因而其政策建議不是「平息風波」(the amelioration of events),而是對支配投資市場的基本制度架構進行革命性的重組(Lawson 1997:280)。然而,心理因素的影響程度和不確定性的結構同市場組織有莫大關係:在以散戶為主的股市裡,消息面的影響通常比基本面大,心理因素的影響程度也相對提升;而政治因素導致的不穩定性更是新興市場的特質之一。台灣的股市正是如此,不但以散戶為主,對政治事件更是敏感,這導致兩種傾向:其一是散戶對「慣例」的高度依賴和(足以影響股市行情之)「事件」的高度排斥;其二是,這給了股市有影響力的人(官員、財團或大戶等),能透過消息面來影響股市行情或趁機獲利(或減低損失)的空間。接下來簡述批判實在論的幾個重要概念,並以之重構上面的討論和接續分析所使用的方法論。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是英國在1970年代後期興起的科學哲學和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相當豐富的貢獻11。底下以偶連的必然性、半規律性及結構分析三個概念來簡述批判實在論的基本論點本文使用的方法。首先,特定事件的發生既非註定如此(necessary necessity),也不是起於因緣際會(contingent contingency),而是某些具特定作用的機制輳合在一起而產生的。雖然機制的輳合是偶連的(contingent),但諸機制個別和整體的作用(如利多消息會拉高股市行情)卻是必然的(necessary),此即為偶連的必然性(contingent necessity)(Jessop 1990: 11-13);其次,由於社會世界(包括股市)的高度複雜性,故嚴整的規律性(regularity)可遇不可求,但若我們在特定時空範圍內觀察到某些局部的事件規律性(partial event regularities)或現象模式—此即半規律性(demi-regularity)—便可據此推論:必定有些相對穩定的機制在運作(Lawson 1997:204-13)。推定哪些機制產生了我們所觀察到之半規律性的方法稱為逆推法(retroduction)(Sayer 1992:158-9):逆推機制並不是憑空想像,而是結合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結合理論靈感和經驗研究之因果關係的推定。

結構或機制可以是人或制度(如李登輝或股市組織),通常具有特定的傾向(意圖倫理或對消息面敏感),這種傾向(liabilities)在不同環境下(如當蔣經國副手時或當選民選總統後)會導致不同的經驗後果(謹言慎行或令出必行)。分析機制具有哪些特定作用或傾向是為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而探究機制的作用傾向在特定環境下產生甚麼經驗後果則為局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然而,社會世界通常是複雜分化(differentiated)並且有層次分別的(stratified),因而我們逆推出的機制可能是由更小的機制所構成(職位和教育經驗),也可能同其他機制(如加上黨資本和政商關係)結合成更大的結構,是以分析不同層次機制的作用稱為分層分析(stratification analysis),而分析不同構成面向機制的作用是為離散分析(disaggregate analysis)。必須注意的是,首先,組成整個機制之各層次和面向的結構雖有特定的作用傾向,但結合起來後能夠產生無法化約為任何單一層次或面向的創發力(emergent powers)。其次,機制具有的作用不見得一定會實現或導致特定的經驗後果,這可能是因其他機制的抵銷作用(如政策作多碰上導彈試射),也可能是和其他機制結合後(如黨營事業股票上市)而具有不同的創發力。

根據前面對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相關研究(黃光國,王振寰與錢永祥)和理論(Sumner和Pareto),以及政治的景氣循環(公共選擇理論)、股市的政治鑲嵌性(Carruthers)和股市不穩定性(Keynes)的討論,以及作者本身對黨資本的研究,底下透過批判實在論重新提出問題並推定可能的機制:

1990年代以來,台灣同時興起了民粹主義和金權政治,這兩股理應發生衝突的政治趨勢在將近10年的期間內竟然相安無事。作者據此推定:台灣可能存在著「譁眾取寵的財閥」和「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譁眾取寵的財閥」為了繼續掌權而以經濟利益召喚、動員「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而後者也因而獲取經濟利益的動機而成為前者的支持者;由於黨資本的多價性和多態性,以及股市結構的特性,使國民黨除了同財團和地方派系之外,也同股市散戶和黨員等一般民眾建立廣泛而實質的利益連繫,並得以在歷次的選戰中成功地進行利益動員。

接下來,作者將檢視民粹金權主義的構成要素,進而勾繪促成民粹金權主義的主要政治局勢。


三,民粹金權主義的構造與形成

(一) 民粹金權主義的構造

1. 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

台灣股市結構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小額持股的自然人股東(即散戶)佔大多數。這些散戶或僅持有股票(開戶),或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她們在股市組織中的各項比重如表3-1及3-2所示。從這兩個表可以看出,投資人開戶交易戶數自1989年以來穩定上升。這些數字有何顯著性?舉例而言,1996年的累計開戶人數(3,637,562 人)約佔同年正副總統選舉之總投票數(10,883,279張)的33.42%,是製造業員工總數(4,998,742人)的72.77%。這些散戶持股面額在10萬元以下者自1990年以來都在90%-95%之間,她們個別持有的股數雖小但總數極大,因而對股市構成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要了解這群散戶在什麼程度上構成「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必須對她們的社會特徵,以及她們同國民黨的連繫有所理解。根據1990年前後的幾次《社會意向調查》,在股市投資人的背景方面,省籍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就籍貫分配來說,閩南人佔65.5%,客家人17.7%,外省人佔16.4%;就籍貫別的股市參與率來說,閩南人佔24.1%,客家人佔32.6%,外省人佔41.6%。其他如自認為是「中層階級」(64.6%)和「工人階級」(14.7%)的共佔82.3%,以及外省投資人對股市前景的看法較閩南人和客家人樂觀(相差15%以上)(朱瑞玲、章英華等1990:20-23)。1991年參與股市投資的受訪者有25.2%,省籍因素也扮演重要角色:父親為外省籍者佔29.9%,母親為外省籍者佔32.6%,其他如與教育背景成正相關(大學52.3%、專科14.4%、高中31.3%)、工作於公家單位者(32.2%)和服務業者(35.3%)比例較高等(林忠正、蕭新煌1992:162)。1992年參與股市投資的受訪家庭有23.4%,但省籍因素未達顯著差異,其他如從事服務業者或已婚有較高比例玩股票。另外,高所得的人並未有比較高的比例玩股票(迴歸係數為負),表示玩股票並非有錢人的專利(林忠正1994:192-3)。由這兩次的社會意向調查報告得到的結論是:首先,就收入而言,股票投資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其次,就省籍而言,外省家庭參與股市投資的比例相當高;第三,就職業而言,服務業者比例較高;第四,就婚姻狀況而言,已婚者的比例較高。換句話說,把這些投資人稱為「一般民眾」的爭議應不是很大。

這些股市投資人同國民黨間的連繫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國民黨執政與股市投資間的連繫,其二是投資(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股票。第一個可能性可以比較「買賣股票」與「政黨支持」間的關係(見表3-3) 12。由表3-3可以看出,1991年買賣股票的受訪者中傾向國民黨的佔43.9%,傾向民進黨的佔5.0%;或者傾向國民黨者的受訪者有32.3%買賣股票,67.7%未買賣股票。到了1992年,買賣股票者的受訪者中傾向國民黨的佔53.8%,傾向民進黨的佔6.4%;或者傾向國民黨者的受訪者有31.0%買賣股票,69.0%未買賣股票。比較這一年的變化:首先,買賣股票者的比例雖然略降(25.0%→23.0%),但仍買賣股票者傾向國民黨的比例增加(43.9%→53.8%),且增加的幅度比傾向民進黨者大(5.0%→6.4%),換言之,有買賣股票的受訪者中,減少的中間選民(51.1%→39.8%)大多變成傾向國民黨;其次,傾向國民黨的受訪者比例上升(34.0%→40.6%),其中有買賣股票者比例雖略降(32.3%→31.0%),但下降幅度比傾向民進黨者小(28.6%→23.0%),換言之,傾向國民黨而退出股市者,比傾向民進黨而退出股市者少。股市投資人會不會因為買賣股票利益而傾向或變成傾向國民黨呢?為了檢視這個可能性,我們將投資股票納入變項,以迴歸分析探討1991及1992年同政黨支持有關的變數(見表3-4)13。

 

 

迴歸結果顯示,1991年及1992年傾向國民黨者,除了已知的省籍因素外,其中一個顯著特徵是投資股票,其顯著程度甚至高於國家認同(見表3-6)。換言之,雖然股市投資人可能因為其他因素而傾向國民黨,但也有可能因國民黨的利益動員而支持國民黨。《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作者根據國民黨在1988年僅賣出台苯與東聯的股票就獲利25億元,而《社會意向調查報告》顯示1988年投入股市的投資人有87%賠本,便認定這是國民黨努力賺「國民」的錢(陳師孟等1991:206),這種說法的確和迴歸結果相符(表3-6)。但根據1992年6月的《社會意向調查報告》,認為國民黨炒作股市的受訪者僅佔2.1%(伊慶春等1993:79)。如果股市投資人也認定國民黨努力賺她們的錢,那她們一定比未買賣股票者更不贊成黨營事業。張清溪分析《社會意向調查報告》中的「公黨營事業的社會意向」發現:民眾在1991年贊成和反對「政黨經營事業」的分別為38.7%及29.5% (1994:222)。然而,檢視1991年「黨營事業意向」和「股票買賣」的關係發現(見表3-5),雖然不論是否買賣股票,贊成政黨經營事業者的比例都比不贊成者低,但有買賣股票且贊成政黨經營事業者的比例,卻高於無買賣股票且贊成政黨黨營事業者(48.4% vs. 35.7%)。換言之,至少就主觀上,股市投資人並不那麼認為國民黨和黨營事業同他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國民黨採取同黨資本相關的政策(如黨營事業股票上市或以黨資本護盤)來籠絡股市投資人,則股市投資人贊成黨營事業的可能性應會提高。

就股市投資人與國民黨建立連繫的第二個可能性—投資黨營事業股票—而言,事實上,國民黨自1980年代後期即陸續推動黨營事業的股票公開上市。表3-7選擇1995-1998年間幾家黨營色彩較高的上市公司(包括地位曖昧的中華開發),統計股東總人數和持股10張(含)以下的小股東總人數。

由表3-7可以看出,上市「黨營事業」的股權結構正好是整個股市的翻版:小股東佔了大多數,且其總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增加的原因可能是投機不成(追求股票價差)變投資(只得股利分派)或黨營事業上市所吸引了新舊投資人。雖然在情感上我們希望這群黨營事業的小股東和追求股票價差的散戶是同一群人,但就交易人數僅佔開戶人數30~35%來說,她們以投資(股利分派)為目的的可能性顯然非常高。換句話說,她們很可能同前一個以投機(股票價差)為目的的散戶分屬不同的範疇。

除了以追求股價價差為目的的散戶和黨營事業小股東之外,同國民黨或黨營事業有經濟利益連繫的還包括其他兩類:黨營事業的(小)債權人和員工。首先,中央投資及光華投資自1995年迄1998年年底止已發行總額達新台幣269億元的普通公司債16,由於這些公司債以黨員為發行對象(見下一節),故認購單位很低。就其發行次數頻繁且額度漸增來看,可見極受投資人的歡迎。若債市的投資人結構同股市相近,則購買10萬元(含)以下黨營事業公司債的小債權人也應有20萬人之譜;其次,黨營事業員工在1996年總統大選前約為8萬人左右,因受雇於黨營事業且其「動員輔選」被列為考評的依據之一(見下一節),她們也同國民黨有密切的利益連繫。然而,這四個範疇並不是互斥的,也不是屬於這四個範疇之一的就是「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但她們比其他民眾更有可能成為這個階級。以買賣股票者為例,我們可將表3-3的受訪者依「因買賣股票利益而被政治動員」的「可能性」分成四組:

(甲) 既傾向國民黨又買賣股票者;
(乙) 傾向國民黨但不買賣股票者;
(丙) 買賣股票但不傾向國民黨者;
(丁) 既不傾向國民黨又不買賣股票者。

在這四組當中,(甲)最有可能被國民黨動員,(乙)和(丙)也可能因投入股市或其他原因而轉變為(甲),(丁)也可能因投入股市或其他原因而轉變為(乙)或(丙),甚至直接轉變為(甲)。前述「減少的(有買賣股票的)中間選民大多變成傾向國民黨」即是由(丙)轉變為(甲)最好的例子。根據相同的邏輯,黨營事業的小股東、小債權人和員工也可以依「經濟利益連繫而被國民黨動員的可能性」再區分。最後,加上依附這些人生活的人口(如眷屬和股票營業員等),我們得出五個可能構成「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的範疇—她們都可稱為一般民眾:

(1) 股市散戶:90萬人至260萬人(1992-1998);
(2) 黨營事業小股東:30萬至60萬人以上(1995-1998);
(3) 黨營事業小債權人:20萬人左右(1995-1998);
(4) 黨營事業員工:約8萬人(1996年初);
(5) 依附以上四個範疇生活者。

上述這五個範疇可能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但小股東人數僅包括部份黨營事業17,小債權人人數僅包括中央投資和光華投資18,黨營事業員工人數也僅包括國民黨具主導權的事業單位,愈來愈多的基金投資人也沒算進去,加上台灣民眾的理財決策有69.5%是同家人商量(林忠正1994:184),因此可能被國民黨以經濟利益進行政治動員的應是以家庭為單位。換句話說,本文開頭引述劉泰英的話—「轉投資事業又那麼多﹐這些人加起來大概有台灣人口的一半」—並不會太誇張。

2. 財閥

討論台灣金權政治或政商關係的文獻中,(國民黨的)「黨營事業」總脫不了干係,因此黨營事業成了考察金權政治的有利位置。然而,「黨營事業」是個貧瘠的描述性概念,無論就經驗指涉或作為分析概念都有重大的限制(許甘霖1997)。為了擴展分析的縱深,我以黨資本取代「黨營事業」:黨資本是種社會權力和社會關係,它是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的扣連;對黨資本的分析可以從我稱之為歷史形構的五個面向(結構)出發:投資–股權形式、所有權–經營權形式、產業政策連繫、投資組合及資本形態19。這五個面向有導致特定政經後果的作用能力,結合起來更可產生不可化約為個別面向的創發力,底下簡要勾勒黨資本自1990年以來各面向的轉變、意涵及政經後果。

「所有權–經營權形式」指的是黨投資事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安排方式。1990年以來,黨資本對所有權和經營權形式陸續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在所有權方面,首先,1994年〈人團法〉修定後20,政黨可依「法」持有財產,國民黨便將原來登記在黨代表名下的股權轉移到中國國民黨名下。透過黨控股公司的統籌21,黨中央得以整合各事業單位的財務、人事和經營,提昇營運綜效和資金調度的彈性,這是黨資本得以有效運轉選舉機器的組織要件;其次,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國民黨即陸續推動黨營事業上市上櫃,如此既可(透過出售長期股權投資)籌措黨務和選舉經費,(透過現金增資)動用社會游資以擴大黨資本的規模,也能因事業單位黨股比例的降低,減少爭議而提高正當性(「民營化」),更可藉此與民眾建立實質的利益連繫,爭取民眾支持;第三,國民黨原擬開放黨營事業讓黨員認股,後來(1996)因各種考量,遂改採(黨營控股公司)發行公司債讓黨員認購,讓黨員成為國民黨的債權人(投資人);最後,為了凝聚失聯黨員及提高黨員繳黨費的意願,國民黨將黨員黨費同(黨營)幸福人壽保費結合,於是黨員同時成了黨營事業的客戶。簡言之,近10年來的發展是(社團法人)直接所有權的建立及向資本市場(股、債市)和一般民眾籌資,結果是(辦理法人登記而)合法化、(降低黨股而)正當化和(股債權分散而)社會化。

在經營權方面,自1993年後,國民黨即逐步提昇黨營事業主管機關的層級,並將特定資本家和專業經理人引入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以取代先前分散於各黨營事業主管的決策權(表3-8)。這一方面使黨資本的運作(同其他黨務機關)的水平連繫減弱而垂直連繫增強,進而成為黨主席的御用工具,另一方面黨管會也變成既是黨的財務機關也是(特定)資本家的投資協調會,進而成為資產階級在國民黨黨務機關內的租界。這種黨內中央集權和資本家殖民結合起來的意義是:黨管會成了中央級的利益代理(interest representation)組織,同時體現了黨資本和(特定)私人資本的利益;其次,由於舊投資事業和新投資事業主要由控股公司統籌管理,因而法人代表的選派,便成了建立政、商、學關係的新籌碼,這些黨股的法人代表或是專家(如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等)、或是民意代表(如立法院長王金平等)、或是地方派系(如高雄王世雄等)22、或者本身擁有事業單位者(如永豐餘何壽川等),這不但擴大了國民黨與各方社會勢力間利益連繫的規模和縱深,也使這種連繫更為制度化(黨投資事業單位的董事會)。黨資本這種黨(務機關)外分權和對外殖民的意義是:黨投資事業的董事會成了地方級的利益代理組織。相較於前期的國家統合主義(見王振寰1993),我將國民黨透過黨資本同各政經勢力建立之中央化集權化和地方自治化並行的利益代理形式,稱為金權統合主義(plutocratic corporatism);第三,黨控股公司法人股代表的指派和黨資本投資伙伴的選擇,也是以經濟利益(黨營事業股權的承購、借招牌和金援等)來交換政治忠誠(支援國民黨對特定企業的政治性紓困和輔選等)的侍從關係。就國民黨亦可透過撤資、抽銀根、拒絕背書等手段來規訓(discipline)資本家和地方派系來說23,相較於前期的威權侍從主義(見王振寰1993),我將國民黨同政經勢力間這種以黨資本為中介而重構的侍從關係稱之為金權侍從主義(plutocratic clientelism)。

「投資–股權形式」指的是國民黨投資方式(債權或股權)及合作對象。在合作對象方面,1970年代以前黨資本的合作對象主要是國家資本(包括退輔會),1970至1980年代中期雖擴大與私人資本的合作,但比較是同私人資本承擔風險來推動產業政策(如石化業和資訊電子業)(許甘霖1993、1998a)。1980年代後期以來,黨資本在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過程中與國家資本漸行漸遠,逐漸轉為同私人資本及外國資本合作為主。黨資本合作對象的改變,除了擴大與私人資本的聯盟,使黨政不分加上政商不分外,最嚴重的後果就是:透過策略聯盟,黨資本影響力所及的層面擴大,但責任歸屬卻成反比的縮減,這或可稱之為黨資本的道德危機(moral hazard):前期威權體制是黨政不分的護身符,旦現時民主體制卻成了政商不分的盾牌。黨營事業出現不法時24,主管機關只能吃悶虧(如吸收虧損),但黨資本(形式上)沒有主導權的事業單位涉及不法時,黨資本主管機關便以「國民黨在該單位並沒有主導權」為由卸掉責任;其次,黨投資事業的不法,不見得是黨管會的縱容所致,由於利益代理和侍從關係的「地方自治化」,「中央」無法嚴密監督「地方」資本是否打著黨營事業的招牌胡作非為;第三,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黨資本同私人資本合作的過程中,部份掌握決策的黨資本經理人和資本家,也因長期密切的合作關係和私人情誼25,逐漸發展出有別於國民黨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政商聯盟26。該聯盟即劉泰英所謂的「新家族企業」,其所代理的利益或可稱為「政商資本」27 (politico-corporate capital)(許甘霖1998b);第四,由於黨資本的「民營化」大大降低對黨營事業正當性的質疑,黨資本更結合私人資本轉進國營事業民營化的大餅,包括民營化的規劃、釋股業務,甚至經營權的取得等。

在黨資本的投資形式方面,1980年代前的黨資本通常是採取參與經營的股權投資(如石化業;見許甘霖1993),但1980年代起,便開始增加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也屬股權投資)的比重。創投是在企業風險最大的初創期投入的資本,若該企業經營成功並上市上櫃後,創投公司再售出持股,利潤有時可達百倍。國民黨在1980年代中期後取得中華開發的主導權,並加碼資訊電子業的創業投資,在資訊電子業尚未站穩腳跟的1992年以前28,中華開發在資訊電子業的投資餘額即超過全台灣創投公司總投資餘額的一半29(許甘霖1998a)—這正是作者認為黨資本對台灣產業發展有貢獻的依據。黨資本會朝創投形式轉變,應該同當局的產業政策有關30,但黨資本同時也採參與經營的股權投資。可能因資訊電子業經營涉及的管理和技術層次太複雜,黨資本的經營績效差強人意,僅能扮演創投的角色31。1990年以後,由於支應選舉經費需要及資訊電子業已榮景可期,出售長期投資的獲利甚豐,黨資本更積極地進行創投業務。除了投資新事業單位外,債權、股權投資對黨資本的企業紓困也有重要的意涵。出事的企業通常要求黨控股公司買進該公司股票(等於股權投資),但由於投資一個未能掌握主導權的出事企業風險太大,且債權人擁有優先求償的權利,因而黨資本傾向於債權投資(借款)或要求該事業經營團隊讓出經營權32。

「產業–政策連繫」指的是黨資本積累同政府產業政策的連繫。除了坐享其成的投資外(如中央產險和多數「欣」字開頭的地區壟斷性天然氣公司),黨資本也是國民黨推動各項產業政策的政策工具,推動政策的方式主要包括:參與經營的股權投資(如石化業的台苯等)、創導性股權投資(如中華開發對資訊電子業的創投)、代理國家資本(如代理行政院開發基金)、代理政府機關(如結合國內資本進行經貿外交)等方式(許甘霖1998b)。這些產業政策連繫雖有助於產業發展,但也為黨資本建立地方性的政商聯盟(如欣雲天然氣的創辦董事長是廖福本,欣高天然氣的董事長是陳田錨等)。就承擔投資風險的程度而言,自1989年以來,國內私人資本的羽翼漸豐,由於各方聲浪開始要求開放原由國家壟斷的領域(如公營事業行庫的民營化等)、重大公共工程改採BOT(如高鐵和捷運等)和新興工商綜合區的需求等趨勢,黨資本主要不再是助產婆(資訊電子業)和先鋒隊(石化業)的角色,而較像是搭便車者(free-rider)和救火員(fireman)。在搭便車者方面,如投資証券金融、資訊電子業、房地產、工商綜合區、公共工程BOT等。除了強化政商聯盟之外,這種產業政策聯繫的主要後果有兩個:在土地開發方面與地方派系結合,如高雄「大湖工商綜合區」就把反對黨的「媽祖婆」拉進來了33;由於投資開發具有繁榮地方的效果,黨資本也成了地方首長爭相邀請的對象,如金門縣長和花蓮縣長都邀請劉泰英開發當地,甚至以此為競選政見,而當立委時賣力批評黨營事業的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後也邀請劉泰英共同開發東沙島34。在「救火員」方面,主要是為跳票的企業紓困,但這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言藉機併吞私人企業,而是複雜的政治考量:首先,這些出事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通常有很多(當初該公司拉抬股價時進場抬轎的)散戶被套牢,被套牢的散戶們對執政黨有所期待,而出事企業也常訴諸「廣大的投資人利益」來求助;其次,國民黨是否帶領聯盟伙伴為這些(可能)曾經為國民黨兩肋插刃的事業疏困,對其他資本家也是示範,這是政商聯盟的道德政治學。

「資產組合」指的是黨控股持有各種資產(長短期投資股權和固定資產等)的比例。在1989年以前,黨營事業和黨控股公司的投資通常採取長期投資,加上股市不發達,黨資本的獲利主要來自依據對投資事業持股比例而來的股利分派。即使如此,在某些壟斷的事業單位中獲利仍相當豐厚。近10年來,在黨員所繳黨費僅占黨務經費不到1%的窘境下,黨資本一方面要以利潤支應黨務和選舉經費,另一方面又要維持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獲利成了第一目標。這反應在控股公司的投資組合上是收入(相對而言)愈靠出售証券(包括出售長期股權投資和短期投資)而愈少靠(根據持股比例而來的)股利分派。以中央投資為例(見表3-9),自1991年以來,中央投資的每股盈餘都很高(上繳龐大盈餘的前提),速動比也相當高(隨時拿得出錢),出售証券作為收入來源的比例快速攀高;與此同時,資產中流動資產(絕大部份為短期投資)的比例漸漸增加增。投資組合變動的意義是:中央投資的收入愈來愈以出售長期股權投資和短期投資為主,而這兩者的利潤水準都有賴於股市行情。其次,出售長期投資股權有兩種方式,各有不同的意涵及後果:若洽特定人轉讓,可以強化政商連繫,而國民黨在這些投資事業中仍可擁有影響力;若在公開市場出售持股,獲利通常較高,而且等於同投資散戶建立直接的聯繫。由於黨控股公司收入的其中一個來源是(根據股權比例的)股利分派,這要求被投資公司有較高的每股盈餘,進而使黨營事業的大小股東與黨控股公司得以「共榮」。不幸的是,國民黨兼採這兩種方式(如中央產險、華信銀行和中華開發)。

透過對黨資本歷史形構的討論,可以看出黨資本的多價性(polyvalence)35和多態性(polymorphism)36。就多價性而言,黨資本的每個面向(或結構)都是活性相當大的「價」,可以同各種社會結構或利益建立穩定程度和性質不同的連繫,進而產生促進產業發展、不公平的政黨競爭、惡化的政商關係或黨員忠誠混淆等後果;就多態性而言,黨資本同產業發展、政治體制和國際關係等領域更有盤根錯節的連繫。據此,民粹金權主義金字塔的頂層(譁眾取寵的財閥)無疑是黨資本及特定政商關係堅實的資本,下層(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則來自前面的五個範疇,中層(兼具譁眾取寵和投機性格者)則是政商關係較弱的資本、民意代表和地方派系等。

(二) 民粹金權主義的形成

民粹金權主義並非有意識的政治設計,它是政治(權立鬥爭等)、經濟(所有權連繫等)和論述(身分召喚和共識凝聚)建構的後果。為了分析的方便,底下分成三部份—歷次選戰、政黨競爭及國民黨黨內鬥爭—來考察民粹金權政治的形成。

1. 選舉與股市動員37

(1) 第1屆國大(1991)

台獨是民進黨1991年國大代表選舉的主要訴求,當民進黨擬將「台灣共和國」列入黨綱時(1991/9),北市証券投資人協會理事長袁希光38發表聲明指出:民進黨不接受各界善意勸告,將台獨條款納入黨綱,使台灣二千萬民眾面臨危機,尤其扮演經濟櫥窗的証券市場最近交易萎縮,顯示國內投資意願已受政局影響,民進黨的舉動「將引起投資大眾強烈不滿」;10月14日國內股市收盤時指數下跌269點(近半年跌幅最深的一次),投資人和証券商的解盤大都把矛頭指向「台獨黨綱」,甚至打電話至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鳳山証券董事長范姜新運更指民進黨此舉會「害死股市」39;16日股市續跌259點,袁希光再度表示,民進黨公開提出台獨主張,已使投資人帳面損失已達3,250餘億元,他將邀集各地投資人協會的負責人與代表,展開抗議和請願行動,而投資人協會也計畫針對台獨主張,舉辦500萬投資人投票公決和証券市場全面的民意測驗;翌日(10/18),投資人協會聯合會舉行座談40,譴責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是股市下挫的主兇,除請求政府依法嚴辦之外,並希望政府「繼續推動六輕、核四廠等重大經濟建設,降低證券交易稅率,改善國內投資環境」;22日,袁希光再度指出,民進黨將台獨條款納入黨綱後,股價指數已下跌735點,投資人損失金額高達新台幣4,600餘億元,投資人協會將在各地舉行緊急座談會,譴責民進黨的不當行為,並將發起十萬投資人簽名活動,向民進黨提出嚴重抗議;24日起,由投資人協會聯合會、北市投資人協會和中華投資者文教基金會共同展開為期半個月的「反對政治影響經濟十萬人反台獨簽名活動」。袁希光表示,這些簽名整理之後,將會召開記者會向社會說明,並且推派代表將簽名送往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以表達證券投資人「反對台獨,希望政治、社會安定的心聲」41。

多位政府官員(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經建會發言人張隆盛等)也積極地回應投資人的呼籲,閣揆郝柏村更在全國證券會議(11/18)致詞時表示:證券市場要健全發展,「政治安定是根本問題」,年底的國大代表選舉,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他並呼籲全體參與全國證券會議的人士,應「不分黨派重視年底選舉」。在民意代表方面,王令麟等6名立委在財政委員會連署提案(11/27),建議財政部調降証交稅,並要求財部在12月31日前提出具體答覆;另一方面,袁希光也指出,目前證交稅率過高,他希望證交稅率改為彈性課徵,以符合課稅公平原則並「減少投資人怨懟」;緊接著,由中華投資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健全證券交易稅制」在立法院舉行公開研討會(12/5),立委張世良表示「投資人透過投資管道取得利益,是很正常的事,至於年來股市低迷不振,政府不能坐視不管」。立委林鈺祥則認為,國內股市受到「預期心理的影響」很大,財政部有「不能公開討論的苦衷」,但內部則應經常檢討,以探討現行證交稅率是否合理。北市投資人權益促進會召集人李金土42等多位股票投資人也希望財政部能「從善如流」,隨並後到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陳情」。隨著投票日將至,投資人的動作更加積極。先是由證券市場協進會發起近百位股市投資人前往財政部抗議(12/10),表達調降證交稅率等要求,繼而轉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此外,投資人協會聯合會也舉辦兩場座談會(12/10、12/12),除要求降低證交稅率外,並提出設立投資人保護基金等要求;袁希光更呼籲投資人(12/19):股市的繁榮必須靠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動亂必會導致股市大跌,使投資人意外受損」,希望全體投資人以「理性與良知」踴躍投票,投給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政黨候選人。43

官員、民代和投資人或基於不同的原因反對台獨,但其共同的訴求就是「政治安定」:這對官員的意義是繼續執政,對民代是利益和連任,對投資人則是股市穩定,但她們之間的共識尚未完全建立:証交稅對國家官僚而言是稅收和抑制投機的手段,但卻是民代(中層之譁眾取寵的投機階級)和投資人(底層之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賺錢的絆腳石。

(2) 第2屆立委(1992)

隨著年底立委選舉即將開鑼,証交稅又重新搬上檯面。立委何智輝9月29日擬緊急提案修正《證券交易稅條例》並指出,政府企圖以偏高證交稅稅率來抑制投機,不但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加重一般投資人的負擔」,他希望調降證交稅稅率以「降低投資人成本」;與此同時,三大工商團體也做成決議,聯合向行政院建議調降或停徵證交稅,「以減輕投資人的財力負擔,並提振投資意願」。一向反對調降証交稅的財政部長王建勳當時正因土地增值稅問題被兩黨立委圍勦而兩度提出辭呈。李登輝約見王建勳時,希望他能打消辭意之餘也特別表示:任何公共政策的擬訂,仍需注意「技術」與「時機」的掌握(中央社1992/9/29; 10/3, 9)。接下來的事態變化有些戲劇性。底下這篇由黨營《中央通訊社》發出的新聞稿,值得整段引述:

李總統在執政黨中央常會後,接見總統府資政邱創煥時,表示對於在股市套牢的投資人極表同情,希望採取彈性降低證交稅率,以活絡國內股市。王建勳今天前往監察院報告時,由記者口中得知這項訊息,並獲知這是李總統接見邱創煥所作的指示,而由邱創煥對外轉述後,深吸一口氣,久久才告訴記者,「請你們讓出一條路吧」,他在離開時,頭也不回地再補上一句「這句話是有很深的含義」。(中央社1992/10/14)

對李總統的關心民瘼,財部官員則表示不知道李總統有這項指示,也否認行政院正研議這項方案,但若「李總統有指示」,財部自然會研究降稅的可行性44。

10月22日王建勳在股市漲聲中黯然下台,在同記者座談時指出:過去金權還只是偷偷摸摸地作,但現在則是赤裸裸地幹;同一天,立委吳勇雄則在立院召開「健全股市,活絡股市」座談會,數百位來自各地的投資人參加這項座談。吳勇雄致詞表示,彙整投資人的意見後,將於28日舉行的立院財政委員會相關會議中提供給與會立委們參考。李金土向政府喊話後,更率領投資人前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陳情;10月28日立院財政委員會在「夜間」通過國內證券交易稅改採彈性機動稅率的提案,投資人協會聯合會和投資者文教基金會都額手稱慶;當晚,文工會主任祝基瀅立即提出嚴正聲明,表示為保障股市投資人及社會大眾的權益,國民黨絕不能讓外界誤會黨籍立委—尤其在選舉期間—利用職權影響股市正常發展;2週後,國民黨中常會對選前提案修改証交稅的吳耀寬和蘇火燈予以黨紀處分(停止黨權一年);半個月後,國民黨立院黨政協調工作會主任王金平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股市投資人的信心」問題 ,如果「任何措施可以使股市活絡,那麼行政部門積極去做,執政黨只須表達關心,不會介入」。順便也看看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因「華隆案」主角翁大銘也投入立委選舉,根據其競選後援會統計,翁大銘競選總部共接獲股票投資人的捐款200多筆,計新台幣200多萬元(截至11月底)。競選總幹事王繁洲表示,「沒有錢的人選舉不花錢不稀奇,有錢的人選舉不花錢才難得」。除了動員所有員工拉票外,翁大銘也親自到各號子拉票,其助選員更身穿寫有「投資人的希望」的背心,爭取投資人的認同。45

在這次的選戰裡,執政者對股市投資人的呼喚和陳情有相當正面的回應。即使總統府不敢明言,立法院已明白表態。(中層)譁眾取寵的投機階級和(底層)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之間已建立相當的共識和默契,唯一的障礙是國民黨的舊勢力。

(3) 第1屆省市長選舉(1994)

1994年省市長和省市議員競選活動即將展開前,李登輝在革實院「研究班結業同學聯誼座談會」(9/16)的演講上表示:

今年的選舉太重要了,關係未來執政...拜託你們這些政務官,不要再說政治中立了。行政有什麼中立呢?你們大家都是政務官,如果不是國民黨執政,你們大家都out,都要離開了...沒有票就沒辦法執政...我們國民黨有兩百萬黨員,每個人拉5票就有1千萬票,票都是我們的啦...大家要有企圖心,有熱忱,放下身段,全力輔選。(引自黃光國1995:80-1)

李登輝的指示隨即發生效果。對10月爆發的「洪福案」,証管會主委戴立寧表示:當証交所與投資人的利益有衝突時,保障投資人利益應較保障交易所利益優先;劉泰英也公開喊話,認為市場反應過度,他研判「後勢必會反彈...現在正是投資的好機會...希望大家趕快去買股票」;李登輝更於12日公開宣示:「股市應以投資人的利益為優先」。當天股市即應聲暴漲371點(黃光國1995:49-50)。

隨著投票日(12/3)的接近,股市動員也更加積極46。相較於1992年2屆立委選戰時的欲語還羞,鬥垮舊勢力的(上層)國民黨政商聯盟當權派與(中層)譁眾取寵的投機階級更加明目張膽地召喚(底層)待價而估的投機階級。威京集團、長億集團及國民黨黨管會於11月11日集合台北市券商舉行選舉餐會為黃大洲造勢,沈慶京表示,若國民黨在這次選戰失敗,民進黨將無法維持目前的經濟繁榮,那麼「股市現在的最低點,將是未來選後的最高點」;原班人馬17日移師台中參加為宋楚瑜造勢的「台灣經濟發展與股市前途座談會」(長億集團主辦),「學者」劉泰英表示,年底省市長及議員選舉,對於股市成長「絕對有影響...執政黨能贏得這場選戰,社會才能繼續安定,股市投資人才能安心,對台灣股市成長才能產生正面的影響」;這批人馬在29日又回師台北的「投資人之夜」(威京集團主辦),共吸引近三千多位投資人到場聆聽,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揭櫫「安定萬歲、繁榮萬歲、投資人萬歲」為大會宗旨,「學者」劉泰英更強調這次選舉對股市的重要性:「只要政治安定,股市一定有機會爬升到9,000點」。國民黨和親國民黨財團公然放出消息製造選舉行情或証管會號召光華投資進場護盤,也成了民、新兩黨候選人抨擊的議題。更有人向証期會檢舉沈慶京,指他不避嫌疑地為執政黨選舉造勢,有意圖影響行情的嫌疑;新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趙少康也在元大証券發表「給股市投資人的公開信」,指出最近股市盛傳國民黨若輸掉省長和台北市長股市便會下跌,他強調國民黨黨營事業與股市聯手坑殺散戶才使股市變成「吃人市場」;但李金土則立即發表聲明,指趙少康從未關心投資人權益,他呼籲股票族「不要相信行騙選票的人」。47

在這次選舉,台灣股市的解盤出現了「選舉概念股」(具黨政背景的股票)、「慶祝行情」和「謝票行情」等術語。這些慣用語可以視為股市投資人的「慣例」:是譁眾取寵的當權財閥與她們之間恩「庇主–侍從關係」的概念化,也是她們得以在政治行動(投票)和經濟行動(股票買賣)間建立連繫的依據。

(4) 第9屆總統及第3屆國大(1996)

1996年的總統選舉是「民粹金權主義」的試金石。在中共文攻武嚇下李登輝仍能高票當選,學者們—無論佐以多少歷史、制度和結構之類的分析—幾乎是眾口一致地將之歸於李登輝的個人魅力:透過民粹動員的台灣人總統。「李登輝現象」(郭正亮1996)最能作為這幅「族群動員、魅力領袖」圖像的標題,也是「民粹威權主義」的通俗用語,但民眾在這幅圖像中比較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這裡提供另一幅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圖像。

中共宣布自1995年8月15日起再度進行飛彈試射後,總統選舉和股市即蒙上陰影。各方說法都認為中共軍事演習的目的是要讓國人在心理上覺得不安,造成股市下跌、金融風暴等經濟衰退現象,進而影響總統選舉。因而如何振興股市成了林/郝和李/連兩大陣營爭取投資人支持的策略角逐。對於股市投資人的人心惶惶,郝柏村2月10日首度進入號子向股票族拉票,強調中共以演習影響台灣經濟安定的企圖非常明顯,「而政府只有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走台獨的路,兩岸關係才能和緩」;李登輝則公開表示,行政院長連戰即將有振興股市的作法,投資人可以「安啦!」48。行政院隨即宣布多項股市利多,包括成立股市穩定基金、將勞退基金及各營利事業退休基金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由現行的20%提高為30%,以及加速開放外國自然人投資國內股市,並將全體外資投資單一上市公司股票比例由現行的15%提高為20%等。這些利多措施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林洋港表示,股市猛跌是肇因於李登輝康乃爾之行而使兩岸關係緊張所致,而行政院決定由公營單位提出2000億元挽救股市「明明就是為李登輝、連戰在總統大選中政策買票」。面對立委質疑時,證管會主委陳樹則答以「股市穩定國家才能安定」。由於財政部強力運作和工商界的支持,股市穩定基金在三大工商團體大老列席的指導七人小組監督下粉墨登場49,表示將在股市受非經濟因素干擾時進場護盤。股市當然不是穩定基金可以獨自撐得起來,除了和1994年省市長選舉一樣的造勢喊話之外,基金和法人也配合政府作多大舉買進股票。截至3月24日為止,股市穩定基金進場以來總共投下新台幣608億元,指數上漲近250點,在大選前夕甚至大舉投入63億元,將指數拉抬到5060點。選舉揭曉後股市穩定基金仍持續運作,雖然選後開盤第一天僅上漲0.96點,但此後漲多跌少,加權指數一路挺進到5月20日前幾天的6000點左右。50

這次選戰的股市動員不用做太多瑣碎的細節描述—都明媒正娶了何必再解構戀人絮語來猜她們之間的關係。因為穩定股市基金的設立,標示著譁眾取寵的當權政商聯盟同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間恩庇主–侍從關係的制度化,這是比「慣例」更為篤定的承諾51。

2. 國、民兩黨政治鬥爭

(1) 新保守聯盟時期(1990/5~1993/2)

在國民黨的新保守聯盟時期,黨營事業是民進黨在國會和選戰時挑戰國民黨的主要焦點議題,質疑的焦點包括黨營事業的合法性、特權、不公平競爭,及國營事業黨營化等議題。新保守聯盟的官僚面對質疑時,若非訴諸現有法令為既成事實辯護,就是敷衍搪塞過去:如公平會主委王志剛說「黨營事業是依公司法合法登記,正正當當從事經營」;當時財政部長王建勳對兼任金融黨部主委的職務衝突和行政中立問題雖表示「仍在思考如何釐清角色分際的問題」,但拒絕辭去任何一項職務;經濟部長蕭萬長表示「所謂黨營事業,在經濟部而言,都是公開而沒有壟斷...依法成立的公司」或「國內有關法令中只有公民營事業,沒有所謂黨營事業...無所謂不容黨營事業享受特權的問題」;行政院長郝柏村先是說「政府對財經有關事業,都一本法律基礎,大公無私至公至正地處理」,後來更表示「不知道何謂黨營事業...政府對任何政黨都依國家法律公平對待,沒有所謂特權」;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關中甚至嘲笑民進黨「不能因黨營民進報經營不善,而批評國民黨經營黨營事業」。敷衍歸敷衍,國民黨也對黨營事業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爭取黨營事業的「合法化」和大眾對黨營事業的認同:如以優勢人力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修正案》(1992/6/15),企圖以「政黨辦理法人登記」的條文,使既有黨營事業取得法律上的正當性;中央副秘書長徐立德在國民黨成立金融黨部時也指出,「將以發展黨部組織、提供服務給社會大眾及爭取更多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作為未來工作的主要目標」,但對是否開放華信銀行股權給黨員方面,則表示「時間還早」。52

相較於前期在「威權」和「民主化」之間的抉擇(王振寰1996),該時期則是在「新威權」和「金權」間的猶豫,因而算得上是「迷惑的國家」的延續。然而,導致迷惑的原因不僅是財閥和地方派系的金權攻勢,更重要的是黨資本本身的金權性質。底下會看到,正是新保守聯盟中舊國民黨勢力既擁金權又反金權的「角色迷惑」,成了資產階級屠黨的木馬。

(2) 政商聯盟時期(1993/2~)

新保守聯盟瓦解後,反黨資本勢力對黨營事業的質疑,除了延續前期的議題外,主要火力集中在推動黨營事業的財產公開和民營化(黨營事業上市),以及質疑黨資本自1994年初以來在經貿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國民黨當權派面對質疑時除了一本敷衍搪塞—如「黨營事業屬民間企業,不便表示意見」(楊世緘)和「若政黨依照一般民營事業的法律規範來經營...(則)法律允許的事情,人人得而為之」(連戰)—之外,也有相當積極的動作:包括黨營事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重組、推動黨營事業股票上市、公開黨營事業財產和爭取民眾認同。在所有權重組方面,李登輝在就職三週年記者會上表示「將來在《政黨法》公佈後,會依新的法規來處理黨營事業,黨的股份也應逐漸全部讓民眾經營比較恰當」;隨後國民黨14全會(1993/8)的〈現階段黨務發展綱領〉也揭櫫「本黨應儘速完成法人登記,黨營事業應依法公開財務狀況,接受監督稽核,並注重營運績效,擴大黨員參與」的原則;接著,中央投資總經理劉維琪也表示「為了使黨營事業發展正常化,這些事業的股票未來將公開上市,讓全民都有機會投資黨營事業,並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將依証管會有關規定與股權分散原則,任何人都可以持股」。在經營權的重組方面,李登輝在中常會提案成立「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93/3/31),負責黨營事業的綜合規劃、投資效益評估、經營管理督導和績效考核等,由劉泰英出任籌備會主委;黨管會成立後,劉泰英自中華開發推動人事的年輕化及制度化,開始一連串的人事職務調動53;另一方面則是延攬資本家進入黨管會擔任委員,並成立背景同黨管會高度重疊的半官方工商團體(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54)和產官學三位一體的智庫(台灣綜合研究院55)。在公開黨營事業財產方面,是積極推動政黨法人化。在爭取民眾認同方面,則是以社會公益活動提昇「企業形象」,如黨營啟聖實業和興業建設同潤泰建設合組「潤福生活事業」興建「中高齡者安養專用住宅」等。56

國民黨「黨營事業業務研討會」(1993/12/15-17)提出的五大營運方向57和對人事制度的共識(年滿70歲者不予遴派為董監事)58,總結了過去一年和未來的改革方向59:利潤、營運綜效、公開化、大眾化60、新的產業政策連繫61和世代交替。1994年2月國民黨辦理法人登記後,內政部即於4月1日核定國民黨得以黨名登記財產;黨管會隨即將原登記於黨員名下的黨股轉移到國民黨名下,資本額2億以上的黨營事業都積極地補辦公開發行—任何人皆可在証期基金會的圖書室查閱黨營事業的財務報表;1993年11月前,國民黨七家控股公司的94家轉投資公司中,持股超過50%以上者有24家(1993/12/17),但到現在為止,雖然黨投資事業單位已近300家,黨股超過50%的卻不到10家。雖然民進黨新潮流系在1992年11月已喊出「黨產事業充公」的競選口號,黨營事業的公開化和民營化不能完全歸於反黨資本勢力的戰績,這部份是因為黨內非主流勢力的「迷惑」62,部份是因國民黨當權派也將之視為選戰策略。事實上,在國民黨14全之前(1993/8),就有黨代表提出黨營事業造成了「基層黨員的認同危機」的問題;其次,由於黨費和企業捐贈僅能支應黨務經費支出的2%不到63,而根據1993年的黨管會的投資事業業務研討會報告(12/12),1992年94家黨營事業的稅後純益約80億元,若依「持股比例」分配盈餘則不到30億,甚至不敷黨部開銷,因而以股票上市方式出脫持股便成為籌措選舉經費的手段。《卓越》(1993/9)和《資本家》(Forbes) (1993/12)等財經雜誌的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結論。換言之,國民黨不是從善如流,而是順勢推舟。從此之後,除了「黨產信託」等構想稍微具體一點之外,反黨資本勢力對黨營事業的其他挑戰64,就顯得理直氣不壯了65,而黨管會更在1995年8月間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逾四成民眾「肯定支持政黨藉黨營事業的收入,支應黨務發展所需」66。

「黨營事業」都合法化(根據《人團法》)、民營化(股票公開上市)和公開化(定期公佈財務報表和投資案)了,你(妳)還能怎樣?

 

3. 主流/非主流政治鬥爭

黨營事業「對外」日漸公開化、正當化的同時,龐大黨產的運用和黨營事業鉅額盈餘的流向問題也在國民黨內部造成疑慮。國民黨中央委員張一熙67在第14屆二中全會(1994/8/26)的兩項建議案—「依中央委員意願與專長,分派至黨營事業協助經營」及「黨員繳足黨費,將取得黨營事業溢價發行股票之優先參與抽籤承購權,若投保於黨營保險事業,可享受優惠保費」—打出了第一砲,徐立德連忙澄清黨產龐大的不實「渲染」,並表示將黨的力量與民眾結合是相當好的作法:國民黨辦銀行是為黨員理財,而辦保險是協助大家解決問題,為黨員服務。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此時國民黨當權派的「擴大黨員參與」僅止於高層黨工,股票上市的對象主要也是「一般投資人」,而將基層黨員視為顧客,擬透過黨營事業來提供「服務」(保險、理財等),但部份黨幹部和黨員也想分一杯羹,甚至有部份黨員認為在「退黨後應可要求分配黨產」。雙方的僵持因1995年初黨內主流/非主流鬥爭搬上檯面及「尹書田紀念醫院捐贈案」而有了大幅度轉變。

1995年3月1日的國民黨中常會裡,先前「不知何謂黨營事業」的副主席郝柏村在中常會提出臨時動議,建議在黨內成立小組「針對黨產財務及管理公開化進行研究,以及早釐清外界對國民黨的不實謠言」,即使劉泰英在中常會提出報告,包括俞國華在內的中常委也對報告內容表示滿意,郝柏村仍覺得「還不夠」。3月初,中央投資捐款10億元給潤泰集團興建「尹書田紀念醫院」一事被揭發後,引發朝野立委對利益輸送的強烈抨擊和黨員同政黨間的關係的爭議。國民黨中常會隨即決議成立「黨產五人調查小組」68進行調查。雖然該案已由李登輝批准且已捐出5億,「五人小組」最後仍決定收回捐贈(包括已捐出的5億),潤泰集團則退回5億元捐款69。接著,黨營事業主管「賤賣黨產」(香港華夏大樓及建台水泥股票)和高價購買東京「台灣貿易開發中心大樓」等事件一一揭露,引發百餘名(一說500餘名)擁郝的「忠貞黨員」連日在中常會會場外舉國旗黨旗抗議,要求「總統提名人由黨員直選」、「劉泰英認罪下台」。70

當權派以三個「向下正當化」的措施來因應黨內對黨產問題的爭議。首先,鄉鎮市黨部常委、民眾服務社理事長、縣區級黨部專職黨工等向秘書長許水德質疑「既然中央那麼有錢,為什麼地方就缺少經費?」許水德便從善如流:以後基層黨務幹部平日參加婚喪喜慶,「只要檢具請帖,便可黨部申請實報實銷」。換言之,透過基層黨工以黨資本來積累社會資本(人脈關係)再轉化為政治資本(選舉動員);其次,針對黨員要求分股,組工會主任涂德錡(1995/5)表示,中央曾考慮將黨營事業股票釋出給黨員,但因於法不合、分股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及股票本身漲跌等因素,在李主席指示下,中央考慮採「黨費與保費」結合方式,並由黨營幸福人壽研擬一套可行的保險制度,「讓黨員享受到黨的照顧」71。換言之,使黨員成為顧客,進而將政治理念的結合(黨–黨員)轉化為勞務買賣的關係(企業–顧客);第三,國民黨原有意成立新的控股公司供黨員認股,但《公務員服務法》及經濟部相關解釋令限制律師或軍公教人員不得擔任公司發起人參與入股,而「國民黨這類身分的黨員甚多,無法達成普遍照顧黨員的原意」,故決議朝「控股公司對黨員發行公司債」的方向研辦。換言之,讓黨員成為黨營事業的(小)債權人。除此之外,青工會主任徐抗宗也表示,黨營事業歡迎黨員學生報考,保証「公平競爭、優先錄取」,等黨員報考完後,再開放社會人士報考;秘書長許水德也指示黨管會與華信銀行研究對學生黨員的低利貸款辦法,以照顧清寒的學生黨員。雖然內部的異議仍在,國民黨第14屆全國代表聯誼會向黨中央建議,對黨產及黨營事業的經營管理應「理直氣壯」。到這裡,我們可以說,黨資本已成功地取得內部的正當性了。72

那國民黨如何透過黨資本如何進行選舉動員呢73?劉泰英在「83年度黨營事業業務研討會」中表示:未來在績效考核方面,將動員輔選列入考評。李、連展開競選後,國民黨「輔選會報」及「輔選策劃小組」底下,「黨營事業動員」是其中一組。後援會成立時,劉泰英更呼籲黨營事業員工「每人至少拉10-15票,為李、連拉到100萬票」74。換句話說,動員黨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係—所連繫的社會資本(人脈關係)來積累政治資本。75

4. 小結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民粹金權主義的構造了。這是一個金字塔:頂層譁眾取寵的財閥包括國民黨當權派及透過黨資本建立的政商聯盟;中層是由民意代表、黨營事業主管、黨中層幹部、券商、股市大戶和地方派系等所構成之譁眾取寵的投機階級;底層則是包括厭惡不確定性又期待政治行情的股市散戶、黨營事業(小)股東和(小)債權人,以及依附整個民粹金權運作而獲利的群體所構成之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這個機制的運作邏輯是透過政治手段獲取經濟利益,或是透過經濟手段獲得政治利益,而串連這三個階層的,正是黨資本。李登輝在14屆中央委員會(1996)提議將國民黨改造為「選舉機器」,雖遭部份中常委反對,但國民黨以選舉機器的方式運作,在這之前已行之有年了。

然而,民粹金權主義並非沒有內在矛盾。股市大戶和上市公司董監事(甚至某些立委)都想趁機撈一票—努力賺散戶的錢,1997金融風暴以來的一連串的企業跳票事件,幾乎都與董監事拉抬股價有關(如國產汽車案、海山集團案、國揚案、東隆案、台鳳案等)。雖然黨資本都有程度不同的紓困,但這只能減低抬轎散戶的損失,股市也因而出現了新的術語—地雷股和黑金概念股76。股市大戶和部份上市公司董監事的炒作股票就多大程度上構成民粹金權主義的反趨勢(counter-tendency)仍有待觀察,但若投資人的損失仍可得到補償,則反趨勢的作用等於受到抑制。


四,民粹金權主義的定位

如果民粹金權主義對鞏固國民黨政權是個有效機制的話,那麼,國族主義在哪裡?然而,民粹金權主義的提出,並非用以取代民粹威權主義的說法,相反的,透過民粹威權來定位,民粹金權主義才能對台灣的政治轉型提供比較完整的解釋,反之亦然。底下先以民粹威權主義作為參照點(point of reference)為民粹金權主義進行初步的概念定位,再將之安置在政治重構的脈絡中,底下分述之。

(一) 民粹威權主義與民粹金權主義

民粹金權主義正如民粹威權主義一般,是對1990年代初期以來政治轉型特定面向的刻劃,這可以從動員對象、訴求手段、訴求目標等方面來掌握(兩者的對照整理於表4-1)。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民粹威權主義以觀念的國族利益來召喚「台灣人」,建構新的「人民身分」(peoplehood);而民粹金權主義則訴諸與所有權相繫的「公民身分」(citizenship)和經濟利益來動員「投資大眾」,形成「利益共同體」。即使有這個種大差異,這兩者間的關係卻也不是衝突與否就能說明的。底下討論五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前面文獻回顧所提到的「變裝論」:資本的利益「變裝」為國族的利益,進而掩蓋或延宕物質利益的衝突或滿足,換言之,金權李登輝「變裝」為民粹李登輝。這是「民粹金權主義」和「民粹式民主」的主要論點。根據本文的分析,利益動員的力量可能不亞於族群動員,因此變裝論的解釋力有待商榷。如趙剛以Marcus「壓抑性的反昇華」的概念,批判族群民族主義「藉對於人民生活中的真實欲望與利益的壓抑,而達到虛假的個體與整體的『擬同』高潮狀態,即自我和『我族與國族』擬而為一」(趙剛1998:108)。這種批判同民粹威權主義一樣,都低估了民眾的工具理性和價值(不)理性。第二種可能性是分類動員:對「台灣人」而言,李登輝是國族的,但對「投資大眾」而言,李登輝金權的。因此,民粹威權和民粹金權共同鞏固了國民黨的政權。然而,相較於前面第一種的工具論,這種說法有功能論之嫌,且無法說明兩者間的關係。第三種可能性是如 Weber所說的金權式買收(plutocratic acquisition),亦即,民粹金權是民粹威權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根據Weber的看法,在原始民族裡,當魅力領袖色彩的漸為經濟事物所取代,財閥可能僅藉一頓饗宴就接收了魅力領袖的統治(Weber 1978:1146)。換言之,「台灣人總統」的魅力轉化為「金權總統」。然而,就這兩股趨勢的「同時興起」而言,這種說法也有問題。第四種可能性是「互補的共進」(complementary synergy):股市(和其他經濟領域)是新國家應許的「蜜與牛奶之地」,而國族主義則是營利欲的外衣,換言之,民粹李登輝同時也是金權李登輝。這種說法似乎頗有道理,但無法解釋投資人的省籍特徵和政黨傾向。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民粹金權主義「解放」了民粹威權主義,即基於小所有權的「市民身分」同化了基於出身的「人民身分」,Weber將此稱為「被統治者的拉平」(the leveling of the governed) (Weber 1978:985)。章英華與黃毅志(1999)最近的一篇社會變遷調查報告的分析也指出,交友及婚配的族群界限是愈來愈模糊,而對股市投資人而言,為了觀念上的利益(國家認同)而損害物質利益(股利分派或証券交易所得等)的確不是明智之舉。但族群界限的模糊有很多原因,即使同利益動員有關,其間的關係也有待進一步探討。

以上討論的五種可能性並非彼此互斥的,也可能都存在。民粹威權主義和民粹金權主義的組成要素都隨著時間而改變,進而改變了兩者間關係的樣態。對這兩者及其關係及起轉變的理解,有待進一步的檢証。77

(二)民粹金權主義與政治轉型78

沒有釐清民粹威權主義和民粹金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妨礙將兩者放在更廣的脈絡下來考察。基本上,這兩個概念都是用以刻劃近10年來的政治轉型,因而最恰當的方式就是從政治體制重構的角度來進行脈絡定位。國家機器可以從形式面向和實質面向來掌握:前者包括利益代議形式(forms of representation)、干預形式(forms of intervention)和制度接合形式(forms of 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onsidered as an institutional ensemble);實質面向主要包括國家所執行的特定政策、國家的社會基礎(支持或反對國家體制、其運作模式和目標之各種社會力量的型態)以及國家權力運作所依據之霸權計畫 (hegemonic project) 79的性質(Jessop 1990:207)。據此,作者將民粹威權主義與民粹金權主義的對政治體制重構的意涵整理如下(表4-2)80。

就國家形式而言,在利益代理形式方面,前期是一黨威權的半議會制(增額民代)、威權統合主義(由國家代理勞、資方的個別利益)、威權侍從主義(以利益交換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和家父長主義(威權加上分批給的福利)的結合;近10年來則轉型為兩黨霸權的議會制(就所有議題只能透過兩大黨才能進入政策制定過程而言),對資方是轉變為結合國家統合主義和金權統合主義的大小伙伴關係81,對勞方則是以市場的規訓力量(引進客勞等)取代威權的國家統合主義,對地方派系則是變成以經濟利益結合來鞏固政治支持的金權侍從主義,對一般大眾則是結合民粹威權主義(族群動員)與民粹金權主義(利益動員)。在國家干預形式方面,是自黨國(威)脅調(解)勞資充衝突的威權統合主義轉變為國家協調勞資衝突的國家統合主義,以及自公營事業推動產業發展和金融壓抑轉為民營化和逐步解除管制。在制度接合形式方面,前期是以黨(綱領制定)領政(策擬定和執行),以黨政主導政商(國家–產業關係),現在則是以政商(金權勢力)主導黨政(黨務和立法機關),而黨政間則協調以符合政商聯盟的利益。在國家的實質面向方面,除了視個案而定的政策之外,在霸權計劃的性質方面,前期是國家壓抑資本利益以保障收入平等並同中共政權競爭的「一族兩國」(one-nation, two-states) 82,現在則是國家以民為壑來捍衛資本的利益並與中國劃清界限的「兩族一國」(two-nations, one-state);在社會基礎方面,前期是軍公教及財團和地方派系,現在則加上以經濟利益和國族利益被動員的「一般民眾」。


結論:政策批判的意涵

這裡的批判有雙重意涵:其一是對民粹金權政治的解說性批判,其二是對反金權政治策略的批判。如果我的分析沒有太大錯誤,那接下來的問題是:民粹金權主義是短暫而不穩定的,或者有強化的趨勢?以及,如何擬定反制的政治策略?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令人悲觀:如果譁眾取寵的財閥和待價而沽的投機階級始終有透過政治手段達到經濟目的的動機83,國民黨也有透過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的需求,而它們又以我們所珍視的民主為手段,甚至它們結合的後果就短期而言似乎有助於「經濟發展」84,那麼民粹金權主義的「亡徵」又在哪裡?Pareto認為,狐狸族菁英缺乏使用武力的意志力,而這個缺點最終將使他們喪失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威,結果將是另一批獅族—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起而代之。這個說法預設的經濟理論是投機階級之得來自於固定收入階級之失,而後者提供了可用於投資基金。但對台灣的民粹金權主義來說,投資基金則主要是來自於待價而沽投機階級本身(投機不成變投資)。Sumner也指出,雖然金權主義與民主體制一旦結合,必定是「砸鈔票」主導「數人頭」,但反過來說,以「數人頭」來支配「砸鈔票」的後果同樣行不得:它只會讓金權政治轉入化明為暗而更不易駕馭,正如在立法機關防堵政商關係只是讓它的運作中樞轉移到中心診所後面一樣85。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令人心酸:如果金權政治有民粹基礎,那如何「凝聚全民共識」來對抗金權政治?反黨資本勢力雖然不遺餘力地批判、牽制、規範黨資本的擴張,但總的說來是鎩羽而歸的比奏捷的多。比如說「國發會」雖達成「黨營事業不得參與政府採購」等四項共識,民進黨也將此視為勝績86,但國民黨數百家轉投資事業中符合〈政府採購法〉87定義之「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標準的不到20家,這簡直是為「無責任歸屬」的黨資本合法化。最近民進黨立院黨團也正在推動「政黨黨產信託」的法案,然而,「黨產強制信託」是把黨產以「保証一定利潤」的契約集中交付特定政商關係堅實的公司(如中華開發或中聯信託)或分別交付所有兼營信託業務的公司管理呢?而這除了使政商關係更不受羈束地蔓延擴大並豁免國民黨對金權政治惡化的責任外,能有什麼正面的遏阻效果?這種政治行動的無能為力來自反黨資本勢力預設的前提:市場機制和民主。然而,就市場機制作為交換制度而民主制度作為政治手段而言,本身都不足以自動產生倫理準則,若強將手段當成目的,僅是將民主和市場拱手讓予譁眾取寵的財閥。

雖然黨資本是民粹金權主義的樞紐,但若沒有黨資本,台灣不見得就沒有金權政治,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也不見得會(也不見得不會)結合起來。另外,如果沒有黨資本,台灣的民主化—就國民黨的退路而言—所付出的代價也許更大,產業發展—就石化業與資訊電子業來說—也可能達不到目前的水平。除非台灣經歷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或者被中共武力「解放」,否則在可見的未來,國民黨的黨資本仍將同其他私人資本一樣享受《憲法》的保障。因而,對民粹金權主義和黨資本提出轉化的(transformative)、可行的(feasible)構想是當務之急。在此,我干冒被扣帽子的危險,對黨資本提出一個同主流反黨資本典範截然相反的構想:如果國民黨只能投資它擁有主導權的事業,那會如何?如此,相較於現狀,國民黨對黨資本的運作將因主導權而責無旁貸88:對反金權勢力而言,黨資本的界限和責任歸屬將會簡化而更清楚,因而便於監督(甚至駕馭);對國民黨而言,主導權意味著股權的集中,意即動用社會資本的程度降低,進而減少黨資本的影響範圍(特別是處於法律邊緣和超出法律之外的活動);對私人資本而言,由於對黨營事業主導權的要求和上繳利潤的壓力,同黨資本的策略聯盟意味著犧牲超額利潤並受黨資本主導;對「待價而估的投機階級」而言,也由於(黨資本改造後)數量和政治籌碼減少而減少政治影響力。

這種訴諸責任歸屬來轉化黨資本,進而限制金權政治的構想,我稱之為「示範經濟」(demonstrative economy)。它的立足點是以責任政治主導政商關係運作來取代政商關係主導責任政治運作,是以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規範黨資本來防止黨資本陷入道德危機(moral hazard)。(政黨擁有主導權的)黨營事業的正當性不是視它做了多少社會公益而定,而是看它在勞資關係(如員工參與公司決策的程度、員工是否有產假和陪產假、雇用殘障人士的比例等)和產業政策連繫(如果生物科技是下一波的成長機制、如果解決基層金融是當務之急、如果平衡區域發展是民之所欲,那黨資本該扮演什麼角色?)等方面的表現89。如果黨資本不是該黨宣稱之政策的支持者,或無法落實該黨的政見,那豈非自暴欺瞞?這樣一來,政商關係將是為產業政策添翼而不是相反?而高鐵或捷運讓國民黨(或民進黨、新黨、勞動黨)來興建又何妨?

當然,這種示範經濟—同時也是示範政治—必須有制度的配套(如制訂《黨營事業特別法》,明定黨營事業的財務、投資決策和人事等資料定期公開、不法經營的責任歸屬和懲處等等)、足以形成共識並達成妥協的論述邏輯(如對黨營事業有一致的界定,對黨資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社經後果有周延的理解等等)和超越黨派短期利益的中長程規劃(比如說不會以拉長陣線考量的理由將黨營事業的議題當做交換籌碼讓出去等等)的配合,也必須透過政經現實和理念的觀照來進一步提煉,才能奏效。本文的主旨在釐清民粹金權主義的構造和形成,示範經濟的構想目前仍十分粗糙,但作者願意接受對這個構想的質疑和批評,更樂於拋棄己見而支持其他更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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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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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工商》、《中時》及《中晚》新聞檢索。(http://www.chinatimes.com.tw)

Cmoney理財網站:〈台灣金融風暴特別報導〉。(http://www.cmoney.com.tw)

中央社全球商情網:未上市公司人事財務資料。(http://www.cnabc.com)

台灣財經網:上市公司人事財務資料。(http://www.finetonline.com.tw)

華夏投資等黨營事業單位網站。

中央投資公司等歷年之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或年報。

* 本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之「台灣地區社會意向基本調查」之〈八十年八月定期調查〉(NSC 80-0301-H-001-46-B1)及〈八十一年六月專題調查〉(NSC 81-0301-H-001-46-B1)。兩計畫皆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執行,計畫主持人分別為朱瑞玲教授及伊慶春教授,該資料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釋出。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然本文內容由作者自行負責。其次,統計處理方面感謝陳坤煌、鄭宏文及黃毅志的協助,但結果的詮釋由作者負責。

1 引自1994/10/12李登輝對「洪福案」的政策宣示(黃光國1995:50)。

2 國民黨新舊任中委會秘書長交接,黨主席李登輝照著書面稿講完話後,從口袋裡拿出小抄說,他有一招「勝選的祕密」,就是「說清楚,講明白,票就自然來」。(中晚1998/11/18)

3 引自對劉泰英的訪談(財訊1997/9:95-6)。

4 民粹主義與金權主義之間衝突的性質在此無法詳細討論,僅能說:無論左右,在社會科學界裡一般皆將兩者視為對立,特別是民粹主義通常用來作為解決(推翻、遏止、限制)金權政治的手段。(請參考Carto 1996)

5 底下根據行文脈絡而將plutocracy譯為「金權主義」或「金權政治」。

6 各種政治民粹主義的區分見Canovan (1981),亦見李明勳(1997)。

7 National-popular在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中為「國族–民眾」,在王振寰(1996)中為「民族–民粹」,本文將之統稱為「國族–民粹」。

8 徵引的 Democracy and Plutocracy寫於1888-9年。

9 Pareto的Trattato (Treatise) di Sociologia Generale於1913年出版。

10 南海公司接收1千萬鎊的政府公債,再「轉換」為本身股票。

11 對批判實在論奠基者的思想介紹見Collier (1994),社會學應用的通俗版見Sayer (1992),對經濟學方法論的重構見Lawson (1997)。

12 歷次的社會意向調查報告只有1991年8月及1992年6月兩次同時問及「投資理財」、「政黨支持」和「國家認同」等這3個問題,故僅引用這兩次調查的資料。

13 傾向國民黨=強烈支持/還算支持/傾向國民黨;本省籍=閩南人及客家人。

14 傾向國民黨者包括強烈支持/還算支持/傾向國民黨;傾向民進黨者包括強烈支持/還算支持/傾向民進黨。

15 傾向台灣獨立=若中共體制不變的,支持台灣獨立者;贊成黨營事業=贊成政黨經營任一項黨營事業者即視為贊成黨營事業;餘同註13。

16 中央投資199億,光華投資70億。(《中華民國八十七年証券統計要覽》)

17 迄1999/10前上市公司中黨股較高者尚有延穎實業(11.03%)、中鼎工程(15.01%)、匯僑實業(15.37%)、三星五金(11.32%)、華新科技(13.93%)、東正元電路(13.47%)、欣雄石油汽(23.56%)、欣高石油氣(21.64%)、欣泰石油氣(27.69%)及中國電視(44.47%)等。(http://www.finetonline.com.tw)

18 1994/7~1998/12間中興電工、復華建築經理、齊魯及裕台共計發行新台幣31億元公司債。(《証券統計要覽》)

19 「資本形態」與本文的主旨牽涉不大,故略。

20 〈人民團體法〉第33條:「人民團體經費來源如左...事業費...會員捐款...委託收益...基金及其孳息...」及第46條之1:「依前條規定備案之政黨,具有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法向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21 1988年以來,國民黨在中央投資(1971)、光華投資(1979)之外,陸續設立了建華投資(1988)、啟聖實業(1988)、景德投資(1990)、悅昇昌投資(1991)和華夏投資等5家控股公司。

22 愈來愈多與地方派系合資的黨營事業(欣字開頭的石油氣公司)上市、上櫃,這是否會改變地方性恩庇主-侍從關係的性質,十分值得注意。

23 根據報導,如安鋒鋼鐵(吳德美、朱安雄夫婦)及海山集團劉炳華跳票後,黨營事業救與不救的態度轉變即涉及派系鬥爭的政治考量。

24 黨營事業(或高階主管)涉及不法事件包括中興電工涉機場捷運工程圍標案(1996/4)、清宇環保公司違法傾倒毒液(1996/5)、中興電工涉焚化爐工程弊案(1998)以及最近華夏租賃惡意虧空等。

25 如楊天生、陳哲芳和李成家是李登輝的多年好友,而劉泰英是李登輝的學弟、尹衍樑的老師和威京小沈的紓困恩人等。

26 在很多次企業紓困行動中,黨控股公司吃下股票(股權)而中華開發融資(債權)的作法(如安鋒案),已引起黨內對劉泰英「重開發輕黨營事業」的異議。

27 東方專制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一個特徵是政權(官員)與資本(商人)的孿生性。許滌新(1952)的「官僚資本」和劉進慶(1992)的「官商資本」都是理解這種政商孿生性的嚐試。但這些概念有其時代背景和限制(見許甘霖1993, 1997)。對台灣政商孿生性(特別是1970年以後)的分析還有待開發,黨資本是作者正在努力的嚐試,「政商資本」則剛起步(見許甘霖1998b)。另外,為因應國際金融競爭,開放銀行跨業經營(銀行、証券、保險)勢在必行,財政部正在研擬「銀行控股公司」相關法案,一旦正式開放,等於是為黨資本與政商資本的金融資本化搭鋪路,這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勢。

28 根據創投公司的每股盈餘(EPS)來判斷。(見許甘霖1998a)

29 這尚不包括中華開發及黨控股公司轉投資創投公司的投資額度。

30 1982年第二屆科技會議中﹐李國鼎和何宜慈等人首先倡議籌組創業投資以發展國內的高科技產業﹐並促進我國產業昇級。之後﹐財政部便研擬相關法令﹐於1983年頒定「創業投資推動方案」及「創業投資管理規則」﹐希望藉由租稅獎勵、銀行及開發基金的支持﹐建立以科技事業為核心的產業體系(許甘霖1998a)。黨資本也是此時開始投入創投業務。

31 如萬邦電子(後改組為華新科技)、新興電子(後併入欣興電子)等。

32 如對安鋒集團和泛亞銀行的紓困都要求原來大股東交出經營權。

33 「大湖工商綜合區」投資股東為:新瑞都百貨(37.69%)、建華投資(4.61%)及余陳月瑛(3%)等,中華開發除出資外,更負責公開募股及聯貸。(見張弘光1998;張鐵志1999:91)

34 如花蓮縣長候選人吳國棟十大政見之一是「國營及黨營事業率先到花蓮設廠」(1995/2/5);劉泰英承諾興建連接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為金門縣長陳水在的連任競選背書(1997/11)。

35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借自化學的一個概念,指特定元素(如鈣或資本)所具有之活性不等的價數,這些活性不等的價同不同元素或結構(氯或制度)可以建立穩定程度不同的連繫。該辭可視為多態性的對應概念。(見本文註36)

36 批判實在論借自Foucault的概念。Foucault 所謂分析的多態性包括建立連繫的元素(elements which are brought into relations)、涉及的各種連繫(relations described)和參考領域(domains of reference)(Foucault 1991:77)。該詞可視為多價性的對應概念。(見本文註35)

37 1991年迄今的在9年間,台灣經歷了6次中央級選舉37,每次選舉有不同的籌碼(証交稅、股市穩定基金等),也創造出新的股票分析術語(選舉概念股、慶祝行情等),底下僅以四次代表性的大選來例。

38 袁希光曾任國民黨第15全會新聞黨部黨代表,現為《自由新聞通訊社》發行人兼社長、國民黨新聞黨部委員、「中國新聞學會」理事、「台北市證券商業同業公會」顧問、「中華民國新聞記者協會」主委及「中華民國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理事長。

39 范姜新運現為高雄縣議員。

40 座談會由「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人協會聯合會」理事長袁希光主持,與會的有台北市證券商公會理事長林淑齊、 台北市投資人協會理事長鮑璧、國大代表王應傑、律師王富茂、政大教授朱新民及投資人代表等100餘人(中央社1991/10/18)。

41 國家認同議題如此,人權議題也不例外。比如說,當「100行動聯盟」擬以反制國慶閱兵為手段爭取廢除《刑法》第100條(普通內亂罪) (1991/9),袁希光即發表書面聲明指出,若社運人士反制國慶閱兵而發生股價下跌,使投資人受到損失,必然引起不滿和反彈,他呼籲意圖阻撓國慶閱兵的人士應冷靜理智三思:沒有人會支持這種「損害國家和全民利益」而又不利於己的事,同時這也是「最不道德且令人唾棄鄙視的行徑」。

42 李金土是以詰問上市公司聞名的「投資人」。事蹟見《商業周刊》(1999第601期)及《長億周報》(1999第30期)。

43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聞稿:1991/10/13, 14, 16, 17, 18, 22, 24; 11/18, 27; 12/10, 12, 19。

44 總統府發言人室則表示,李總統以執政黨主席身分於主持執政黨中央常會後接見中常委邱創煥,但李主席並未對證交稅率等問題做任何指示(中央社1992/10/14)。

45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2/9/29; 10/14, 22, 28; 11/11, 28, 31; 12/4, 12, 17。

46 順便一提:雲林縣立委廖福本也跟著湊熱鬧籌組「中華証券持有人權益促進會籌備會」,希望透過該會的設立「有效確保國內400萬證券投資人的權益」。

47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4/9/25; 10/19, 11/10, 11, 22, 17, 29; 12/3, 5, 14, 15。

48 閩南語!!

49 七人小組包括公營銀行代表台灣銀行董事長羅際棠 、民營銀行大安銀行董事長陸潤康、壽險業代表壽險公 會理事長李家泉、產險業代表產險公會理事長王事展、郵政總局局長許介圭、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副 主委吳聰成及蔡茂昌。(中央社1996/2/16)

50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6/2/10, 12, 14, 16, 22; 3/24, 3/31; 5/17。

51 國民黨開除宋楚瑜黨籍後,行政院在11月23日審查通過「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證券交易稅由現行的固定稅率千分之三改為彈性稅率,授權財政部得視經濟及市場狀況在千分之一點五至四點五之間機動調整。(中時1999/11/23)

52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1/3/11, 13, 16, 17, 26; 6/26;1992/1/2, 28, 29; 2/1, 25; 3/4, 13; 4/6; 6/15; 10/12; 11/13, 12/3, 8; 1995/1/1。

53 由於人事調動造成反彈和大老關說,劉泰英上任以來有2/3時間用在應付人情說項,他埋怨道「一有職務調動就反彈,這還叫黨員嗎?」。

54 該基金會有「地下海基會」之稱,由張平沼擔任董事長,四位副董事長是劉泰英、長億實業董事長楊天生、 潤泰紡織董事長尹衍樑及商業周刊發行人金惟純,其他股東包括沈慶京等。(中央社1993/3/25, 10/6, 1994/12/15)

55 台綜院於1994/2/1開張,董事包括:(李總統女婿)賴國洲、(前FAPA會長)黃昭淵、(潤泰)尹衍樑、(宏國)林鴻明、(威京)沈慶京、(股市名人阿丁)陳賢保、(達欣工程)王人達、(理律法律事務所)徐曉波、(人事行政局長)魏啟林、(銓敘部長)邱進益、(大眾票券)羅吉楦、(東吳經濟系)余德培等(張弘光1998:168)。

56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3/3/25, 31; 5/14, 20; 6/14, 15, 22; 8/29; 9/29; 10/7; 12/17; 1994/2/2, 22; 3/14, 19。

57 包括追求利潤,兼顧社會責任;黨營事業間團結合作,提昇經營績效;財務公開,全民共享成果;強化制度,發揮管理效率;配合政策,開拓海外市場等。

58 1996年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對新任總統府資政與國策顧問的聘用,其中一項原則是:「因名額的限制,已擔任公職如立委、國大或已擔任公黨營事業負責人的,將避免重複聘用」(中央社1996/5/13),又帶動一連串黨營事業人事異動。

59 李登輝在改變黨資本發展方向的角色是這麼明顯,以至於文工會主任祝基瀅在會後表示:「在中國國民黨創黨99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位黨的領袖如李主席般的對黨營事業作如此具體的指示」。(中央社1993/12/17)

60 1994年辦理股票上市的黨營事業計有中興電工、欣欣天然汽、復華証金等,上櫃的有大華証券等。(中央社1995/1/5)

61 黨資本在1994和1997年的兩次「南向政策」中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是「經貿外交」的一部份(見許甘霖1998b),同時也是「產業政策連繫」的一部份,由於同本文主題關涉不大,此處不談。

62 自1993/8新黨成立以來,雖然民進黨立院黨團已開始推動跨黨派合作促使國民黨公佈黨營事業財產(1993/8/27),但一直到郝柏村公開要求公佈黨產後(1995/3/7)後,新黨才開始對黨營事業有意見,少數的例外是郁慕明:質詢桃園縣長劉邦友以欺騙方式協助齊魯變更地目,以及政府機關向黨營事業承租辦公聽舍(中央社1993/11/16, 1994/4/26)。

63 根據財政部給內政部的報告,以78年度為例,國民黨接受企業捐款6400萬餘元(民進黨未超過100萬元),但國民黨接受的捐贈大部份來自黨營事業。而83年度通過的黨務經費預算計49億3,667萬元,秘書長許水德表示「黨費收入每年只有6800萬元」。(http://www.kmt.org.tw; 中央社1991/7/4, 1993/8/21)

64 如洪性榮建議經國民黨黨產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撫慰金(1995/3/2)

65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3/7/25, 12/12, 15-7; 1995/3/2。

66 調查問卷其他問題的次數分配包括:75%的民眾認為國民黨黨營事業對國家經濟發展「非常有貢獻」或「有貢獻」;約44%的受訪者認為黨營事業近年在海外致力經貿外交「非常有成效」或「有成效」;近65%的民眾「非常支持」或「支持」黨營事業配合政府政策,擔負發展高科技、高風 險事業的任務(中央社1995/11/21)。如果這份調查可信的話,那表示贊成黨營事業的比例較1991年(38.7%)和1992年(23.2%)為高。(1991-2黨營事業意向調查的資料和分析參考張清溪1994)

67 清華大學材料所教授。

68 俞國華任召集人,成員包括蔣彥士、李煥、辜振甫及許水德。

69 根據劉泰英說法,國民黨和潤泰集團間有協定:中央投資分兩次捐10億給潤泰,潤泰在未來10年內捐回10億元給國民黨(中央社1995/5/4)。該捐贈案取消的結果是:中央投資和潤泰集團各損失10億元的免稅額—蓋對政黨或基金會捐款均可抵稅也。

70 以上整理自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5/3/8, 12, 15-22; 4/3, 15-22; 5/1, 4-15。

71 許水德不久後更表示,黨/保費結合一事,由於擬定的辦法缺乏一般保險公司的誘因,將再深入研究。另外,幸福人壽(1993/10創)的營業額自1994年的2千萬元加幣躍至1995上半年的1.1億元加幣,令它的大股東—(加)倫敦人壽—十分滿意。(中央社1995/8/3)

72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5/4/3, 5/6, 13, 31; 6/8; 7/1 ; 8/7, 9, 21; 9/4; 11/21; 1996/7/1, 10/20。

73 另一組總統候選人(林/郝)也強調:在當選總統後,會以總統影響力,清理國民黨黨產,使黨產與國家財產分開,並整頓黨營事業,讓黨員入股,落實照顧黨員。

74 由此推估,1996年初黨營事業員工人數約在8萬人上下。

75 以上整理自《中央通訊社》新聞稿:1995/1/5; 11/19; 1996/1/24, 2/27; 3/22; 8/7; 9/12。

76 根據定義,黑金概念股指的是:公司需要錢的時候找國民黨,需要做生意的時候找民意代表,需要排除競爭者的時候找流氓,公司快要倒的時候先讓民意代表知道,而公司要作股票的時候先設想好如何坑殺散戶。(黑貓歌舞團1999/11/2, http://www.finetonline.com.tw)

77 如果社會意向調查、社會變遷調查或選舉研究調查都也「投資理財」當做調查重點,則民粹金權與民粹威權兩者性質及兩者間關係的性質將可得到進一步的釐清。

78 基於相同的問題意識,這一部份的討論建議參考王振寰(1993, 1996)。

79 統治集團透過整合國家機器內部,來建構社會支持的基礎以正當化其權力使用的各種努力,稱為國家計畫(state project),一旦國家計畫達成相對穩定的統治效果時,即可稱為霸權計畫。換言之,霸權計畫是透過政治、智識及道德領導權來動員和複製的共識。(王振寰1996:35-6)

80 這個表主要用以作為安置民粹威權和民粹金權的脈絡,因而並為包含國家形式的所有面向。

81 這種大小伙伴關係有點類似老大與跟班的關係,或許稱為「幫派關係」較為恰當。

82 霸權計畫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考察。就霸權所動員的階層來看,一族(one-nation)霸權計畫以寬廣的霸權為目標,透過實質利益或象徵性酬償來動員所有群眾(如福利國家),而兩族(two-nation)霸權計畫則以狹隘的霸權為目標,僅動員具重要策略意義的群眾部門,而犧牲其他部門(如法西斯主義國家)(Jessop 1990:211-2)。就霸權所動員的範圍來看,一國(one-state)霸權以較小的主權範圍為目標,致力於維持限定範圍內的主權(如宣稱中國與台灣主權不及於對方的兩國論),而兩國(two-states)霸權以較大的主權範圍為目標,同其他政權相競爭限定範圍外的主權(如宣稱台灣和大陸是彼此的一部份)。

83 張清溪一再批評黨營事業會造成黨員的忠誠混淆和道德腐化,然而,黨營事業民營化(包括黨營化)不正是讓這種忠誠混淆快速惡化最有效的方式嗎?

84 現代經濟理論認為投機客可以提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降低企業資金成本,進而刺激經濟成長。(Chancellor 1999:304)

85 新瑞都股東李明哲在北市忠孝東路中心診所醫院後面開設招待所,台肥案的決策主角經常在此聚會。

86 見張俊宏為張弘光(1998)寫的序。

87 〈政府採購法〉(1998/5)第2章38條規定:「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不得參與投標。前項具關係事業關係之廠商,準用公司法有關關係企業之規定。」

88 台肥案爆發後,有人質疑余陳月瑛同新瑞都的關係,余政憲的回答是:「余陳月瑛雖擁有股份但無主導權」。這種說法同劉泰英「中華開發不是黨營事業」的說法如出一轍。另外,雖然民視和環球有線在所有權上不是(民進黨)黨營事業而是黨員事業,但抗戰結束前的黨營事業其實就是黨員事業。從這裡可以看出兩大黨在黨營事業政策方面的趨同:愈來愈模糊,因而愈來愈無責任歸屬。

89 這裡的「示範經濟」同陳師孟建議「民進黨不妨經營公益、慈善的黨營事業,以與國民黨以金融、經濟利益為主的黨營事業形成對比」(中央社1992/2/17)的想法有部份是相同的,但作者認為「黨營事業」不應侷限於公益慈善,而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