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育國際比較分析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論文)

一、前言

  從理論層次來考量,為了宗教免於被迫害,在近代民主國家的基本體制的安排上乃設定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以確保各個宗教的自由。然而其中有兩個問題並沒有獲得澈底的解決。第一個是宗教力量一再試圖直接或間接影響政治,第二個問題則是社會道德和倫理教育與宗教間在公共領域中應有之關係和分際也常引起爭議(Hunter 1991)。這兩個問題在宗教教育的爭議中,就成了另一組具體的問題。第一個是有關在多元民主社會裡的宗教教育問題,就是有些宗教力量一直試圖介入學校教育,特別是世俗的公立學校教育(Tulasiewicz & To 1993)。第二個問題則是基於自由主義的理念主張尊重各種價值,乃造成道德和倫理教育中立化,甚至因而形成某個程度的道德倫理危機,也就是缺乏有力而具共識的基本價值(Paris 1989;Digiacomo 1989;Pritchard 1988;Gutmann 1995),有時就會被診斷為社會風氣敗壞或不良的原因。於是當社會問題頻頻發生而又歸因於道德風氣敗壞時,有些主政者就容易傾向在可控制的公立教育體系中加強道德倫理教育。其間宗教,尤其是正統的世界性宗教,也會試圖在這方面有所著力。保守的政府也會在這種時機去強調在學校內施行或加強宗教教育。

  在1980年代,保守政黨所控制的政府多傾向於加強宗教的社會功能(Tamney 1992)。在美國,共和黨領袖迎合基督教右派勢力(Tamney and Johnson 1987)。在英國,柴契爾政權通過教育改革方案,企圖遏阻基督教衰落趨勢而要求在學校舉行基督教禮拜活動(Cox and Cairns 1989)。而在新加坡,保守的政府也大力推動在中學施行宗教教育。在台灣,也就在八○年代政府教育和內政兩部門都曾採取行動試圖運用宗教力量來改善社會風氣解決社會問題。然而,在英國和新加坡,在宗教教育上的變革並沒有達到所欲求的政策目標(Tamney 1994)。

  Tamney指出政治保守主義和宗教間有如此的親近性其實是建立在下列三個基礎上:第一,保守主義者強調經濟成長,特別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經濟成長,於是他們就很肯定宗教所重視的工作倫理。第二,保守主義者和宗教都傾向於相信「善」總是不斷受到「惡」或日漸墮落的社會風氣所傷害,於是就需要由宗教的或其他的力量來恢復傳統的價值和美德。第三,保守主義者發現強化對國家或民族的集體認同會對社會上弱勢者產生補償作用,而宗教正好可以發揮這種認同合理化的作用。

  關於第一點,與西方基督教新教倫理的論述有關,也就是說,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有其親和性,每當現代經濟成長遲滯時,就強調宗教所孕育的工作倫理消失了,應該予以加強。台灣雖然不是基督教很盛的地區,但當經濟發展碰到瓶頸,就會有工作精神低落的解釋,倒也和 Tamney 的論述有些相符,到政府企圖引進宗教來強化民眾道德和勤奮精神時,就更吻合了。至於第二點,從國內許多人不假思索常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尤其是在社會經濟產生問題時,更會強調傳統價值和美德。關於第三點的論述,在台灣可能比較不那麼明顯,因為台灣民眾大多是民間信仰者,這類宗教比較沒有強烈的認同情形,不過民間信仰有其地方的傳統性,而又可能舒緩低下階層民眾的不滿,因此政府其實也微妙地維持了民間宗教的發展。同時一些重大的宗教新興現象也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也多少透過宗教的力量強化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

  值得更進一步論析的是,保守主義者一方面追尋資本主義的經濟成長,但在另一方面則強調國家對文化控制的擴張。Lenski(1971)在比較保守主義者和激進者時指出「就歷史上而言,保守主義者對基本人性抱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認為需要有一些制度來加以約束」。於是保守政府一方面傾向於解除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但在同時卻又增強對價值社會化的影響(Darendorf 1989)。透過這樣的過程,基本上,保守主義者希望能培育出工作勤奮且符合資本主義式經濟成長需要的社會價值,進而促成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安定。也因此,以恢復傳統價值和所謂的美德來維持社會秩序就常常是保守主義者重要的訴求。

二、研究策略與研究方法

(一)國際比較研究的策略

  在本研究,即「宗教教育國際比較及政策研究」進行時,首先我們從事文獻和理論性的探討。在這方面我們發現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有關資料相當豐富,可以做為整個研究開展的基礎。於是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在宗教教育上的施行與不施行做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同時也由此建構起本論文基本的分析架構。

  在本研究中,我們選取台灣以外的五個國家做為具體的比較研究的對象。它們分別是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和德國。做這樣的選擇是做國際比較研究所必須,尤其是當我們試圖對所研究的課題有清楚而深入的了解時,即選取的國家數目不能太多,而所選的國家也各自有其代表性。我們在這裡沒有選取任何一個有國教的國家,因為有國教的國家施行宗教教育有其宗教背景上的單純性,國家容易推動以國教為主的宗教教育,如許多回教國家和泰國等。我們選取的五個國家中,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值得我們來借鏡,而它們之間又有相當的差異存在。

  首先,新加坡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因為新加坡在1980年代曾經施行過宗教教育,後來宣告失敗而加以終止。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在宗教和文化上和台灣相近。其次,我們選取日本做為重要的比較對象,主要原因是日本也是一個宗教多元的國家,雖有神道教在戰前有國教的地位,在戰後也有一些是否在神社祭拜的爭議,但基本的政策上強調政教分離的原則,對宗教和公共教育間的關係有明確分離的規定。日本民眾以信奉佛教、神道教和許多本土宗教為主,基督教人口極少。在這一方面也和台灣類似。日本戰後又受美國政治制度的影響,對政教分離的原則部分也源自美國的憲政精神。於是日本的經驗對我們也很有幫助。

  韓國受佛教和儒教影響很大,民間宗教亦有其顯著影響,更特別是在韓國基督宗教十分興盛,極不同於台灣社會。於是南韓應該是台灣在宗教及宗教教育上很理想的比較對象。換言之,南韓也是一個宗教多元的國家,但其基督教人口又相當多。從前者我們可探知宗教多元對宗教教育施行與否及施行狀況的情形。從基督教人口比例甚高的情勢來看,我們也可以看看國家會不會因此而制定出與台灣和日本不同的宗教教育政策來,在施行上又有什麼差異。

  研究多元社會的宗教教育問題,美國乃是探究根本法理和實務的最佳對象。大體而論,美國在憲法中確定政教分離的原則可說是民主憲政國家的典範。更由於美國有眾多宗教,在聯邦憲法規範下,仍有不少具爭議的案子,需透過法律程序,尤其是聯邦大法官會議來加以排解。這些判例對相關問題有著豐富的論述。也因此,美國在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及相關出版品也十分豐富。在多元宗教這個特點上,台灣也和美國有相似的地方,雖然美國是以基督宗教為主,但也有許多不同的教派,對學校中是否施行宗教教育也有不同的主張,於是對我們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德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雖然未將基督宗教規定為國教,但是國家將宗教教育納入課程。在施行宗教教育的過程中,教會也被賦予重要的權力。又由於德國是聯邦制的政府,各邦自主性很高,不過邦和教會間都維持類似的關係,即在法律上給予教會合法的地位,政府甚至還支助教會。後來東西德統一,德東地區由於長期共產黨的統治,在宗教方面有相當大的不同。晚近,對於學校施行宗教教育也逐漸引發爭議,尤其是大量外籍勞工入境居留,使得問題更為複雜。這樣一個有長遠基督教傳統的國家究竟如何施行宗教教育,有沒有什麼特點和困難,是很值得探討的。雖說可能和台灣的情形非常不同,但在比較分析上,德國的研究對本計劃也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推究不一樣的究竟是什麼,在德國可以做,在台灣為什麼不可以,這種種問題透過深入客觀的比較才能獲得釐清。

(二)研究方法

  這項國際比較研究,是儘可能從各方面來深入了解各國有關宗教教育的情況,尤其是中學階段。於是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上,就儘量求其完備,主要包括法律研究、判例研究、政策資料分析、課本分析、實地訪問、其他文獻分析、和問卷訪問。各國的研究大都在這前六個方面儘可能去收集並分析資料。關於問卷訪問則是由於教育部拒絕提供前往美國進行實地調查而構思出來的變通辦法,同時為了在台灣對公立學校做廣泛的了解,只在美國和台灣實施。在國際比較策略上,我們是以詳細分析各國宗教教育有關之種種資料,釐清其有關政策之基本精神、施行的特點與困難或議題,然後與台灣的情形進行比較,看看台灣的條件能否適合施行宗教教育的要求。同時在各國有無共同的地方可做為我們的參考,有什麼相異於台灣的現象可做為反證。

  在實際比較分析上,以上各種方法所收集到的資料實際上是素材,在進行比較時,主要採取兩個方法。首先,我們以各國的宗教教育模式運用到台灣,檢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這其間包括了對兩國宗教情勢的比較。第二個途徑則是綜合並抽離各國宗教教育的社會基礎和條件,進而從事比較分析。利用前一比較方法,可使研究者深入檢查台灣與其他五個國家,兩兩相比時的具體異同;透過後一途徑,則我們可以掌握住整體的狀況,而做出綜合性的完整比較。

三、英美法三國有關宗教教育演變的社會意義

(一)英國

  英國在1944年,通過一項教育法案,在中小學必須教授宗教課(religious instruction)。在這一年之前,宗教教育在中小學是可有可無的。這項教育法案要求每一個學校每天都要舉行集體崇拜。英國教育當局將法案所指的宗教界定為是基督教,宗教課則是聖經研究。

  到了1960年代中期,外來移民的增加使英國民眾宗教信仰的組成產生了變化。在一些都市地區,從亞洲、非洲和歐洲移民帶來多種不同的宗教。於是在都市地區的一些學校教師認為在宗教課只教基督教是不對的。同時,經由旅遊、閱讀和大眾傳播,英國人對許多外國宗教也開始很感興趣,就像當時的美國引進乃至改信許多外來宗教一樣。在這樣多元化的現象下,英國人對各種宗教漸漸有同等看待和尊重,也比較能從不同信仰者的角度去對待各種新傳入的宗教(Haldane 1986)。

  在1970年代末期,英國有些地方教育主管機構正式重新規範宗教教育,即將宗教教育範圍擴大到基督教以外,也強調宗教教育是教宗教知識而不是促成學生的宗教信仰。到了1988年許多英國中小學大體上已經不再實行1944年教育法案所規定的單一的基督教教育。

  1988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方案,這個法案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在心靈、道德、文化、心理和生理上的發展」。在這個法案中明確規定了宗教教育必須反映英國以基督教為主的事實,但也一定要考慮到在英國境內其他各種主要宗教的存在。所有的學校必須每天做基督教的集體崇拜,但不能是特定的基督教教派的崇拜。此外,如果校長認為這樣的崇拜儀式對全部或部分學生不合適,學校若經過地方諮詢委員會的同意也可以舉行不同的宗教崇拜。更重要的是,學生家長有權讓他們的小孩不上宗教課和參加宗教崇拜。

  在英國,宗教教育並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內容。每一個地方主管機關必須為當地學校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來規劃和發展宗教教育的課程大綱。一般而言,課程大綱必須強調基督教和地區內的主要宗教,也可以包括在各該地區並不具代表性的宗教。委員會由英國教會、地方政府當局、教師協會和其他宗教團體組成。這個委員會的決定依規定必須是全票通過才算。

  從英國施行宗教教育制度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下列幾個值得注意的重點:

  一、英國一直以基督教為宗教教育的重要部分。這是由於英國大部分民眾都信仰基督教,尤其在六○年代大量亞非移民移入前。即使到1970年代中,根據 Barrett 所編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的統計,英國國教徒佔57%、基督教新教徒佔15%、天主教徒佔13,合計基督教佔了85%。因此,英國施行宗教教育,一直強調以基督教為主。

  二、因應宗教人口分布的變化,尤其是移民所造成的多宗教現象,宗教教育課程也做了重大的調整。這使得少數宗教也獲得保障。同時在課程方面也更傾向於教導知識而非爭取皈依。雖規定要做宗教崇拜活動,但又預留可以不參加的空間。

  三、即使教育法案或教育改革法案中有實行宗教教育的規定,但卻無全國性統一的課程內容,而須因應地方宗教情勢而由地方透過各方重要代表一致同意來決定。

  在檢驗英國施行宗教教育的實效方面,基督教教師協會(1989)、Lodge(1991)和Orchard(1991)指出欠缺合格的師資仍然是一個關鍵的問題。相對於所有其他的學科,宗教教育的教師,總的來說是師資最成問題的,有56%的宗教教育教師在這個學科上完全沒有任何資歷。這個事實很值得國內倡導宗教教育者省思。像英國這樣自1944年就施行宗教教育,而且有八成五以上民眾是基督徒,到了1990年代師資仍然嚴重匱乏,那麼在台灣又如何來培養宗教教育的師資,又由什麼機構團體來培育?

  柴契爾政權在1980年末通過新的教育改革法案,主要是在使英國再基督教化,其具體目的即在提升工作倫理,增加財富並進而促成財富的配置,加強投資、慈善工作以及支持藝術活動。柴契爾1988年在蘇格蘭教會大會上指稱基督教強調的是個人的責任,她說「人必須在善與惡之間做選擇,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思想的力量做選擇,耶穌卻選擇死來為我們贖罪。」她又強調基督教和公共政策的關聯。柴契爾進而指出從基督教精神應有正確的工作態度,善用才能創造財富。於是在宗教教育上,柴契爾就非常強調基督教的重要性。她說:

  基督宗教──當然許多心靈的和道德的真理是植基於猶太教的──是我們國家的寶藏資產……幾世紀以來它就是我們真正活力的來源。實際上,我們是一個建立在聖經基礎上的國家。

  但我還要進一步指出,猶太──基督教傳統的真理是無限珍貴的,我相信不只是因為他們是真理,同時也因為他們提供了我們道德上重要的推動力,單單是這個推動力就可以讓我們達到真正的和平。

  柴契爾很明確地標示了基督教是英國的根本,同時也毫不保留地意指基督教是優於其他所有宗教的。於是她領導的保守政權在推動宗教教育改革時主要的目的是在強化傳統的保守主義所強調的維多利亞道德和愛國精神(Tamney 1994)。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國教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卻和英國保守黨政權有很不一樣的主張。在日漸自由化的立場上,教會比起柴契爾來說是寬容得多。英國國教會支持的全國促進宗教教育協會在1990年發行了一本名為「論課程:一個基督教的觀點」的小冊子。在這個小冊子裡,教會組織表達了對宗教教育的重要看法。

  教會反對把宗教教育當做是教化的工具。教師們不應在學生被束縛的狀況下來宣揚他們的宗教觀點。對基督教教義應以具批判性的開放(critical openness)態度來處理。基督教教師的目標應該是在協助發展所有學生的最大潛力。學校裡雖可強調競爭,但也必須同樣強調合作的重要。學生在學校失敗時,應該給予支持和協助,以減少對個人榮譽與尊嚴的傷害。在國教會這個有關宗教教育的小冊子中,主張要強調的積極價值包括誠實、愛、統整(integrity)、投入(commitment)、合作。這種主張和柴契爾及其保守政權所強調的顯然有很大的不同。柴契爾就像國內保守政治人物一樣,比較強調努力工作謹守本份等與經濟成長和社會安定有關的道德,而不在於提倡更有積極意義與更寬闊的價值。

  英國國內基督教開明派和基督教右派對宗教教育的主張也有所不同,開明派包括最大的英國國教會,強調宗教教育人文主義哲學傾向,更對多元文化信仰表示尊重。基本上,他們反對把基督教國家化。就如一位重要的宗教領袖所說的,英國基督教的傳統只是英國整個國家資產的一小部分。英國基督教右派則批判世俗人文主義,也認為世俗教育是社會墮落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教育政策的失敗是由於相信教育可以改善人,對教育期望太多。他們要求自己辦學校,在學校裡只教基督教聖經的觀點,不教任何非基督的宗教。換言之,他們相信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人類社會。在實際上,基督教右派和保守政權形成聯盟關係,但彼此也有矛盾存在。因為在基本立場上,政治上的保守派強調的是宗教可培育工作倫理進而可製造財富,但基督教右派卻是基於對基督教之根本價值和無可挑戰的地位的堅持。

  柴契爾主政時所推動的宗教教育改革,由於相關制度與結構的問題,並無成功的機會。在結構上,政府和英國國教會彼此立場有很大的差距,如上所述,教會並不支持政府的宗教教育改革政策。其次地方的諮詢委員會由多方參加,要有一致的決議並不容易,尤其是英國國教會、其他宗教組織、以及教師協會多不見得真正支持宗教教育改革方案。

(二)美國

  在美國,目前所有的公立學校是不可以有宗教教育的。但是這並不是從開始就這樣,大約到了二十世紀初,在尊重各宗教的權益下,宗教才退出學校。宗教退出學校而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原則是政教分離最重要的精神。堅持單一宗教立場的熱心人士往往不能從宏觀角度和自由的基本精神去考察問題,會誤以為限制宗教團體介入政治或教育等等是違反宗教自由的原則,這是因為只想到自己的權益,而忘了這也是其他宗教的權益,大家都做這樣的堅持和介入,則正好彼此妨害了彼此,也無法在像學校這樣的公共領域中公平地分配各個宗教的勢力。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像在波士頓還有天主教子弟在基督新教的學校裡被迫讀新教聖經而產生衝突。最後醞釀成在公立學校不可有宗教課程的制度。換言之,世俗的學校在美國於二十世紀初才誕生。

  Thayer(1949)在「公共教育中的宗教」一書中分析了宗教逐步退出美國公立學校的經過及其原因。在這本書一開始,就引用美國第十八任總統葛蘭特(Grant)的重要談話:

……讓我們全力來保障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純淨道德、不受束縛的宗教情懷,以及所有人平等的權利和權益,不論其民族、膚色或宗教都享有一樣的自由。鼓勵自由學校(free schools)的設立,撥給這些自由學校的任何一塊錢都不可以轉到教派學校(secterian schools)。 州或國家,或兩者合起來支持不與教派、異教或無神論相關的教育機構,使每一個學童都能在好的公共學校教育中成長。把宗教的事情交給家庭、教會和完全由私人出資設立的學校。使教會和國家永遠分離。(Grant 1875)

  在原來的美國聯邦憲法中,是不准設立公立學校的,因此早期美國的學校都是私立的,也很多是教會辦的。但到了十九世紀初,公共經費所支持的公立學校出現了,在東部公立學校還要花點力氣擺脫救濟性機構的名聲,但在西部公立學校很快就蓬勃發展起來。在西部,對宗教差異的寬容幾乎沒遭到什麼反對就建立了起來,這和東部經過較長時期緩慢的演變才達成,對公立學校免於受宗教的影響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在1858年,波士頓一位天主教學童由於拒絕讀新教聖經而被嚴厲鞭打。差不多在同時,在波士頓另有一百位天主教學童因拒絕參加宗教活動而被一間學校驅逐。然而,天主教和猶太教做為少數,雖然竭力反對他們的子弟接受新教的教義和儀式,但是他們的處境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基督徒和法院的同情。甚至到了1898年,威斯康辛法規的一項註解強調憲法禁止的教派教義(secterian teaching)只是指那些只為某些教派所信仰而不為其他教派所信仰的教義。而認定基督教所普遍強調的對上帝的信仰和基督教教義是所有教派都共同信奉的,所以不在禁止之列。這樣的認定,對天主教和猶太教還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不過,不寬容的現象終於慢慢受到重視。威斯康辛最高法院裁定在學校裡讀聖經是違憲的。在1902、1910和1915年,內布拉斯加、伊利諾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最高法院也做出類似的判決,認定在學校讀聖經和唱聖詩是一種宣揚教派教義的行為,是違憲的。

  天主教徒其實也是很矛盾的,他們為基督新教所排斥,小孩在學校被欺侮,可是這也是因為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的緣故。他們本身也不願放棄在學校教導天主教教義。雖然天主教也辦了些學校,但總不能抵上基督新教學校的規模,也不能滿足天主教徒的需要。這個困境終於在葛蘭特總統建議在憲法中增訂一項條款而解決,該條款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宗教教義,並禁止以學校的經費去支助任何宗教教派。權衡得失,天主教最後乃和開明派的基督新教、無神論者和猶太教連手贊成在公立學校禁止讀聖經和進行宗教教育。後來在新城鎮不斷擴增時,一般也都習慣於將宗教排除在公立學校之外。

  雖然,保守的基督教右派,尤其是基本教義派至今仍試圖讓宗教返回公立學校,近年來更結合力量從事長期的法律訴訟,使得許多政治領袖為爭取選票而十分頭痛(Hunter 1991)。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常常就受制於基督教右派聯盟的聲勢而在宗教教育政策上有所妥協。在1995年鮑威爾出版自傳而有參選總統的可能時,就被追問他對在公立學校施行禱告的看法,鮑威爾支持在學校有靜默沈思的片刻,不過並非有計劃地禱告。他說:「禱告屬於家裡的要事」,這與希望修改憲法,促使公立學校內的禱告合法化的基督教激進份子之理念相衝突。於是掌控許多州內共和黨組織的基督教聯盟,對鮑威爾感到失望,基督教聯盟發言人羅素說:「這種立場將大大降低宗教選民支持他的熱忱。」不過,無論如何,基本教義派本身就是比較獨斷,不合民主精神的,也不容易成為真正的多數,公立學校要施行宗教教育的可能性很低(Provenzo 1990)。

  在多元的民主社會裡,要在公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問題很多,不論是英國或是美國,一個施行宗教教育一個不施行,卻都說明了宗教教育施行的困難。如果不施行宗教教育,那麼道德倫理教育是不是就能取代宗教教育的功能。即使在英國施行了宗教教育,學者也發現有些重要的現代社會所需的倫理教育也和宗教無關。於是我們碰到一個自涂爾幹以來就存在的問題,即宗教和道德倫理教育到底有關無關。一個世俗的道德教育能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嗎?宗教到底能不能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倫理道德教育有積極影響?如何在不引發宗教爭議下,讓宗教介入學校的倫理教育。

(三)法國

  法國將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學校之外,主要是社會學家涂爾幹所倡導。涂爾幹主張在學校教育中可有效施行世俗性的道德教育,而社會學本身就是在試圖為現代分工的社會建立起道德規範。在理論上,涂爾幹是功能論者,他有關社會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理論顯然是從功能的角度提出論述。同時他在這方面大體上哲學的論述多而實際的研究較少。從後來的皮亞傑及柯爾柏有關道德發展的研究,可以看出涂爾幹在論述上的缺失。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而言,這種理論上的檢討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最值得在這個研究報告中提出的應該是涂爾幹有關道德教育理論在當時及稍後所引發的爭論,同時這個爭論是直接關乎實際法國道德教育的。涂爾幹和他的學生實際上是在推動法國世俗道德教育,引起了法國天主教教會及神學家的強力反對,但法國終究推行了世俗的道德教育。

  很容易想像到,在法國極有勢力的天主教會對涂爾幹的世俗道德教育提出反對的意見。從1905年起,在幾年之間,天主教重要領袖不斷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們視公立學校是反宗教的溫床。主教牧函甚至嚴厲地斥責學校帶來〝幾近道德崩潰的災禍〞。一個教區的刊物上指稱公立學校已成了〝罪惡和謀殺所在……摧毀所有道德……注定從頭到腳都放蕩。〞其中最根本的抱怨可以從阿維農的主教1912年牧函看出來:〝偏離神的觀念,學校怎麼可能有效培養學生的道德?與宗教無涉的道德將不可避免地使人性偏離道德〞。在1909年時法國的主教們更聯合印發一封牧函批評公立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其中也包括了道德教育的,並禁止教徒子弟去讀這些課本。同時也給學生家長一封信,聲稱兒童是屬於父母的,父母有權要求子弟接受與自己宗教信仰相合的學校教育。在學生家長開始拒絕使用教會所查禁的課本的時候,地方教育主管機構就發傳閱函給老師們,警告他們不可在學校系統外的壓力讓步。

  成千的天主教學童因拒絕用這些課本被學校遣返回家。各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群起抗議,有時會以火爆言詞攻擊政府,甚至有鼓動群眾向老師施暴的傾向。學生也跟著罷課焚燒課本。由於情勢很緊張,在當年年底,眾議院舉行八天的辯論會。天主教方面指責大學成為反天主教的工具,政府的宣傳在摧毀天主教學童的宗教信仰,整個來說,他們指稱透過壟斷性的教育,當局積極設法摧毀教會和宗教。為政策辯護者則辯稱主教們的信是一種政治謀略,要行政當局為政教分離付出代價。Theodore Steeg後來在1911年成為教育部長,代表大學也提出論辯,他說:「教會就是要學校放棄世俗主義而自絕。」實際上,他認為世俗公立學校的基礎是在對共和體制的信心上──相信正義和理性是相互和諧的,而最後則還是理性獲勝。

  後來天主教和右派知識份子也展開對涂爾幹的批判,甚至有人還直稱涂爾幹的理論是〝猶太人的發明〞。不過,自二十世紀一開始,法國就是一個世俗共和政權主導的國家,而支持涂爾幹世俗道德教育理念的也形成教育界的主流力量。涂爾幹也有好幾個學生後來成為推展這種教育理念的重要實行者。到了1920年代,法國學校施行世俗道德教育就成為法國教育的制度(Stock-Morton 1988)。

  我們從英國、美國和法國三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美國和法國明顯地是將宗教力量排除到學校外面,英國則雖有宗教教育的課程但也面臨多元化,即移民帶來其他多種宗教,以及即使是長久施行下師資仍十分不足。大的方向來說,是教會或宗教在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開始退出公立學校,以促成學校教育的世俗化理性化,也保障了各種宗教的自由,免於被其他,尤其是勢力龐大的宗教組織,所歧視乃至壓迫。在台灣的情形,大致上可說是翻轉過來的,也就是台灣的政權是世俗的,原先也沒有任何宗教團體在公立學校的課程中加諸宗教或相關的課程。台灣的公立學校自始是世俗的。但到了近幾年,由於宗教的發展,以及社會變遷帶來社會風氣敗壞的問題,宗教人士開始進入公立學校,或受邀演講,或舉行活動。有時是學校或教育行政機構主動邀請,但偶爾也是宗教團體主動舉辦。為了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中央政府教育部門也著手引進宗教,甚至有了開設宗教課程的想法。於是在次序上,台灣的情形和西方社會的進程是倒過來的。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上是否就因此而有不同的運作,西方的問題在台灣這樣的過程中存不存在?

四、六國宗教教育的狀況與特質

  根據研究小組對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德國和台灣宗教教育的研究,我們大體從法理上、教育制度上和實際的中學教育狀況方面進行了儘可能深入的探討。在本節中,我們先探討各國宗教教育的狀況與特質,在下一節,再探究各國模式運用到台灣的可能性以資比較,同時再分析六國間的異同。

(一)日本

  日本擁有悠久的宗教歷史,民眾多有虔誠的宗教情懷。但是在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興起過程中,民眾的宗教熱誠被嚴重誤導,不僅傷害到鄰近國家,也造成對自己的嚴重傷害。於是,在二次大戰之後,對宗教所可能帶來禍害理解深刻。也因此,戰後的日本政府在處理有關宗教的政策時,都非常小心,唯恐重蹈覆轍。

  在本研究中我們從日本歷史上的宗教教育相關文獻史料的耙梳,現行政策與制度的法源基礎的釐清,以及實際的公、私立學校教學課程的訪查比對,來掌握日本宗教教育的狀況。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大體獲致的結論是日本現行的宗教教育政策,簡單來說,可以用「公私分明」四個字來說明。亦即,公立學校明訂不可進行特定宗教的教育,而私立學校則可以自由進行。這個政策是在戰後五年內即告確定,並且在各種層次的法源上完成修訂與立法的手續。

  這個政策最大的優點是對所有的宗教團體所要進行的宗教教育在出發點上一律平等,沒有任何一個宗教可以要求在公立學校進行宗教教育,而各個宗教團體只要有能力與意願,和其他所有的社會團體一樣,在興學方面受到政府的鼓勵與保障,因而不至於發生宗教不平等的現象。所以,戰後近半世紀以來,宗教教育在社會上並未引起太大的爭議。尤其是興辦私立學校的各個宗教團體,在宗教教育方面幾乎沒有發生任何爭執。

  比較引起關切的議題則是來自學界與教育界對於公立學校內是否應進行培育學生的宗教情操涵養所產生的質疑。這個問題的背景實際上包含兩個戰後迄今尚未能解決的問題,其中之一來自於對倫理道德教育的關切,亦即,如何能在迴避宗教教育的情況下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反映出學者對於公立學校的倫理教育普遍不受重視的憂心。另外的一個問題則是,公立學校教育雖然禁止特定宗教的教育,但是並不是反宗教,而且在教育的相關法令上,也明白表示必須重視學生的宗教情操涵養的培育問題。所以,問題的癥結所在便成了在公立學校的教育裡如何培育宗教情操涵養的問題。

  日本現行宗教教育政策戰後五十年來施行之後,如前所述,解決了一些問題,如:政教分離、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問題。但也留下一部份的問題,即倫理道德教育及宗教情操教育的問題,目前學界與教育界正在努力尋求其解決方案。

(二)韓國

  在韓國,宗教的自由是憲法所保障國民基本權利之一。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有國民有宗教自由」。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有國民法律上平等。無論何人不拘性別,宗教或社會身分……生活所有領域上不得受差別」。又憲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不承認國教,宗教和政治應分開」。於是在韓國,基本上由憲法明訂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和政教分離三大原則。

  為確保教育自主性,在教育法第五條第一項中,也規定「教育應依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營實行。不得為其他個人偏見的宣傳方法而利用」。教育法第五條第二項更清楚地規定「國立或公立學校不得為某一宗教實行宗教教育」。只有在私立學校從哲學、心理學等八個教養選修科目中選擇宗教科目,可實行一週一小時的宗教教育。這一選科目和其他教養選修科目一樣,在1996年增加為四小時。

  有關學生的道德倫理教育,公立學校是藉國民倫理科目實施,私立學校則藉國民倫理和宗教科目來加強。根據實際調查,韓國各種宗教辦的學校在宗教教育上都十分盡力,在課程和活動方面都非常積極,甚至為了堅持教會的立場而不理會政府的規定。同時,教會學校中學生信教的比例在入學時就很高,有三、四成之多,到畢業時則更到達六、七成。在這樣學校和學生宗教信仰的分布狀況下,韓國宗教團體辦的學校在宗教教育上在這次國際比較研究中應是最成功的。

  在法律規範上,韓國和日本、美國及台灣,基本上都是禁止在公立學校開授宗教課程,而允許私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然而,在韓國教會學校卻遠比日本和台灣積極,甚至不理會法律的規定而超過時數,編訂宗教性或單一宗教的課本。公立學校方面即使可以在八科選修課中選修,卻多沒有選修宗教課的。漢城大學雖有相關的教師訓練計劃,但參與者多是私立教會學校為取得教師資格者,因此在教師的供應上也不可能滿足公立學校的需要。

  由於韓國民眾信仰基督宗教和佛教的比例甚高,若要施行宗教教育,或許成功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不過,私立教會學校在宗教教育上所投注的精神和時間,不但很多而且有很強的宗教動機做為基礎。公立學校大多不具有這樣的條件或基礎。於是雖然教育部在教養選擇中列了宗教為可選修的科目,同時強調要從日常生活容易接觸到的宗教入手,但又強調認知方面的加強。因此,即使在公立中學施行宗教教育,在效果上就不可能比教會學校大,對學生道德教育的影響都會很有限。

(三)美國

  美國的政教分離原則經歷了長期的醞釀,在教育方面主要還是禁止在公立中學有宗教課程和宗教儀式。

  早期新教為獲取宗教自由從歐陸移到美洲,但新教的信仰往往有一個特殊面,即在堅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常有基本教義派的立場。在早期,甚至到二十世紀初,新教在優勢的狀況下控制了學校,為了維護本身的宗教,還會對天主教徒採取壓迫的手段,例如強迫天主教的學生唸新教的聖經等。後來為了維持和諧避免爭端的發生,在法律上宣示不可在公立學校傳授教義,促成了政教分離原則在教育上的實踐。但由於基督教保守派勢力在美國一直很大,又有許多小的部落性或新的宗教,宗教團體對公立學校拒絕宗教課程及教授演化論,乃至對公開禱告的禁止等等常常要求法院予以改變。因此,有關宗教教育的最高法院判例特別多。到了1980年代基督教右翼及基本教義派在雷根及布希主政時,更積極提出強有力的訴求,試圖解除公立學校對宗教課程和儀式的禁止。保守的基督教團體經歷將近十年試圖恢復在中學公開禱告的權力,經過折衝之後,國會終於通過了一項名為「機會均等」的法案,即在非教學性時段,學校不可拒絕提供學校設備供學生主導有關宗教、政治、哲學的活動或其他的活動使用。

  甚至到了1995年美國克林頓總統還以較為妥協的態度聲稱「憲法第一增修條文容許並保障在公立學校中範圍廣泛的宗教活動,而許多美國人卻誤以為禁止」,然而其真正的意思乃在強調不可修憲而允許宗教活動進入公立學校,他所指稱的宗教活動是私下禱告或在作業中表達個人的宗教觀點,倒並不是贊成舉行公開而公眾的禱告。機會均等法也以言論自由而非宗教自由為根據,而活動又必須在非教學時間進行,也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基本上仍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根據本研究小組的調查,在美國公立中學中都未施行宗教教育和公開的宗教活動。不過,宗教保守勢力仍將繼續積極發揮力量,企圖在公立學校裡重建美國傳統的基督教文化。這可以說是美國文化戰爭當中一股相當強韌的力量,其往後對公立學校宗教教育的影響還值得注意。在對抗中,私立教會學校學生人數的增加相當明顯,也是基要派因應的策略之一(Hunter 1991)。

(四)德國

  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德國的基督宗教傳統(包括舊教和新教)一直是大多數民眾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而德國基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教會與國家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雖然德國在威瑪憲法中即有不設「國教」之規定,並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宗教的龐大力量足以讓它在憲政體制下享有一定的特權,尤其如公立學校的宗教課程便是由憲法明文規定,這是德國宗教教育與他國的最大不同。

  本研究報告的德國部分,經過多方收集有關法令規章及實施狀況,並參考其課程計劃及教科書內容,發現德國的宗教教育無論在師資培育、教材編寫、以及授課技巧上都有一整套的規劃,教會更全力支援實際的教育工作,期以加強宗教教育的效果。不過,一方面由於宗教本身在現代科技文明的影響下,抵擋不住日趨世俗化的社會變遷潮流,學生們已經缺乏共同的宗教經驗,宗教教育的教學內容不得不改絃更張;另一方面因為東西德的統一,原東德地區長期受到「無神論」的意識形態灌輸,對於引進西德式的宗教教育意願不高,甚至反過來促使新型課程來取代現行的宗教課程。此一現象反映出德國宗教教育的內在危機,若宗教教育持續無法吸引年輕一代學子們的學習興趣,產生「反功能」,那麼更激烈的改革主張將有可能相繼提出,成為社會性議題。德國長期實施宗教教育的經驗顯示,已受到種種質疑,亦不排除終將遭到被取代或廢除的命運。

(五)新加坡

  新加坡曾於1983年至1990年期間實施宗教教育,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及華人社會背景與台灣也有許多相似之處,故其實施宗教教育的經驗頗值得我們借鏡。

  新加坡在1980年代所施行的宗教教育政策,有其歷史文化與政治背景。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以來,便一直深受建國、立國之生存危機所威脅。從文化上來看,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多種語言及多種文化宗教組成的國家,從地理因素來看,新加坡位於馬來種族群的中央,再加上資源缺乏,時時感受到生存的威脅。為了維持國家的安定,新加坡政府企圖以價值教育來改變人心,並認為應有一套共同的價值觀來領導所有人民。由於價值教育是新加坡的治國策略,因此隨著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不同,價值教育的內容也有所改變。從「生活教育」、「好公民」與「成長」及至1980年代的「宗教知識」,均是新加坡政府為了對抗西方社會價值觀所造成的道德淪亡問題,而企圖以「亞洲價值觀」來挽救之。

  從1980年代至今,新加坡政府一直將「儒家倫理」作為其治國的理念。並有鑑於世俗性的道德教育失敗,於1982年正式宣布要施行宗教教育。也就是每一位中三及中四學生,必須選修一門宗教知識。儒家思想便與其他宗教(包括聖經知識、印度教知識、佛學、回教知識、錫克教知識)共同成為公立學校的課程之一。新加坡政府以為可以用「儒家倫理」團結國人,並使人民效忠國家。但由於挫折重重,最後乃將儒家思想放在宗教教育中推行。

  無奈宗教教育施行的結果反而引發了新問題,例如政府似乎只提倡編入教材的宗教、傳教運動興起造成了種族衝突的危險以及宗教活動成了政治團體的工具。此外,宗教課本的編寫、合格教師的缺乏及教師、學生本身的信仰與課程間的差距等等,都讓政府開始反省實施宗教教育的可行性。新加坡遂決定於1990年停止宗教課程,並以「公民與道德教育」取代之。

  新加坡政府雖然在表面上停止宗教教育政策的施行,然而亞洲的宗教及亞洲的價值觀一直到現在還是受到新加坡政府的重視。目前中三所使用的「公民與道德教育」之內容中仍介紹主要信仰系統,教育部也允許學生繼續選修「宗教知識」。不過,由於是選修課,選修的人已經很少了。

(六)台灣

  1974年公布實施的私立學校法第八條,明文規定「私立學校不得以宗教為必修科目。宗教團體設立之學校內如有宗教儀式,不得強迫學生參加」。這是至今為止,在私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的唯一而直接的依據。這項法律規定給予宗教教學及舉行宗教儀式有條件的許可,即可以有宗教課程,但不得為必修;可以舉行宗教儀式,但不可強迫參加。在憲法則有兩個宗教有關,也與在學校裡可否施行宗教教育有關。即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這些規定在近年來修憲過程中都沒有任何的更改。

  在公立學校,也都未施行宗教教育課程。然而在演講活動方面,卻常邀請宗教界人士來主講,其間又以佛教人士最多。根據本研究對一百多個國中的調查,可以發現確實有42%的國中曾經邀請過宗教人士在84學年度到校演講。這類演講的時間以排在週會的時間最多,大約佔四分之三。在學校的宗教人士演講有六分之一是針對老師的,如果把這個比例扣除,則九成的這類演講都在週會中舉行。這表示,絕大部分的學校可利用的時間就只有一個星期一次的週會時間。在這個活動時間內,在一般狀況下,都是全校師生參加,也就是說學生和老師都沒有選擇的權利,不論學生和老師信仰什麼宗教,都要參加。相對的,只有5%有辦這類演講的學校是讓學生自由參加。

  在台灣,有許多私立中學都是由宗教團體興辦,其中天主教的最多,基督教次之,但在數目上已經少了許多,至於其他宗教團體就更少了,如佛教只有一所中學。在天主教中學裡多施行倫理教育並舉辦宗教活動,基督教學校則也安排倫理課程和一些宗教活動。但由於多數學生並非基督徒,這些課程和活動的宗教色彩多半都不強,安排上也多較為柔性。大體上可以說是以強烈的宗教動機為基礎而頗有技巧地在施行非宗教或帶有一點宗教色彩的倫理道德教育,對學生的道德倫理有正面的影響。在施行這類倫理教育時,各校都碰到一些困難。主要都還是在師資和教學的問題。在師資方面,無法合法任用而培育也十分不易。在教學上,老師缺乏專業訓練,而這方面的課程及活動又太複雜,即使有倫理教材也很不好教。

五、各國宗教教育之比較分析

  首先,可以先從各國宗教人口比例來做比較。以台灣多元宗教的情況,可能不適合以宗教人口單純,即如人民僅信奉一種或兩種宗教,甚至有國教的社會來比擬。大體上,根據 Barrett 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1982),在宗教人口分布上,台灣和日本、新加坡、韓國與美國呈宗教多元的現象,其中台、日、新、韓又比較接近,傳統東方宗教佔優勢,基督教仍為少數。雖然在南韓,基督教信徒比例接近三成,多了一些,但仍然少於東方宗教所佔的比例(見表一)。

表一 六國宗教人口分布狀況(1900,1970中,1980中)

 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西德台灣
1900
 民間信仰81.3 49.5  75.6
 佛教10.079.517.0  20.0
 天主教0.40.32.217.146.90.1
 基督新教0.10.41.270.451.30.2
 本土基督教0 8.0   
 儒教8.0     
 神道教 15.0    
 新興宗教 4.5    
 回教  22.0   
 印度教  6.5   
 猶太教   2.0  
 無 3.01.3   
1970中
 民間信仰38.4 54.2  51.4
 佛教16.562.010.0  41.0
 天主教3.30.64.326.044.62.5
 基督新教7.00.82.452.448.52.6
 本土基督教8.4  9.9  
 儒教14.7     
 神道教 4.0    
 新興宗教 20.4    
 回教  18.0   
 印度教  5.8   
 猶太教   3.3  
 無9.33.04.8   
1980中
 民間信仰25.9 53.9  48.5
 佛教15.559.68.6  43.0
 天主教3.90.64.730.043.82.7
 基督新教11.90.82.646.046.72.8
 本土基督教14.2 9.7   
 儒教13.3     
 神道教 3.0    
 新興宗教 22.4    
 回教  17.4   
 印度教  5.7   
 猶太教   3.2  
 無10.04.06.7   

  美國的宗教也呈多元的現象,在目前新教徒大約佔40%,天主教徒佔30%,其他基督教本土教派佔10%,再加上人數不多但內聚力強而有很大社會政治影響力的猶太教(佔3%)。看起來宗教情勢很單純,其實由於新教教派很多,在早期宗教間仍有衝突,實際情況相當複雜。雖然在美國基督宗教一共佔70%,但在歷史上,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之間在教育上是有衝突的。在勢力相當的狀況下,為避免持續衝突而無法解決,尤其為避免產生宗教迫害現象,就在尊重基本人權的前提下使宗教勢力退出了公立學校。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時,基督新教人口佔70%左右,當時就有天主教學生在學校被迫害的情形發生。因此,為了保障信仰自由,所有宗教退出校園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原則。於是雖然美國民眾和台灣民眾宗教信仰的分布有很大的差異,但因多元而需合宜保障各宗教則還是相當類似的。只是台灣宗教界在學校教育上的衝突還不明顯,對宗教與公立學校之間應有的關係還不清楚,也未能掌握。以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極為豐富的經驗,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有眾多判例,應該是台灣很好的參考對象。

  至於西德,在宗教人口分布上十分單純,即天主教和基督教平分秋色,大約是47%比44%。台灣和西德的狀況完全不相同。即使現在德東地區受共產統治影響,有較多的無信仰者或無神論者,但也不像台灣這樣複雜。德國在宗教人口分布上是如此,而教會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再加上基督教千百年的傳統,於是德國可以進行宗教教育,台灣顯然沒有這樣的條件。德國即使長期在施行宗教教育,但也逐漸有不少問題浮現出來,如德東地區不但不易接受這樣的制度,再如非基督教移民的遷入,而宗教教育本身也面臨社會變遷的衝擊。

  台灣和韓國在宗教多元上有若干類似的態勢,不同的是韓國基督徒所佔比例遠大於台灣。1980年時,韓國有三成人口信奉基督宗教,而台灣只有6%(瞿海源 1994)。這樣高比例的基督教人口使得韓國的教會學校在宗教教育施行上有著很大的助力,實際推行也就非常積極。而台灣的教會學校由於學生信徒比例很低,也多半就以倫理教育或人生哲學而不是直接以基督教教義做為宗教教育的內容。即使教會學校積極推動宗教教育,在韓國還無法將宗教教育推廣到公立學校,雖可選修,但實際修習的機會卻很小。台灣要在公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顯然就更為困難而不易成功了。以韓國其他宗教信徒的比例來考量,又可發現各類宗教都只佔百分之十幾二十,相當分散,對公立學校施行以區分宗教類別的宗教教育也有窒礙難行之處。台灣在這方面則又和韓國接近。

  日本的宗教類別很多,大體多元的情勢和台灣有類似之處。日本在基督教人口上比台灣還少,2%都不到。日本又有很高比例的新興宗教,高達22%強,這種情況和台灣極不相同,這是日本宗教的很大特徵。這些新興宗教對宗教教育頗為重視,例如本次實地調查過的天理教,就有完整的教育體系,而在中學也施行積極的宗教教育。此外,日本佛教人口比例甚高,但佛教所辦中學在宗教教育方面倒也不是很積極。於是在宗教多元現象之外,台灣和日本的宗教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對宗教在政治和教育上的影響,由於二次大戰的慘痛經驗,基本上抱持著相當戒慎戒懼的態度,在中學裡的宗教教育大多不是很積極。

  最後,在新加坡方面,華人的宗教信仰分布狀況可能和台灣相當類似。新加坡和台灣最大的不同在於有17%的回教徒和6%的印度教徒,這是族群組成的特色。除了回教和印度教之外,其他各類宗教人口的比例和台灣是接近的。雖然 Barrett的統計指出新加坡有54%的中國民間信仰者,台灣則只有49%,而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估計則在65%,但是民間信仰者佔最多數在兩個社會裡是一樣的。這個信徒比例是造成新加坡宗教教育失敗的可能原因之一。因為民間信仰是一種擴散性的宗教,是一種生活習俗,並沒有明確而有系統的教義,在宗教教育以宗教類別區分時,就沒有民間信仰的宗教課本,大多數學生就無法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去選修,造成意願的低落。其次,新加坡的佛教人口有9%左右,而 Barrett所估計的台灣比例則高達43%。其實這個估計大有問題,依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真正有皈依的佛教徒大約只在7%左右,其餘多是自認為佛教徒的民間信仰者。因此,經過這樣的討論,我們大致可認定新加坡和台灣在佛教信徒的比例上還是很接近的。新加坡佛教界在施行宗教教育期間相當熱心,在施行中好像也促進了華人對佛教的認同,對居於少數的基督徒而言多少有些威脅。在台灣佛教皈依的信徒還不多,但增加的速度在這幾年有攀升的趨勢,若要施行宗教教育,就可能對佛教最為有利。從目前國中宗教人士的演講,佛教佔最多數,而且高出其他宗教甚多,可以看出佛教在可能的宗教教育上會佔很大的優勢。這將是一個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就如佛教會考的爭議一樣。至於在基督教人口方面,新加坡有7%的基督徒,而台灣約為6%,兩者相當接近。這樣少量的人口也可能會形成對在公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不利的態勢。

  根據以上的比較分析,宗教多元乃是台灣和新加坡、日本、韓國和美國共同的現象,但在實際宗教組成上各國也各有特色,台灣和各國都不十分相同。最近似的是新加坡,尤其是華人部分。於是宗教多元本身應該是政教關係類似而有必要更清楚地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於是在基本上,這些國家都不准在公立中學施行宗教教育,而允許私立學校實施宗教教育。以上細部分析也指出在各國不同宗教組成的條件下,在公立中學要施行宗教教育的困難。

  其次,比較各國現行法制與實行狀況,則台灣的情形和日本、韓國、美國都各自有類似和相異的地方。總的來看,這四個國家都不允許在公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但對於宗教活動則有寬嚴不同的情形。日本和韓國的公立學校都沒有宗教活動,美國自八○年代中開始,可以在由學生主導下舉辦活動。在台灣近年來並無具體規範加以限制,在學校週會時間等請宗教人士演講,1995年又有許多中學協助舉行佛教會考。在寒暑假則也有學校或教育行政單位與宗教團體合作舉辦活動。大致上在日本和韓國可以說是規定公立中學不可以有宗教活動,實際上學校也都遵守。根據我們收集到的美國一百所學校的資料,所有公立學校都沒有宗教活動。在台灣則有近三成有宗教活動,而有四成多國中參加了佛教會考。顯然日、韓、美三國各有其政教背景,使得公立中學沒有任何宗教活動。但在台灣,規定並不明確,就依校長或校方的安排,進行了一些宗教活動,特別是演講。

表二 各國對施行宗教教育的法律規定

 日本韓國美國台灣
對公私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有無法律明文規定有無之間
允許私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時有無限制
私立學校使用之宗教課本是否由政府審查
私立學校的宗教教育內容為宗教或倫理不定宗教不知倫理
關於中學教育在宗教上有無爭議極少極少極少
宗教活動使用公立學校設備不可不可可*不一定
私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的積極性很強不可

由於德國施行宗教教育為必修的制度,而新加坡試行宗教教育宣告失敗,未列入本表之比較分析。

*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機會均等法案後,才允許在學生自主的前提下,於非教學時段使用學校設備。

六、結論

  在世俗化的潮流下,我們所實際研究的六個國家,再加上從文獻上探討的英法兩國,大體上都不在公立學校施行宗教教育或在施行中遇到困難。這個現象顯示了涂爾幹所指稱的以世俗的學校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的重要轉變。對有長期宗教傳統主導教育的國家,如英、法、美、德等國,宗教團體在宗教自由的前提下逐漸退出公立學校教育,日、韓、新加坡和台灣則在現代世俗政權主政下都在制度上就排除了公立中學的宗教課程。不過,在各國都有一些虔誠的宗教團體試圖把宗教帶進公立學校,同時保守的政權也都傾向引進宗教以改善工作倫理和社會風氣,所以到了廿世紀末仍有重新將宗教納入公立教育體系之議,只是這種力量還未主導未來的教育發展方向。在這個主要發展情勢下,台灣的宗教多元的狀況增加施行宗教教育的困難程度,但由於政府高層認定治安惡化社會風氣敗壞,認為宗教均是勸人為善,同時主政者又不能掌握政教分離的原則,教育與行政部門就試圖引進宗教力量。

  在1980年代,新加坡和台灣政府先後試圖引進宗教力量來改善社會風氣乃至重建社會價值,英國柴契爾政權也在八○年代末期企圖藉宗教教育的改革提升民眾的工作倫理,在美國的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中,基督教保守勢力影響力愈來愈大,也在於教會人士標榜傳統價值振興的必要。在這些國家裡,部分政治力量,有時更是主政的政權試圖援引宗教力量來改造社會,至今雖都不成功,但其持續性的影響仍在。這就顯示了世俗性教育在道德和倫理的教化上面臨了一些問題和困境。在台灣,更由於道德倫理教育長期受威權教條化的影響,又無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進行有效的改革(羊憶蓉 1993;瞿海源 1996),當社會治安或社會風氣出了問題,當政者就直覺地要求救於宗教力量的介入。在台、新、日、韓等東方國家,由於先仿行了西方現代政教分離的制度,多半先在制度上就把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教育體系之外,到面臨政府界定社會道德以及治安危機時,就來援引宗教力量。其間,日本由於二次大戰時動員宗教情緒而受害極深,乃斷絕了以宗教力量改善社會的企圖,但近年來對倫理道德教育與宗教素養間關聯的探討已漸受注意,尤其是奧姆真理教事件之後,不過至今尚未有將宗教教育引進公立教育系統的政策。

  各國有關宗教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在受普遍的世俗化潮流影響時,也和各國的宗教情勢,亦即民眾宗教信仰組成和各宗教在該國的歷史有密切關係。德國由於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兩大宗教佔了人口九成以上,各邦又有相當自主的權利,在此次研究的國家當中是最利於施行宗教教育的。英國的情勢則接近德國,但條件比德國差,因新教教派較多。相對的,台、新、韓、日都是多宗教的國家,就對宗教教育的施行相當不利。美國主要的宗教還是基督宗教,但猶太教人數雖少勢力卻大,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二十世紀前又在學校教育上有很大的衝突,再加上有不少特殊的宗教教派堅持自己的教義到無法妥協的地步,在公立學校禁止任何宗教教育和公開的宗教活動就成了根本而必要的政策,以減少衝突,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在將宗教教育引進正式教育體系而強調宗教教育的道德倫理意涵時,其實就涉及到社會道德和倫理規範建構的問題,甚至也可以說這是在探討社會秩序形成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社會學該探討而又長期被疏忽的。涂爾幹在「道德教育」一書中(Durkheim,1973〈1925〉),試圖為現代學校建立一套新的世俗的道德教育架構。他認為現代學校是道德教育的主要代理者,而且宗教不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因為整個現代社會已經比較少依靠宗教做為社會控制的工具,在教育上也是如此。涂爾幹認為社會學基本上就是處理「道德事實」的科學,是為現代人提供新的倫理的一種科學,其基礎應是理性而非啟示。他相信這個科學會取代十九世紀末瀕臨崩潰的道德標準,而新的道德價值來源乃是在社會分工,由於分工會帶來具體的道德要求,而非一般的對人的抽象概念。涂爾幹這樣的主張其實和其機械連帶和有機連帶的理論區分有密切關聯。因為高度相似性和共同意識乃是機械連帶的基礎,而這個基礎在現代社會裡已日漸薄弱。現代社會乃是有機連帶運作為主的社會,因而提升了個人主義,相對的,宗教就衰落了。因為宗教乃是歷史的集體意識的表現。當時的道德危機是新的社會結構與相似性為基礎的連帶漸行漸遠,共同意識被摧毀而新的倫理基礎卻還沒有建構起來。以了解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科學就可預測道德趨勢的方向。總而言之,涂爾幹主張現代社會道德的重新建立,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扮演了主要的角色(Elias 1989) 。

  基於此,即社會學可以建構有關社會制度及個人在社會中角色的理論,可取代以往以宗教為基礎的道德教育,涂爾幹認為道德教育有三個基本要素,即紀律、參與社會團體、與自主或自我確定。涂爾幹相信學校有潛力可以將紀律和良好的習慣加諸於屬於團體的個人身上。涂爾幹將紀律界定為約制個人衝動和履行個人道德責任的能力。如何約制、履行何種道德則是學校要設定的,學校的設定則是根據社會發展中社會分工的需要。這種紀律學習和訓練的過程乃是在團體中進行。因為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存的,其實這也正是社會分工的起源,同時團體中的個人因與其他人共享生活資源,就有比較大的道德能量。道德教育最後必須要培養出自由意志,造就理性的道德以及真正的自主性。也就是以科學將自我從自然力的約束中釋放出來,接受而非受制於自然。

  現代教育,在自由主義價值中立的影響下,在道德倫理上的教育被指稱因強調價值中立而有所缺失。但是現代正式教育體系確實也是傳布社會價值觀念的重要的制度和場所(Dreeben 1967; Bellah 1993, 瞿海源 1989),甚至晚近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又嘗試建構公民美德的理論,強調在學校必須教導若干普同性的價值(Galston 1991)。總而言之,現代教育體系在道德倫理以及公民教育上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試圖引進宗教教育來解決正式教育體制內道德倫理教育問題是違反政教分離原則,要在制度上做妥善的安排極其困難,而在實際教育政策的規畫和執行上,從英、法、德、美、新、台、日、韓等國狀況而論,也多沒有實效而又面臨許多問題。最後,在研究幾個國家的宗教教育後,讓我們更清楚地覺察到學校社會化和現代社會的關係,社會學者必須再重新了解現代學校正式教育在價值傳輸和教育社會化過程中的實際現象,並進而再探討這個過程和現象對現代社會的秩序與規範的影響。

誌謝:參與這個教育部委託之「宗教教育國際比較與政策研究」計畫的有李亦園教授、古正美教授、顧忠華教授、韓相敦博士和黃智慧女士。他們的投入和貢獻使這個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特在此敬表謝意。本文各國部分之論述引自他們所撰寫的各國研究報告,亦特在此說明。計畫研究助理劉純仁先生工作甚力,且負責美國方面有關法案之研究,對整個研究計畫貢獻很大,一併在此致謝。這個名為「宗教教育國際比較及政策研究」計畫是由教育部委託,於1993至1995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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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一期(1997年12月)目錄

〔都市生活壓力的公私特質〕(傅仰止)〔宗教教育國際比較分析〕(瞿海源)
〔國家與醫療專業權力〕(林國明)〔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吳乃德)
〔族群資源做為社會資本〕(曾嬿芬)〔大型製造廠商的階層流動〕(蔡勇美)